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抗争进入了网络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网络抗争运动；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网络抗争的实践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具体案例分析的基础上①，开始出现基于经验归纳的理论模型的研讨。例如，郑雯等概括了40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后，提出了“传统底层道义型框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和“现代法理型框架”三大抗争文化框架②；这显然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抗争的网络话语模式，但其中对文化基因以及观念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民间的抗争传统)的关注，仍相对不足。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在传统权威运作的环境下，不应因为有上述集体的公开抗争而忽视了更多个体的常规的谨慎反抗。已有学者理性地观察到网络抗争对于线上的倚重：“一方面，网络日渐与基于特定地点的传统抗争形式相融合，网络被用来发动线下的抗争活动。另一方面，在很多案例中，民众抗争是在网络空间展开的。尽管它的影响力会向线下延伸，但其行动的中心舞台却是在网络上，它构成了一种激进的、有诉求的传播行为。”③实际上，网上的传播仍旧是“抗争的语言”的传播，说到底，当下中国的网络抗争仍然难以脱离“语言的抗争”之限。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很值得深究了。
对中国上千年的抗争历史稍加回顾，首当其冲的无疑就是这类以语言为手段的传播行为，檄文、口号、纲领，尤其是民谚歌谣，都是“革命的武器”。上述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清晰地指向了网络群体事件背后的核心要素，即“语言与抗争”，而这一向是民俗学的经典母题。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研讨这一传统关切，不仅有利于认识“语言与抗争”在网络时代的发展与变异，而且能加深理解“抗争文化”借助网络传播，对当下中国民意舆情和社会变革的建构；而后者的现实迫切性和未来指向则是不可也不应回避的。
二 分析的语料：雾霾网络流行语2005年，中国网民始破一亿，网络流行语现象初起。网络流行语大量生成，广泛传播，成为当代中国显著的文化现象。其间，大量的网络流行语都与抗争的主题相关，仅以当年进入前十位的流行语为例，2008年的“被自杀、俯卧撑”，2009年的“躲猫猫、欺实马、跨省追捕”，2010年的“钓鱼”，2011年的“我反正信了、河蟹”等，都属此列。
雾霾网络流行语始现于2012年，而成为民众广泛关注和抗争的明确对象，则与时任(2011年8月至2014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Gary Faye Locke)关系甚大。2012年他在任期间通过美领馆开始发布北京的P2.5空气质量指数，时任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于2012年6月5日公开回应：“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仅据我们对任选的10万新浪微博2012年至2013年的数据观察，当月微博用户“雾霾”的提及量远高于当年的平均水平，出现明显的民意聚焦(见表 1中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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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万新浪微博(任选)2012年至2013年“雾霾”提及量表 |
2013年，政府打击大V，网络舆论下沉。然而恰在此时，2013年初在华北地区爆发了大面积雾霾事件，北京尤甚。“2013年1月雾霾事件造成的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230亿元”①。“雾霾污染存在较强的持续性，高污染状态存在粘滞效应。北京对周边城市的雾霾污染冲击的持续效应更长。”②这次大面积的雾霾，促使“雾霾”的网络提及量上扬，数值与某些舆情事件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详见下文，见表 1黑体标注部分)。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事件，加上主要事发地北京的特殊地位，使得原本是一种自然污染现象的雾霾，上升为影响全局的社会现象；而政府与民众对其的反应，更使得与雾霾相关的舆情成为了与当下中国形象广泛对应的一种代表性的社会认知。
由于雾霾与生产、生活紧密关联，涉及每一个人，使得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具有了敏感而坚硬的内核，甚至拥有了某种难以删改检控的“政治正确性”，因此不断发展到关涉国际与国内、政府与民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舆情与政策，等等诸多方面。原央视记者柴静拍摄的有关雾霾的纪录片《苍穹之下》引发广泛热议和复杂境遇便是一个旁证。一度沉寂的网络流行语，围绕雾霾的讨论风头再起，并且全面发展为层次叠加的民间舆情。
三年来，尽管各地的空气质量监控力度不断加强，但“雾霾网络流行语”以及据其形成的社会认知却存留了下来。本文的语料，都是从表 1所示的10万新浪用户的微博中选取的。这些由百姓在网络上“机网相连、转帖相传”的雾霾网络流行语，构成不可多得的具有多重价值和全面代表性的真实分析对象，为“语言与抗争”这一民俗母题提供了现实的典型案例。
三 网络的尺度与语言的抗争人类自有语言始，语言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及的抗争的工具、载体乃至抗争本身。不论是作为抗争伴随行为的檄文、口号或者纲领，还是作为抗争主体的民谚歌谣，都是以抗争的语言来抒发情志、表达诉求甚至号召民众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在互联网时代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了。网络的匿名性、复制编辑的便捷性与网络监管的防不胜防之间的张力，使得民间话语得以多形式地海量流传。
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中记录的马来西亚的农民抗争一样，当今的网民在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下，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网络流行语成为弱者以语言来进行抗争的武器，非直接地对抗雾霾以及与此相连的无法抗拒的命运。
(一) 对“空气里的雾霾”的抗争语言抗争的对象通常是非常直接的，其起点往往直指抗争的对象。雾霾网络流行语首先是对空气中的雾霾，即空气的严重污染进行抗议。比如，早期流传的顺口溜：
(1) 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叫我才走！
之后，出现了很多流行歌曲的仿拟版，如改编自知名歌手汪峰的雾霾版《北京北京》：
(2) 我在雾里呼喊，我在雾里呼吸。我在雾里活着，不想雾里死去。我在雾里奔波，我在雾里哭泣。我在雾里挣扎，不想雾里窒息。北京！北京……。
借助类似《北京欢迎你》、《再活五百年》等原有歌曲的知名度，这类改编过歌词的雾霾版流行歌曲在民众中传布甚广。影响显著的(见表 1中2013年1月至3月)，则是2013年1月吴法天在其微博发表的《沁园春·霾》：
(3)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2013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中科院姚檀栋院士当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面背诵了前面的几句，人民日报网、中青网、光明网等主流媒体及其官网的报道都称“现场发出一片笑声”。这是颇值得玩味的标志性事件，雾霾话题正式进入了高层官方的公开表述。
(二) 对“社会上的雾霾类似物”的抨击这是由雾霾引发的第二层次的语言抗争，已经从一时一地的空气污染问题，联想到其他地区、其他类型的环境污染问题。比如下面两个网络段子：
(4) 北京哥们说他们那雾大，站天安门边上看不到毛主席相片。唐山哥们说你跟我装呐？我这掏出一百块钱都看不到毛主席的影子!
(5) 北京人打开窗户就能免费吸烟。在上海，打开自来水就是免费的排骨汤。
一是说河北地区的雾霾形势更为严峻，二是指向2013年3月违规弃置死猪污染黄浦江的水质污染事件。
由污染问题开始，语言抗争进一步引申到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不义的民生问题，即“雾霾”的类似物。从空气污染开始，食品安全、油价上涨、房价飙升、税收高企、看病难、上学难，直至官员腐败、社会诚信、分配不公等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悉数进入网络流行语的讽刺范畴。比如仿拟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的网络段子：
(6) 一个满眼黄呀，一个是毒气大；一个是全城堵，一个是高房价。一感动，就有多少泪珠儿，必然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雾霾问题无疑是首要的导火索，因为呼吸是最基本的人权，民众对它的抗议最有理由、最无忌惮。这样的仿拟已经直指当前纲领性的国家口号——“中国梦”。联想到《红楼梦》的原型和主旨，就可知道看到困难和问题的民众意在指出：“中国梦”绝不应该是如此的现实“幻境”、“惊梦”甚至“噩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2013年3月和4月，对全国20个城市实施的有效样本2000份的随机抽样，可以证实民众通过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关切的客观性，民众最关注的前八位重大社会问题分别是：食品安全(70.4%)、空气污染(67.9%)、房价(59.7%)、医疗(58.9%)、水质污染(58.2%)、官员腐败治理(48.8%)、就业(37.2%)、收入分配不公(35.3%)，①等等。
(三) 对“思想的雾霾”即“喂人民服雾”的警惕雾霾发生后，由于主流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不足，尤其是与民间舆论缺乏直接的对话，对雾霾的抗议直接隐喻为对“思想的雾霾”的抗议。在2013年的雾霾期间，北京大学发生了给蔡元培等名人塑像戴上口罩的行为艺术，清华大学的校训也被恶搞为“自强不吸、厚德载雾”。发生在这两所顶尖学府的对雾霾的抗议，似乎已经带有政治嘲讽的意味了。
少数主流媒体采取了娱乐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自身立场暧昧化，进一步恶化了有关雾霾的舆论环境。有两个事例最为典型。2013年12月9日，CCTV央视网刊载《雾霾给中国带来的五大好处》。同日，《环球时报》发表了《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这两篇文章同日发表绝非偶然，不论立场还是观点都相当暧昧，甚至明显不妥。从我们的数据库观察，当月微博出现的相关言论飙升至29080条(见表 1中2013年12月)，而且措词都相当激越。民众对极少数官媒(但是有相当的权威性)这样的娱乐化、暧昧化表述表达了极大的愤慨。新华社“中国网事”官微当晚即明确表态：“在环境问题广受关注、民众焦虑不断升级的当口儿，如此嬉笑怒骂的‘娱乐化’显然不合时宜”。
随即，网络上出现大量政治笑话和政治漫画，很多直接脱胎于“文革”时期的作品，由于时代记忆的唤醒和互文，其中强烈的讽谏意味不言自明；网络上甚至出现将“为人民服务”恶搞为“喂人民服雾”的漫画。1949年后，“为人民服务”这一国家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民众认可的(或者直接可以认作民间版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因此，当“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喂人民服雾”，不是简单的泛娱乐化、甚至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就能解释或者说化解的。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的记忆系统，语言的抗争具有层递性和孽生性。上述三层抗争既有内容上的内在逻辑推进，又有外延上的相互指涉叠加，由此指向了多方面多层级且具有联想性的抗争对象。与雾霾的网络抗争非常近似的一个例子，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时网络上的疾病笑话现象。这些笑话“构成了一种集体心理的防卫机制，让人们能够应对可怕的疾病、灾害或是其他。”②然而，“在非典危机中，中国公众运用非典笑话，不仅应对恐惧和焦虑；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道德评论。”③
乍看之下，对雾霾的语言抗争几乎已无尺度之限，网民看似拥有了自由表达的无限权利；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互联网这张巨大的技术保护网之下的。“掩饰是大多数时间中任何地方的从属阶级典型的和必要的姿态，这是一个当这种姿态被放弃时非常的和危险的时刻就变得明显的事实”①，网络成了网民的迷彩服和保护伞。可见，作为一种抗争形式，雾霾网络流行语是一种民主之声，但却是始终处在权力和可能的监控使公开的不敬举动变得危险的情境下的。与其说，“在对政府的复杂批评和遭到严厉镇压之间，网络给中国公民提供了一种中介”②；不如说，网络就是抗争的现实尺度。
四 弱者的武器与抗争的语言语言的抗争很多时候是弱者的抗争，由此导致了其所使用的语言历来都是直抒胸臆的少，委婉迂回的多。抗争的诗学总体上必然是隐晦的，而所使用的语言手段却非常丰富；到了网络时代，“弱者的武器”更是多样化。“网络民俗不再是面对面的口耳相传、代代相传的了。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行为，它是由颠覆性的游戏构成的，在与大众媒体类的官方渠道平行的地下交际空间里流传并对其恶搞、嘲弄和尖刻地评论。”③
(一) 戏仿与反讽在中国的抗争传统中，这类斯科特所言的“隐蔽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重。“权力的运作几乎总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处于秘密状态。对依赖性的个体而言，正常的趋势是在面对强权时，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现其安全的和适于展现的那一部分。何为安全和适当当然是由权势者单方面定义的。双方权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隐藏的部分也就越大。”④在当代网络“语言的抗争”经验中，以黑色幽默来隐藏完整文本从而传达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做法最为显著。
从手段而言，通过戏仿而达成反讽是最常用的方式。所谓戏仿(Parody)，是指语言对语言的模拟，它包含了不甚恭维、不太严肃的成分，有开玩笑、戏谑、逗哏、调侃的性质。比如对名人名言的戏仿：
(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却看不见你。
再比如将“APEC蓝”曲解为“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空气污染终于被控制了)”，也是一种广义的仿拟；以及前文提到的对流行歌曲、著名诗词的戏仿等等。
反讽(Irony)，则是将两个不兼容的意义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用它们的冲突来表达另一个意义。作为一种相反相成的修辞形式，反讽利用两个符号文本的排斥冲突，求得对文本表层意义的超越。雾霾段子中无处不见反讽的例子。比如：
(8) 芮成钢：“中国是你的故乡，你走了，不想带一把故乡的泥土吗？”
骆家辉：“带了！肺里装得满满的呢”。
(9) 美：我们有B52。中：我们有雾霾。
美：我们有精准的雷达！中：我们有雾霾。
美：我们有制导导弹！中：我们有雾霾。
美：我们有能力让你们的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中：不，你们没有，我们有。
美：你们有？！中：我们有雾霾!
在“带与没带”、“美方有与中方有”的“隐蔽的文本”中，民众利用反讽对抗表达了超越其上的“对雾霾的抗争”的真实意愿。需要重视的是，这类政治笑话只是弱者的抗争，“政治笑话只是隐喻性的革命，它们只想取得道义上的而非实际的胜利。政治笑话谈不上是抗争的方法。革命者和自由卫士从事的是严肃甚至致命的事业，他们不屑于给敌人罩上光环或者用笑声浪费他们的仇恨。”①但是，当戏仿与反讽的规模不再局限于个别语句、作品，而是扩大到社会乃至历史阶段的时候，它们的多规模变体非但不再具有幽默的意味，而且反而赋予了强烈的悲剧色彩。
(二) 互文与多媒体“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是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流行语义中存在着共通的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制度化，公共舆论和普遍意志因此实现；经由时间的检验，民间意志争夺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部分话语权和价值观”②。“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依凭的是作为群体行为流行语的传播，需要特别重视的就是，语言的群体性传播依赖于广泛和深远的“互文”激活，戏仿和反讽说到底就是最低层次的即双层的互文，而更多层次的互文则发生在语言文化和心理的更深层次。
互文(Intertextuality)，是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文本总是对话性的(dialogic)，它们的意义和逻辑依赖于那已说过的话语，以及它们被他者接受的方式。我们当下的所说的话语总是对前人或者他人的互文。“正是词汇的想象空间，使语言对象超越了过去经验之遗绪的有限性和短暂性。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对象，进入了公共意义的领域，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这个作品，成为这个公共意义的潜在共享者。”③具体到网络雾霾流行语，上文中的例2、例3、例6和例7都属于典型的互文；另外一些属于“别解”类的修辞格，如将PM2.5又称为“尘疾思汗、尘世美、公雾源、尘惯吸”，也是基于互文的心理联想，来强化雾霾的强悍、本质上的丑恶、政府的监管不力以及无法躲避等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是通过“成吉思汗、陈世美、公务员、陈冠希”的边缘意义赋予的，而这些意义深埋在我们这个语言共同体的集体生活、历史感悟和社会记忆中。
网络时代，互文激活的方式空前繁荣。这是由于网络流行语区别与前互联网时代语言民俗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多媒体方式的综合应用，即音频、视频、图像、行为等纯语言之外的手段被大量综合的运用。种种形象和身体的表述、创造与记忆比语言的记忆更为细致、广泛而长久。它们由于包含同代人的亲身体验而成为一代人的生平式记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产生共鸣和认同。
五 雾霾记忆与“网络国风”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基于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记忆组织形式的变化，比如说编码领域的革新(文字)、流通领域的革新(印刷术、广播、电视)、传统领域的革新(正典化、去正典化)等，都会使集体的认同随之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革新”④，而互联网的出现恐怕集上述种种革新之大成，以此种视角来观察雾霾网络流行语，意义自然超出其字面意义太多。
(一) 雾霾记忆与“主观事实”“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停留在媒体和舆论的层面，可能会错失雾霾网络流行语真正关键性的核心价值，甚至会对民意产生误判。网络流行语在内容上的广度、在传播时的速度和链接性、民众对网络内容认同度的偏好，都不应停留在“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层面去认识，而应进入“文化记忆组织形式”的变革高度来把握。“流行语作为流行文化的一种，也会经历生发和消亡的周期，但是，它所传达的智识和情绪情感信息却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留存在一代人的心中，并进入他们对新的社会现实的认知里。在社会记忆的问题上，流行语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丰富社会记忆、补充社会细节、独辟社会记忆路径上。”①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流行语是通过“语言民俗”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记忆”的组织。语言民俗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记录系统，更是社会事实的组织系统。只不过与新闻强调“客观事实”相比，语言民俗更倾向于记录“主观事实”，即关于现实的公众想象和集体欲望。它们不一定是“客观”的经历或者经验，却一定是被大众用叙事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主观”意志。因此，语言民俗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记录系统，更是社会观念的组织系统了。因为它们就是大众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解、认识和确信”，从而具有建构性，完成了民本立场的社会记忆的书写。
与民众生产生活的广泛关涉，使得雾霾网络流行语在民众中广为传布，成为众人皆知乃至被普遍认可的某种社会认知。“流行语通过群体内范例性的使用以及高频的社会互动，其语义尤其是体现情绪和意志的‘涵指’得以定型。民间意志由此争夺到部分话语权和价值观，固化为以语言为形式的社会记忆。流行语义经由传媒转化为公众性的社会语言应用偏好，从而使社会意志得以表达”②。如上文所述，雾霾网络流行语通过“语言的抗争”传播了层次套叠的民间舆情，对“空气里的雾霾”的抗争、对“社会上的雾霾类似物”的抨击以及对“思想的雾霾”即“喂人民服雾”的警惕都是不争的“主观事实”，其内核是民众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想象、欲望表达和社会评价。
一旦认定网络流行语是一种语言民俗，那就意味着它具有流行文化的某些特质，也就是说，网络流行语也是以“模仿”为基本形式的集群行为。这一方面是指，网络流行语也和前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民俗一样，最初也是一种集体的负面情绪的宣泄，最终形成具有明显集群性的社会互动行为。它们具有相当一致的负面的叙事结构，针对的是社会环境中普遍体验着的与困苦、死亡相关的“情绪压力”，反映着市民阶层对于这些情绪的偏见、畏惧和反抗。但另一方面，网络流行语又与前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民俗有所区别，相较于口耳相传，点击、下载、转发和复制等行为，其传播量和波及面呈几何系数的增长，也就意味着“情绪感染”之后生发的“行为感染”要汹涌得多——“主观事实”极易促发“客观事实”的发生。
(二) “网络国风”与“受困扰社会”与其他网络流行语一样，雾霾网络流行语也都是片段的、零散的，但是却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正如利奥塔所言，“历史是由叙事的云层构成的，叙事的被报导，叙事的被发明、被听说和被表演；人并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的历史不过是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和郑重其事的故事的堆积，它们被笼统地总括起来就形成称之为市民社会的文化的东西”③。网络作为“弱者的武器”，使得普通人的话语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属于“市民社会的文化的东西”、这些可能被遮蔽的民间表述，终于得以面世和流传，成为时代记忆无法忽视的坚硬的一部分。
“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在中国，对于语言民俗的社会价值，这是拥有正典意义的民众共识。“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④。网络流行语由此成为“网络国风”，是黎民百姓政治参与感的实现方式。
北京的雾霾是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道德人心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雾霾网络流行语，则是在监管严密的舆论环境下，由于话题的特殊性而顽强存留下来的特例。在某个意义上讲，这是民众所能掌握的对于政府的舆论监督唯一可以使用的“被悬置的利器”。
同时，这一“利器”也书写了这个时代的“戾气”，指向了民众群体自身。当代中国社会与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中所描述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的“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一样，“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①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见利忘义的戾气；而雾霾只是导火索和指示剂，引发和显示了当前“受困扰社会”里所有的复杂、矛盾与对抗。
雾霾的民俗表达，颠覆着社会的象征秩序，积蓄着变革的力量。这时候的雾霾网络流行语无疑就是“达摩克利斯之剑”了，道德权威、学术权威和信仰权威都面临着来自网民的嘲笑和解构。历史的教训直观而深刻，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经明确指出：“制造神话和摧毁神话在旧制度最后的岁月中是强大的力量。当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任何一致形式的‘公众’；而在公众确实存在的时候，他们又被排斥，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他们痛恨这个制度本身，他们通过亵渎这个制度的象征、摧毁在大众眼中赋予其合法性的神话以及制造堕落的专制制度的反神话来表达这种仇恨”②。虽然不能简单地将大革命前流布甚广的地下文学等同于今天的流行语和网络段子，但是它们的产生背景和消解功能却如出一辙。当雾霾网络流行语由于具有无法撼动的民本立场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人人(无论善恶和意图)可以取而用之的“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
近年来，中国城乡饱受雾霾之患。凭借网络这一虚拟公共空间，作为民间表述的雾霾网络流行语，不仅通过“语言的抗争”传播了层次套叠的民间舆情，而且以“隐蔽的文本”作为“抗争的语言”，建构了民众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记忆。以“喂人民服雾”为标志的雾霾网络流行语，延续了“国风”传统，是亟待严肃对待的“弱者的武器”的典型案例。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他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③。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令人生畏的，而直面它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