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①无疑是一座丰碑。该书是为外国人了解汉语语法而写。在汉语语法学与汉语二语教学研究两方面，该书都有极高的成就。该书提出：汉语的主语即话题；主语和谓语所使用的句法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具有相似性，等等。该书还揭示了许多汉语的细致区别和细微特点。这些在当时都是首创，并促使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或教师很难再坚持以往的语法陈说。
赵先生此书(以下使用“赵书”表示)至少有两大创新：“话题”论述与“零句”论述。二者又互为各自论述的重要内容。前者，明确阐明汉语在语义上主语就是“话题”，谓语则是“说明”。②后者，引进“零句”(minor sentence ③)则是该书另一吸引人之处。汉语口语中大都使用非主谓形式的词语作为句子，而且主语也常常使用谓词性词语，主谓之间又常常不采取英语那样的命题关系。这使得单句与复句常常混淆难分。这些都是外国人非常困扰的问题。大概为了这个缘故，赵先生才决定引进“零句”，并建立相关的理论，以此希望打通单复句，让非汉语母语的学生能够更容易理解汉语。其出发点与创思都值得钦佩。
“零句”并非赵元任首创，最早是由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887—1949)在其《语言论》(Language，1933)里创设。布氏在该书中指出，也许所有的句子都可以区分为full sentence(整句)①和minor sentence(零句)。②布氏此理论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③后者显然接受了布氏的这一对术语，并根据汉语特点进行界定与发挥。
赵先生关于零句的论述可以提取出如下6个主要之点(本文尽可能采用赵书原有用例，并以加括号数字表示该语句在赵书吕译本中的页码)：
1. “句子可以从结构上分为整句和零句。”(41页)“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41页)“大多数零句是动词性词语或名词性词语。叹词是最地道的零句。”(42页)
2. “零句是根本。”(51页)“一个整句是一个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 ④(51页)
3. “别的介词短语。一般认为副词性短语的，也是广义的主语。”(52页)“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69页)“一个整句的两个成分的可能形式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56页)
4. “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较比合适。” ⑤ (45页)
5. “主语、谓语作为一问一答”⑥ (50页)；“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质”⑦。(50页)
6. “整句是最小复杂句。”(51页)“我们主张把从属小句当作主语，把主要小句当作谓语。”(66页)
引进零句概念，显然是对传统汉语语法学的一次挑战，对传统语法学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零句是用来解释汉语主语和谓语纠葛，以及打通单句与复句的一个假说中的关键项，对汉语语法的再思考与再理解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赵先生的“零句”论述又留有多处不明之点，不免让人生疑。这些问题不但涉及语法学，而且也牵涉到汉语二语教学，不得不讨论一下。
一 质疑之一：整句的构成 (一) Minor sentence的合理性赵元任先生写道：“句子可以从结构上分为整句和零句。整句有主语、谓语两部分，是连续话语中最常见的句型。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它最常见于对话以及说话和行动参杂的场合。大多数零句是动词性词语或名词性词语。叹词是最地道的零句。”(41—42页)
汉语的句子当然可以分成两个相互对待又互补的类别，比如：从结构上分成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或者分成双部句和单部句①。无论是主谓句或双部句，其实都等于赵先生的“整句”(full sentence)。而非主谓句或单部句就相当于赵先生的“零句”。Minor原意为小型、幼小，因此将单部句、非主谓句起个名字叫minor sentence，无可厚非。非主谓句中的无主句可能只相当于“零句”中有谓语而缺少主语的一类。另外还有一类是说不清缺主语，还是缺谓语的，例如叹词句：“嗨！”“哈哈！”“噢哟！”又如称呼句：“孩子他爸！”“老张！”还有体词性成分担任主体的独词句和提问句：“火！”“飞机！”和“你妈呢？”“帽子呢？”它们是非主谓句中的另一类，同样也是零句里的另一类。当然，赵先生将单部句命名为“零句”，与“整句”相对，显然别有深意，并非仅仅名称的更换。
虽然这两种句子的分类是继承自布龙菲尔德，但已经由赵元任在汉语口水里咀嚼过，进行适合汉语的变化，有了区别。布氏指出：
也许所有的语言都区分两个大的句子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完整句 (full sentences)和小型句 (minor sentence)。两者的区别在于语法单位的选择：某些形式是惯用的句子形式 (favorite sentence-forms)②；当一个惯用的句子形式用来作为一个句子时，这就是个完整句，而当任何其他的形式用来作为句子时，这就是小型句。(布龙菲尔德，2009：234)
英语里有两种惯用的句子形式。一种是由施事 — 动作 (actor-action)短语组成的，这种短语的构造就是施事—动作结构：John ran away. Who ran away? Did John run away?另一种是由命令式(command)组成的——即一个不定式动词带有或者不带有修饰语：Come！(来！)，Be good！(乖点！)(同上，234页)
布氏的无主语命令式整句，在赵书里已经归为零句。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布氏将favorite(惯用、常规、最喜爱)作为衡量的标准，掺入了主观量，而赵先生则完全从结构形式考虑，更具客观性，也更简洁。因此，赵书的分类也更容易把握。
(二) 零句是句子的一种吗？既然零句是句子的一种，那么除了结构上有所不同外，其他都应符合“句子”的条件。赵书的界定是：“句子是两头被停顿限定的一截话语。这种停顿应理解为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③“一个句子是一个自由形式。如果一个可能成为句子的形式跟另外一个形式连结起来，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它不再是一个句子，而那个更大的形式可能成为一个句子。”(41页)
赵书对句子的定义有两个要点：之一是两头有停顿；之二是自由形式，即可以独立或自由运用。这是结构主义的定义，从口语的形式与可操作性去确定，而且完全排除掉意义上的界定。但“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一语显示，作者还是开了一个意义或心理的后门。无论如何，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提高了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口语句子特征里还应该有作为句子的语调，而且也“应理解为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41页)。然而，我们却没有在句子界定里看到语调。该书说的是口语语法，口语里不仅仅是停顿。伴随停顿的还有疑问句语调，惊叹句语调，甚至直陈句也有语调。为什么不提？因此，这个定义又是很奇怪的，也是不符合“口语”的。
不过，赵书在举例里却又清楚地显示了零句具有终句语调。例如：
动词语做陈述句/叙述句：“对！行。有。”“有人，讨厌！气人！”(42页)
动词语做命令句/命令式：“来！走吧！请坐！”“不准抽烟！”(42页)
动词语做问话和答话：“怎么了？为什么呐？”“是谁啊？是我。”(42页)
名词语做谓语：向人介绍时说：“李先生。”“张天才。”“水！”“火车！”(43—44页)
带修饰语的名词谓语句：“毒药！”“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丁译本37页)
用所要物的名字做命令式：“豆腐脑儿！”“茶！”“车子！”“两张大人，一张小孩儿。”(44页)
呼语/呼唤语：“妈！大哥！老王啊！”(44页)
叹词/感叹句：“喂！”“欸。”“嗯。”“嗄？”(368—369页)
上面这些零句的终句语调都是必需而明显的。
很奇怪，明明零句都有终句语调，可是赵先生就是不说零句也有终句语调。显然，这是有意识地不提。我们猜想此处赵先生应有纠结，或者有故意的疏漏，或者受布氏的影响而致。这样的处理可能导致内部出现如下几个部分之间不和谐：
① 在赵书2.1和2.2宣布句子分成整句和零句，都属于sentence，却有意识只提两头有停顿而不提终句语调。
② 在举例中明显显示作为句子的整句与零句都具有终句语调。在论及“复合句还是几个句子”(62页)时，更是将“语调和停顿”(62页)作为第一个条件，说“停顿和语调这个因素最重要”(62页)。在谈到“复杂句”时，也多处提及作为判别条件的“停顿和停顿助词”(66页)以及“终句的语调”(67页)。可见“停顿与语调”确实是句子判别的首要条件。但文字说明又不提零句也有终句语调。事实与界定之间有明显矛盾。
③ 赵书零句2.2.6节举例里还有书面的标题/标符(labels)①，如“红楼梦”“××大街”“单行路”“苏州”“ GF9F1 ”“當” (44页)，以及用于提示的名词零句，如“问：……”“答：……”“第一条：……” (44页)。这些显然都不是口语，而是书面现象，应该排除在口语语法之外。但它们如果由口头表达出来，也应该是有特定语调的。
④ 说到零句参与整句构成时，说“两个零句相连，不一定构成一个整句。如果每句都有整句语调，那就是两个句子”。(61页)这就是说“两个零句相连”“构成一个整句”时，零句是没有终句语调的。那么，零句就等于一个扩大了的非主谓短语/词组。②
⑤ 如果保留整句的终句语调，而零句不具有语调，将使得构成sentence的整句和零句两个类别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据上所述可见，赵书中前后处理、阐述的矛盾与不和谐是明显的。显然并非零句论述的幸事。而布龙菲尔德在说到sentence或full sentence与minor sentence的构成时都只使用由linguistic form(语言形式)或sentence-form(句子形式)构成它们的表达方式①，显得非常谨慎。加上一个“形式”就保持论述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与无矛盾性，的确很值得，避免了逻辑上的不协调。
(三) 两个零句如何能构成一个整句？赵先生说：“整句”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51页)。汉语“由这种零句组成整句，这就使得整句中的主语和谓语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这一现象成为完全可以理解了”。(51页)
既然句子已经区分为整句和零句两种，可是又说两个零句构成一个整句，那么后面这个断言就有逻辑问题。就好比说：
人可以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两种。成年人是由两个未成年人构成的。
A在结构上可以分为B、C两种单位。B单位又是由两个C构成。
以上这些比喻，我们都会觉得荒唐，因为同层次分出的不同单位是互斥的，不能互相构成对方。
那么赵先生的叙述为什么不觉得无理呢？显然，我们自己在理解赵先生的“零句”时已经偷换了概念。在“句子分成整句和零句两种”时，“零句”是句子的一种。在进入“整句由两个零句组成”时，我们都不自觉地将“零句”换成了“缺乏主语或谓语的一种词或组合”，也就是作为“零句形式”或“包括单词在内的非主谓短语”来理解了。这当然是偷换概念。赵书在论述和使用“零句”时，的确发生了疏忽，前后似乎脱节，因此导致逻辑上有此问题。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里是这样处理的：
When a linguistic form occurs as part of a larger form，it is said to be in included position; otherwise it is said to be in absolute position and to constitute a sentence.(当一个语言形式作为一个较大的形式的一部分出现时，我们就说它是处于内部位置; 否则就说它是处于绝对位置，自成一个句子。)
他用“内部位置”(included position)与“绝对位置”(absolute position)来区分，只有在绝对位置上才能称之为“句子”(sentence)。而在内部位置上仍然只是个“语言形式”而已。两相比较，显然布氏的处理更为合理。这是一个必要的自我限制。由于赵书没有将语调作为独立句子(即绝对位置)的必要因素，因此可能导致赵书容许“由这种零句组成整句”这样的处理。
(四) 整句是否由两个零句构成？我们暂且将前面第3小节中概念问题搁置一旁，而假设整句是由两个零句构成，那么赵书提供的事实又会如何证实该假设？
设：缺主语的零句=VP零句(暂以Vp表示)；缺谓语的零句=NP零句(暂以Np表示)。
按零句理论，这两种零句应该可以组合成下面四种整句：
① Np-Vp：这件事早发表了。(45页) 这儿的人太多。(49页)
② Vp-Np：不下雨已经三个月了。(57页) 不死一百岁了。(57页)
③ Np-Np：这个人好人。(54页) 今儿初一。(55页)
④ Vp-Vp：吃饭得使筷子。(51页) 买票请排队。(51页)
然而，实际上赵书出现的整句，远远超出零句论述，其中出现的构成整句的组合件还有SP(主谓结构)和PP(介宾结构)，因此至少还有如下五个类型：
⑤ SP-Vp：猫比狗凶是会的。(53页) 他不来也成。(53页)
第⑤类里甚至包括歇后语。赵书写作SP-P：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63页)
⑥ Np-SP：电影儿我看报了。(57页) 晚报老三拿去了。(61页)
⑦ PP-Vp：由主席召集会议。(52页) 被这几文钱把这小人瞒过。(52页)
⑧ PP-SP：为了这事情我真发愁。(53页) 在一年里我只病了一次。(53页)
⑨ SP-SP：他一定要去的话，我也没法儿拦阻他。(65页)
⑤ 至⑨都是超出赵书关于“整句由两个零句组成”的规定。SP不是零句，而是“整句”的形式。PP(介宾短语)也很难说是零句，因为一般不可能单独成句，而且赵书在零句举例中也不见其身影。因此，不得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赵书后面的内容似乎推翻了前面关于“整句”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 (51页)界定。这让人无所适从，到底应该遵循开头的界定，还是依照后面的实际举例。至少应该说，开头的界定并不周严，或零句的说明不完全，不能涵盖整句的构成。但愿这是无意的疏漏。
二 质疑之二：整句的形式特征 (一) 主语后停顿或带语气词的可能赵先生认为，“整句的形式特征”是“整句有主语、谓语两部分，中间用停顿、可能的停顿、或四个停顿助词之一(啊、呐、嚜、吧)隔开”。(44页)主谓之间常常可以停顿或带句中语气词，这是个或然判断，完全符合事实。如果说停顿或带句中语气词是整句的“ 形式特征 ” (44页)，那就是把或然判断改换为必然判断，就必须以事实来检验。
首先，看看周遍性主语句，例如(“ 
(1) 谁
→B.*[谁(啊)？都认识他？]
(2) 哪儿
→B.*[哪儿(呢)？都得你去收拾？]
(3) 什么虫子
→B.什么虫子(么)？他也敢吃？
这些周遍性主语后面的时间空隙很小，必须紧跟谓语，很难让这些周遍性成分再带上“+语气词+停顿”。如果要让这些主语带上“+语气词+停顿”(即例中的A改变)，前段就立即变异为“问”句，再也不可能表示“周遍性”，而且要让后段仍维持原来的叙述句语调，那整个语段就成为不合格。
如果要让后段改成问句语调，即如B改变，则全语段有可能仍然不合格，也可能合格(如例3→B)，但无论何种，再也不是周遍性叙述句。
其次，疑问词主语的疑问句，例如：
(4) 谁
→B.*[谁(呀)？去上海。]
(5) 什么事儿
→B.*[什么事儿(呢)？难住他了。]
(6) 哪条道儿
→B.哪条道儿(呢)？[哦，那条道儿]他不能走。
疑问词担任主语的疑问句，也不能带“+语气词+停顿”。因为疑问词一旦停顿，便必须带上疑问语气或疑问语调，于是会立即转化为单词疑问句，不再是整句中的主语，原来的整句就被分裂为两个句子，而且后面的谓语部分作为疑问句也无法与前句组成合格话语。此即如例中的A项改变。
如果后段放弃疑问句语调，前后两段可能仍然不能成立(如例4、5的A)，当然偶尔也可能成为合格话语，如例6的B项，但却已非原来的疑问句，也不能认为是例6的异体形式。
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这样的句子不具有赵书所提出的整句“形式特征”。该整句“形式特征”不具有普遍性。于是，唯一可能的只能是下面的二选一：
选择项一，否定“停顿或语气词作为整句形式特征”这一全称断言。
选择项二，怀疑“整句由两个零句构成”这一设定。
(二) 主谓作为一问一答？1.一问一答形成整句吗？赵先生认为：“[2.6.2]主语作为问，谓语作为答。上面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来源于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质。”(50页)①
赵先生为了论证这个判断，设想了一个发展过程：
“问和答的熔合的三阶段：(1)两人对话。(2)自问自答。(3)把问答合成一个整句，中间没有停顿。
“(1)饭啊？还没有呐。 饭呐？都吃完了。
“(2)饭啊，还没有呐。 饭呐，都吃完了。
“(3)饭 还没有呐。 饭 都吃完了。”(50页)
到第(3)阶段，就消除了停顿或语气词，合成一个典型的整句。这是个完美的演化设计。但是，主语或话题难道就是这样产生或演化的吗？人类或汉人祖先开始使用语言时，难道都是一问一答的吗？每次的问话也都是一个体词吗？
然而，“饭啊？”或“饭呐？”在今天看来，却像是一种“逆演化”，是一种缩简后的版本，原话应该是：“饭在哪儿啊？”或“饭在哪儿呐？”之后才有以“饭啊/饭呐？”来替代完整的问话。
如今以“饭啊？”或“饭呐？”作为人类或汉人句子的开始，无论对于汉语话题—说明体系还是对于主动宾体系，这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想？这种愿望或推想缺乏符合历史事实的根据。
至于非体词性主语又怎么样呢？下面选用赵书标为整句的例子再来考察一下：
(7) A.慢不碍事。(52页) ?←/→B.慢吗？不碍事。
(8) A.站着不动很难。(51页) ?←/→B.站着不动吗？很难。
(9) A.他不来也成。(53页) ?←/→B.他不来吗？也成。
谓词性主语的7、8、9三例整句A经过主语改成问句B，整段话语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却无法证明整句A是由这一问一答的B构成的。如何将这个不同主语演化为一个新主语，是个问题。人们会问，为什么不是一次成型呢？即根本没有这个过渡阶段，直接将前一片段作为话题，从而形成一个句子。因此逆过程我们存疑(打问号“?”表示)。我们再看赵书里认为非体词性主语的另外三例：
(10) A.太快会弄错了的。(52页) *←/→B.*[太快吗？会弄错了的。]
(11) A.他信了你这话才怪呐！(53页) *←/→B.*[他信了你这话吗？才怪呐！]
(12) A.他死了我真难受。(64页) *←/→B.*[他死了吗？我真难受。]
这三句A改成一问一答后，右栏B的前后两个短句的主语似乎都不同，而且明显别扭，不通顺。人们不会这么说话。这说明左栏A句根本不可能成为右栏的B话语。既然如此，右栏B不成立，当然也就不可能逆发展出左栏A句。因此，答案只能是：整句并非由一问一答而来。
赵书中认为还可以由“介词引进动作者主语”(52页)，那情况又是如何：
(13) A.由主席召集会议。(52页) ?←/→B.*由主席呢？召集会议。
(14) A.连我都不知道。(52页) ?←/→B.*连我呢？都不知道。
(15) A.归各人自己料理。(52页) ?←/→B.*归各人吗？自己料理。
右侧B的三例完全不能成立，因此A根本不可能由B而来。赵书中其他的几例也同样如此。这不得不让人产生两个怀疑：
其一，介宾短语根本就不是主语。
其二，即使介宾短语可以做主语，那么整句也并非由一问一答而来。
据上所述，可以认为：所有整句与一问一答的相关现象，只是源于主语的话题性，是先有左侧整句A，后才可能有右侧B的一问一答，而且只是部分有此可能。
2.句中主语停顿段语调的音高。赵先生在2.12“复杂句”一节里说：
“主语、问话、条件小句这三种句式互相接近，可以从它们的后边可以有相同的停顿或停顿助词这一点得到证明。英语里老式的条件句用倒装词序也是一个旁证：
“Should it rain tomorrow(/，/~/？/)that would be too bad.
“这里的语调究竟是/，/还是/？/，实际语音上辨别不出。”(68页)
赵书为什么不直接验证汉语在这里的语调，而是只谈英语的语调？是否有暗指汉语也是如此？不得而知。这让人不知如何讨论。是否因为没有把握才旁引英语之例，借力而为，也不好确认。在此情况下，还是应该搁置英语，不去旁生枝节。回到汉语，才是合理而稳妥之途。汉语中主语停顿时的语调是/，/还是/？/，作为母语者，我们有充分的把握。
1) 物理音高。“这里的语调”难道真的“辨别不出”吗？难道就可以无须再计较语调，一律将此处的主语视为“问”吗？由于语调不是字调，很难精确标出其五度音高，因此只能暂以小字“[高/中/低]”表示其大概的高低印象。下面是赵书中几组对比例由我们标出大致音高后的情况：
(16) 这个人啊[低/中]，一定是个好人。(50页)
对比：他是哪儿的人啊[高]？(50页)
(17) 他自己的小孩呐[低/中]，也不大听他的话。(50页)
对比：小孩儿都上哪儿去了呐[高]？(50页)
(18) 他细致的意思嚜[mə] [低/中]，已经打消了。(50页)
对比：你知道他要辞职了吗[ma] [高]？(50页)
(19) 丈夫吧[低]，找不着事儿；孩子们吧[低]，又不肯念书。(50页)
对比：我们问问她的丈夫吧[中]？(50页)
“啊、呐/呢、嚜/么/吗；吧”在北京话里都是弱短调，既可以用于句中停顿，也可以用于疑问。首先，根据音高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前三个表疑问时是真疑问，音高相对高，是一类。“吧”其实是疑信之间并倾向于信，并非真疑问，音高相对低，是另一类。
其次，语气词调值的变化有可能会延伸并体现在紧接着的后续首字上。后续首字受语气词语调的影响，会留下痕迹。如果前一字不够清楚，再看后续字，并可以比较清楚地区别出不同类型。请对比下面的a与b例：
(20a) 人走了，心呢[低]， 也 [中]走了。
(20b) 人走了，心呢[高]？ 也 [高]走了。
(21a) 老夏嚜[低] /老张嚜[低]， 去 [中]北京了。
(21b) 老夏吗[高] /老张吗[高]? 去 [高]北京了。
(22a) 老夏[中] /老张[中] (，) 去 [中]北京了。
(22b) 老夏[高] /老张[高]？ 去 [高]北京了。
只有“吧”的情况略有些麻烦。“吧”是倾向于“信”更多些的半信半疑，而且是低平或低降调，完全不像一般疑问句或“吗、呢”那样有升高语调的特征。因此与句中停顿的“吧”的确较难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其后续语的首字就是唯一的鉴别点了。请看：
(23a) 老夏吧[低] /老张吧[低] 去 [中]北京了。
(23b) 老夏吧[中] /老张吧[中]? 去 [高]北京了。
2) 心理感受。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绝对不能将之完全等同于物理现象。输出的时候一定融入了不同心理意图。a类仅仅是语气的句中停顿，等待下文继续陈述。b类是提出问题(“吧”仅存待确认的少许疑问)，期待下文回答(“吧”期待进一步确认)。a类是同一个整句里的两个片段。B类则分属两个句子(可以是自问自答的两个句子，也可以是不同交谈者的对话)。对话信息的确认还依靠语境(包括对话的上下文以及场景)，仅看当前物理的语音形式是不够的。把心理感受或心理意图排除在外，则是对人文主义的排斥，应不可取。
3) 汉字表征。汉字是一种强调表意的文字。不同含义的同音音节，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或历史渊源中断，大都会采取不同的汉字形式去表达。汉字是人们对语音异同、语义异同以及心理感受三位一体的表征。如果其中所用文字有明显的使用分野，那么可以从旁佐证义素或语素的不同，而不能笼统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在以上四个a、nə、mə、ba表语气音节里，至少有一个是有明显区分的：这就是mə，表疑问时现在都只用“吗”，曾经有时可以用“么”。但作为句中停顿，绝对不能用“吗”，一般多用“嚜、嘛”，偶尔用“么”。至于nə，现在也越来越出现一种倾向，即停顿和疑问都可以使用“呢”，但“呐”越来越不用于疑问。因此，我们既不要被文字形式瞒骗，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文字所显示的心理感受。
(三) 既是问话又是话题？赵先生认为：“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45—48页)还说：“但是汉语句子的主语的作用只是引进话题，动作者无须出现，除非防止产生歧义。”(45—48页)同时，赵先生又说：“主语、谓语作为一问一答”(50页)，“主语的本质是问话，而谓语是答话”(丁译本，45页)。
这就让人感到为难了。汉语的主语—谓语是“话题—说明”，原本就是赵先生最早的发现。这个观点至今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话题—说明”又是赵书零句论述的核心，也是赵书对布氏《语言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与发展。要理解赵书的零句论述，就必须将“话题—说明”置于核心位置。但如今提出整句是“一问一答”的说法，在逻辑上显然与“话题—说明”存在矛盾。虽然事物可以是多面体，可以有几种性质，但这几种性质一定是可以相容的，不相互矛盾的。话题与问话显然是矛盾的，无法相容的：
矛盾1：话题—说明是一个单句内的两个成分，而问话和答话二者都有成句的语调，它们是两个单句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两种性质无法相容。例如(例24—29中词语的下加线系笔者所加)：
(24) 这花儿得浇水了。(46页)
无论从语音形式到语义理解，我们都无法证明上例中“这花儿”，既是“问”又是话题。
矛盾2：话题是具有“有定性”的指称对象，而问话是疑问性的陈述。指称与陈述是一对对立的范畴，一个成分在同一场合既是指称又是陈述，是不可能的。疑问性又是对事物的不确定，因此一个成分既是“有定性”又是疑问性，也是无法同时并存的。例如：
(25) 哪些药可以吃？(“哪些药”：疑问性，不确定性)
(26) 这种药可以吃。(“这种药”：有定性)
矛盾3：当整句是疑问句时，按照问答去分解主语和谓语，得到的只能是个无法成立的话语。由此证明，一问一答的解释也是不适合于疑问句的。例如：
(27) 谁会修理电脑？ →*[a问：谁？——b答：会修理电脑？]
(28) 这种电脑怎么修理？ →*[a问：这种电脑(吗)？——b答：怎么修理？]
(29) 这儿是哪儿？(52) →*[a问：这儿(吗)？——b答：是哪儿？]
如果一个说法在逻辑上或内部不能自洽，那么这个说法就有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无法同意赵书中关于“主语、谓语是一问一答”的阐述。
三 质疑之三：主语即复杂句的从句 (一) 关于所有的从句也是主语赵先生认为：“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无论是S-P主语，或是S-P主语修饰一个名词，或者一个由‘在、当’加S-P主语组成的动词性词语。”(69页)
赵书中列出了许多复杂句的关联词语。例如：
让步关系：“虽然……可是(~但是)”，“固然……但是(~可是)”(69页)；
原因、理由与结果关系：“因为……所以”，“既然……就”(69页)；
条件与结果关系：“要是，假如，若是，倘若，假若，假使，倘使，设若”(69页)。
还有一些以时间作为条件的复句，往往可以没有关联词语，例如：
(30) 我吃完了你吃。(69页)
(31) 票还没买你不能上船。(69页)
列出以上这一切后，最终的目的却是否定它们的复杂句地位，将它们归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于是也就出现了下面两个疑点：
疑点之一：主语扩展的依据。赵书中将主语的外延大大扩展，不但动词语可以是主语，连介宾短语也可以是主语。为什么它们也是主语，赵先生提出四项理由：①从句与主语一样，“出现在句子的头上”；②后面也有“相同的停顿或停顿助词”；③ “从属连词总是能够搁在主语之后，修饰动词”；④单句与复句“逐渐混同”。(以上所引均出自66页)在我们看来，只有第三项还有些道理，其他三项都过于勉强。赵先生将连词视作副词，这又涉及副词与连词的分界。赵书的例句是：
(32) 虽然我想发财，可是你不让我。(66页)
(33) 我虽然想发财，可是不敢冒险。(66页)
副词里也有关联性副词，而连词里有的也有修饰性。这应该是大家都同意的，但二者毕竟还有典型性的区别。这区别就在于连词所在语段一般是不能离开另一个关联语段而独立的；而副词是“只能充任状语的词”①，关联性副词所在语段可以独立存在。
(34) *虽然我想发财。
(35) *我虽然想发财。
尽管“虽然”可以移动到主语后，但依然不能离开主句单独成立。请对比下二例：
(36) (下大雨了，)我就不去了。
(37) 我就答应他，也不管事。
例36的“就”是连词，表示与某一条件出现(如“下大雨”)相关联。“下大雨”的句子完全可以不出现。例37的“就”是连词，相当于“即使”，不能离开后段“也不管事”。根据这一典型性区别，赵书中所列的从句项关联词语虽然也有修饰作用，但仍属“连词”，而非副词或其他。
赵书又写道：“条件小句可以当成主语，只要在后边加上‘的话’。”(68页)举例是：
(38) 要是不肯的话，那就算了。(68页)
然而，“要是不肯的话”或“不肯的话”仍然不能单独成句。因为“的话”的“话”并非中心语的名词(“的话”实质是连词)，因此，“……的话”也当不了主语或话题。
疑点之二：逻辑上的论证。
赵先生先以复杂句来求单句，得出了“单句=复杂句”的结论：“一个整句是一个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51页)“一般所谓单句，实际是复杂句(主语谓语各为零句)，是起码的复杂句。”(61页)
然后又以单句的主语来求复杂句，得出了“复杂句=单句”的结论：复杂句的从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69页)，复杂句的两个分句不过就是主语和谓语，“我们主张把从属小句当作主语，把主要小句当作谓语”。(66页)
最后得出二者是同一系统的结论。在此求证过程中，让人觉得论证结论(单句=复杂句)先于论证前提(复杂句=单句)，而论证前提就是论证结论，使得该过程有循环论证的嫌疑。
我们猜想，赵先生在这个循环中可能依据的是“话题”。“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较比合适”(45页)，“汉语句子的主语的作用只是引进话题”(52页)。而复杂句的“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也就是话题，于是复杂句的主句就成为“说明”。这样一来，也就可以得出“单句即复杂句，复杂句也即单句”的循环。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对“话题”的识别。赵书并未提供话题的识别标准与测试手段。由于缺乏测试，因此对“话题”的确认，显得过于草率，才不幸导致论证陷入循环圈。
因此，认为所有从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显然欠妥，无法让人信服。
(二) 从句主语说的犹豫赵书在进入复杂句部分后，在从句即主语的问题上还是有过犹豫的。请看：
其一，多次注明小句当主语需要加上能形成体词性结构的词语。请看：“条件小句可以当成主语，只要在后边加上‘的话’。”(68页)例如：
(39) “要是不肯的话，那就算了。”(68页)
这意思就是承认加上“的话”时，前段是主语，删去“的话”，成为“要是不肯，那就算了”。那意思是说，前段还是从句。
可见，赵先生将“要是不肯的话，那就算了。”当成整句的时候，心中还是有些犹豫的，不那么理直气壮。如果从句即主语，那么何必再加上“的话”？可惜现在学界主流不将“的话”之“话”视为名词性的中心语。根据就是“的话”总体是轻读的，“的话”二字的语义都已磨损并转移为表示假设的意思，已经负担不起名词性中心语这个责任。《现代汉语八百词》①将“的话”作为表示假设的助词处理，《现代汉语描写语法》②则处理成连词。
又说：“时间小句用‘……的时候’、‘……以前’、‘……以后’做标记。我们前边已经讲过‘……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体词性主语。这同样适用于‘……以前’、‘……以后’。”(68—69页)
还说：“处所小句，通常带‘……的地方’，更像一个带修饰语的名词做主语。”(69页)
如果从句即主语，那么何必说“通常带‘……的地方’，更像一个带修饰语的名词做主语”？这只能说明赵先生在此时此刻对“从句即主语”还是信心不足，说话有些摇摆。这在赵先生下面这段话里还可以见到。
其二，特意强调“主—谓”“问—答”“条件—结果”之间的“接近”。请看：
“主语、问话、条件小句这三种句式互相接近，可以从它们的后边可以有相同的停顿或停顿助词这一点得到证明。”(68页)
不说主语、问话、条件小句这三种成分相同或一样，而说这“三种句式互相接近”，显然发现它们还是不同。“主—谓”不同于“问—答”，也不同于“条件—结果”，不能不留有余地，后退半步。既然句式的整体不同，那怎么还能说整体的前一半是一样的呢？这样一来，“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68页)这些话，就与上面的论断明显产生了距离，也就显得不那么有底气，让人怀疑。
为什么赵先生会这样前后摇摆呢？我们推测，在赵先生心目中还是有个主语典型，也有个复杂句典型的：也即主语是指称性的或体词性的；而复杂句是两个陈述性小句在非主谓关系下组合成的复句。赵先生可能被自己的“一问一答”弄糊涂了，而忘了句法里还有“典型性”管着不同范畴的分野。
另外，也是学术发展还不到时候，当时还没有提出“指称—陈述”的对立范畴，无法用来解释主语与从句的不同。而“指称—陈述”这对范畴只能从非形态语言里才能发现。说白了，就是根据汉语才能发现。而发现并成立这对范畴是经历一个漫长过程的。1961年朱德熙在《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③中反对谓词处于主语宾语位置就进入“名词化/名物化”的说法，开始察觉出主宾语位置上的谓词有“广义的‘事物’”的意味，是属于“哲学上或心理学上的”那种事物。从此开始，经历十余年的沉潜思考，才在1978—1983年间慢慢把“指称—陈述”清晰并完善起来，并将“广义的事物”明确为“指称”④。只有建立了这对范畴，才可能支撑住典型性理论，也才可以让单句和复句的构成有了典型性的确立，即：单句主语的典型性是指称性并具有话题性；复杂句从句的典型性是陈述性，从句一般都是主句的条件，而主要不是有无话题性。至于语篇/句群中的单句，如果有类似“话题性”的语段，那这个语段也只能是陈述性的。
典型性的确立可以使得语法分析正常化，不至于让我们混淆彼此，逻辑失格。而且，典型性蕴含有某种弹性或柔性，并不否认两个类别之间的纠缠与模糊现象，如“介词引进动作者”与主语/话题的纠缠，又如动词语担任主语/话题与条件分句之间的纠缠。
四 零句质疑之外 (一) 零句论述的贡献与意义1) “零句”是一次从汉语出发的试验，开创了摆脱印欧语眼光的道路，有其特殊意义。汉语句子及其主语的特殊现象，让习惯于以西方“动词中心”与“S=NP+VP”分析框架的人纷纷感觉挠头，难以驾驭。“零句”的设计，解释了主语和谓语都各自有较多的构成样式，各自有较大的成句自由度，从而打破了那种认主—谓结构为句子唯一的标准结构的陈见，开启了自主解释汉语句子的道路。
2) “话题”是“零句”论述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更深入学界之心。话题的引入，是一次语法学革命，它合理解释了汉语主谓之间的松散灵活的现实，使人们对汉语前后两部分的异同与配合有更深的感受，进一步撬动了西方传来的“主动宾”传统架构与理论。“话题”一词已经成为解释汉语的一剂良药。
3) “零句”论述扩大了句子的外延。除了叹词与一般问答时出现的非主谓句以外，我们还第一次在句子名下认识了以下的品种：
介绍他人或自己名字的句子，如“[这是]李先生”“张天才”(43页)；
用于提示的名词句，如“问：……”“答：……”“第一条：……”(44页)；
书名、篇名、街名、车站名、商店名等作为“标题”的句子，如“红楼梦”“××大街”“當”(44页)；
用物名作命令句，如“豆腐脑儿！”“两张大人，一张小孩儿”(44页)；
呼语，如“妈！”“大哥！”“修洋伞的！”(44页)。
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句子的认识。
4) “零句”论述是对传统语法理论的一记重拳，同时也打开了后来者继续探索的大门。朱德熙先生的“词组基点”①学说显然就是赵先生“零句”和“话题”论述的修正与延长。该学说消除了赵书零句论述的遗憾，是一次超越。之后，在前辈榜样的影响与启发下，年轻一代提出的“小句本位”等②实际上也是对“零句”论述的修正与延长。零句论述实际上开辟了汉语研究摆脱印欧语眼光的研究新路。
这些都应该是“零句”论述对语言学以及汉语语法学的重大贡献。
(二) 零句论述的再探讨1) 单纯设“零句”为句子的一种，原本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在于将“零句”设置为可以构成主语或谓语，加入了主谓即一问一答，又想一举解决单复句分界之困，成为一种理论论述，承担了过多的功能，那就不免捉襟见肘，隐藏了一些矛盾和疏漏，令论述前后难以照顾。这些现象都是一个新学说刚出来时，前后照应未周的正常现象，可以理解。如果修正这些含有矛盾的内容，将使“零句”论述更为简洁而自洽。此外，赵书中“话题”论述也有疏漏未及之处，但其疏可补。我们应该从历史主义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如果赵先生还有精力修改，相信他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也会做出修正。
2) “零句”论述在国内并未认真探讨过。两岸译者都不置一词，参考过该书的朱德熙也不提“零句”一言，显然他们对此不便表态，或有所保留。赵书在国内出版后，赞颂引用者众，而检讨质疑者几乎为零。这大概是出于信任与崇拜，或碍于作者大名而回避。显然，这都不是科学态度。赵元任先生是一位真学者、真大师，他虚怀若谷，乐于并善于听取不同声音。只要看看该书的许多注解和参考文献就可一目了然。赵先生若地下有知，即使本文的质疑还很不成熟，甚至误解了他的原意，他老人家也一定是欢迎的，也会原谅的。“零句”如今在中国大陆已较少有人提及①，也许正说明一个语法学时代已面临更替。新陈代谢，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在语法学里也正在重现。
3) 从句子结构分类的角度看，“整句/零句”与“双部句/单部句”或“主谓句/非主谓句”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为什么前者可以解决汉语流水句，而后二者没有人认为同样可以解决流水句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加入了其中，影响人们的判断？流水句应该得到更客观的解释。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吕叔湘先生早于赵书，在1964年就提出“汉语句段结构”②。该论述并未遵循布龙菲尔德“整句—零句”的设置，而是另辟蹊径，希望能解决汉语流水句等问题。可惜该研究因社会动荡而中断。同样，朱德熙的词组基点，虽然主要解决单句问题，但也能通往流水句，应该进一步发展。
4) 对汉语句子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探索。“词组基点”说应该不是汉语句子探索的终点，它还应该丰富并发展。合格句子的动态句法机制与心理机制，汉语句子或句号的界限，我们还很不清楚。我们不能以笼统的“实现”或“意合”来打发成句问题。我们的研究不但要继承前人成果，更须根据汉语事实长考反思，走出大大小小的困局。质疑“零句”论述，不但为了清理该论述的不合理处，也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汉语本身，为了探寻未来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