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瑞典财团DagHammarskjüld在联合国发表的关于“世界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 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①的观点，至此，“内生发展”概念被正式提出。此后的相关研究认为，平等、自主参与、开发控制以及生态可持续等相关内部因素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也更加有效。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的观点主要开始向两个方面集中：首先是在居民参与条件下，本土组织的自立性行动对区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其次是认为个体人的创造力对于区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象征意义，因此研究过程也开始从“区域整体评价”向“个体行为作用”转向，开始强调“以人为本”的实践意义。②由此，内生发展理念及其包含的对个体自立性的充分激发与尊重，已经成为社会治理行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 区域内生发展中的“个体”张力内生发展理论作为上个世纪末提出的理论，经历了从经济学向社会学的转变，其关注的问题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视角被广泛展开：内生发展指的是基于地区需要和内生潜力使用的自主性参与式发展。③也可以被理解为主要由当地推动产生和主要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地方发展。④内生发展提高了人们对当地(本土)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区联系，并促进了地方认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并激励人们留在社区并参与当地活动。①Jeff S.Sharp等分析了在自主发展与工业募集式发展的两种模式下社区地方经济组织的不同作用，他们根据对爱荷华州99个社区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自立发展的模式比工业募集式更有利于社区组织的发展。社区组织的活跃，可以作为一种地方资源，而这种资源更容易在自立发展的模式下被利用。②有研究者指出，应该着重关注区域及其内部弱势社会群体的发展。③ Mühlinghaus和Wälty在研究实践中明确指出了内生发展应该具备本土发展潜能、地方认同以及公众参与等主要特征。④Ray认为，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本土资源的运用以及区域内人的参与，并提出了“领土身份”(territorial identity)的概念。⑤日本经济学家宫本宪一基于日本大量的实证调查后认为：内生发展需要以本土技术、产业、文化为基本平台，并要把本地居民的权利置于一切开发之上，同时要坚决执行居民民主参与制度等等。⑥综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农村内生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资源、参与和认同，这三个要素是推动农村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内生发展的核心内容，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基本结构与关系变动会对农村内生发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总体上看，提倡内生型发展的相关研究在讨论区域发展进程时，对于以本土性的多元化实践为基础的个体创造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即认为来自个体积极参与的本土内生动力可以有效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在大量的既有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论证:那就是个体的行为或作用是如何在区域发展层面上被展示的？既然是内生的，必然强调内部力量的作用，但是这种内部力量都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的，其如何与区域发展建立密切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证明和可析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要点。
我们认为内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本土性、多元化和创造力。对这几个基本内涵进行深入阐释后我们发现，唯一的路径就是要回到对个体人行为的研究上来，因为这些内涵均是由个体人的存在而得以展现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种一味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区域内生发展的方法和路径，是否步入了一个误区？因为具体到应用中，必须将宏观和抽象的概念进行具体的操作化。本土性、多元化和创造力都需要由区域内的人不断地参与和创造从而找到具体指标。因此，我们在关注区域内生发展这一问题时，实质上最需要关注的是“区域内民众的参与和创造”。⑦所以，找到区域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呼吁和号召区域民众参与到当地的一系列活动之中。
那么如何引领个体人参与到当地的发展中来呢？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区域内人的身份感(identity)及其对于当地的认同感(identify)。而由于身份的内涵涉及个人的、集体的、民族的、职业的等方方面面，内容纷繁复杂。那么培育哪种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呢？不少研究乡村问题的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尝试使用“领土身份”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政治学研究之中，主要是将其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来分析和解释一些地缘政治学中有关国家领土的问题。⑧之后在针对乡村的区域研究中这一概念开始被使用和借鉴，尤其是在区域内生发展研究之中。Garofoli分析了“领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领土”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⑨Ray在他的研究中同样也不断强调“领土身份”对于内生发展的重要意义。① Dente认为，LDA(地区发展方法)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领土”，需要明确项目或政策所实施的具体区域。②还有学者认为，内生发展方法实际上是将区域资源存量作为发展“领土”的内生潜力。③综上，我们发现，“领土身份”与内生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内生发展概念的抽象性，既有的相关研究更多是聚焦于宏观层面，多将区域(本文指村落)视为一个整体，关注其结构、性质、历史、表现形式、本土价值等宏观因素，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个体”在内生发展中与“整体”的交互影响作用。鉴于此，结合我们在上海市郊区做的实证调查，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个体维度的研究视角，希望为从个体角度分析区域内生发展的水平提供一些实证的依据，旨在研究作为个体的居民是否会影响到区域内生发展水平，以及个体的哪些属性对区域内生发展水平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在相关个体属性中，我们将引入学界较少涉及的描述村民个体属性的“领土身份”概念，分析个体属性与内生发展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都市郊区农民和农村，找寻区域内生发展的突破口，实现城郊型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二 内生发展的个体维度表征及研究假设如何从个体的角度来衡量内生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Antonio等概括了测量内生发展的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方面，需具备一个特定的生产系统以允许当地企业家有效利用生产要素，引入技术变革和创新。这可以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并使得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二是制度层面，需将经济和社会行动者纳入到一个机构系统，创建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并将社会和文化价值纳入到发展进程中来；三是政治层面，通过具有多重目标的地方举措对此进行检验。④ Bruno Dente认为，内生发展可以通过政策的整合以及地方行动者(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来触发。他认为，特定的政策和计划可以被视为地方发展方法(LDA)的一个表征，但是要求这个政策或计划需具备“涉及特定领土”、“有当地居民的参与”、“有政策整合”这三个基本特质。⑤这些方法都在强调地方的重要性，因此，必须注重区域(领土)内的生产、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内部因素的作用——即从区域内个体人的行为出发进行测量。
我们认为，具体到居民层面，内生发展的个体维度表征主要包含四个内涵：一是经济层面的，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的提升，而这会带来居民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因此需关注兼业化程度；二是区域内关系网络的建构，需关注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三是政治层面上，需关注集中体现乡村政治的居民选举行动；四是政策整合能力，政策整合与实施同政治精英的能力、方法等密切相关。
(一) 村落内生发展的个体表征1.经济层面：从业多样性(兼业)。在上海郊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有大量不同类型的产业就业机会供居民自主选择，居民可以按照可能的条件和情况选择从事一些农业以外的工作作为兼业手段，以获取更多收入，农民的职业呈现了多样化形态。这与Antonio的研究强调企业家(虽然也是个体)的角度不同，我们试图提供一种企业家模式下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视角。显然，正是这些居民积极的充满激情的经济活动才造就了企业家及产品的竞争力，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生动力。
在对农村居民从业多样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兼业是提高他们收入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认为，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居民增收有帮助作用，增加他们收入的关键在于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相反的，如果继续仅以务农作为单一的收入来源，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①增加非农劳动时间比例将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②黄宗智认为，兼业化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③这些观点与内生发展理论中关于生产力水平的研究一致——即内生发展强调基于本土的产业形态及居民就业的多样化，认为多样化是内生发展的重要表征。调查显示，上海郊区居民的就业模式除了专职农业生产外，还有较丰富的兼职形式，如小型商业活动、就近工厂上班、餐饮服务业、乡镇政府就业等。居民生活水平高、经济发展好的村落中，居民有更多的兼职的生产方式。我们在具体调查过程中详细调查了居民的职业情况，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通过对具体职业情况的描述分析后合并得出的“兼业情况”数据，我们使用这个数据来描述上海郊区居民的从业多样性问题，进而通过这一数据试图评价村落(区域)内生发展水平。内生发展的实质是指区域内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均衡发展，其决定权在于民众主体而非政府或外来企业。反言之，内生发展水平高的村落，其内部可以提供给居民更多根植于本土的、形式多样的从业方式，而且这种职业的选择是完全自主的。
2.政治层面：参与直接选举。内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有较好的制度保证，需要针对区域采取具体的地方举措和行动，以进一步衡量发展的状况。④Barke和Newton认为，内生不仅仅应该只狭隘地从经济方面进行考量，当地的社会化进程对于内生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基层组织对于地区发展和农村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⑤而对于乡村社区而言，基层组织均是由居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居民的政治参与在村落社区中是非常个体的行动，虽然有各种因素的干扰，但是行动本身是完全私人的。与此类似，自1991年以来在欧盟(EU)被广泛实施的LEADER计划旨在有效利用农村地区的内生潜力并改善地方治理结构。这一项目共有七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强调“地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合作”，主张通过有效并公平的地方领导人产生机制来促进区域的发展。⑥Leader方法是通过关注内生潜力和激活所有部门的当地利益相关者来解决动员区域参与能力这一问题的。⑦
作为乡村社区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居民们唯一的政治参与活动，选举成为了乡村社区政治最经典的现象——人们把这种参与过程看作是一种个体人最为广泛和奏效的行动，即使很多时候选举被认为是“走过场”，居民也似乎对此充满参与热情。我们认为居民对选举的参与程度能够从个体层面对村落的内生发展水平进行某种程度的展示——通过这一过程对地方举措进行检验。
3.制度层面：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内生发展强调本土存在，并认为居民参与的作用至关重要，强调通过社会参与活动建构有效的关系网络，并认为关系网络的整合机制恰恰是处于网络中个体人的文化价值模式。由此可见，内生式发展意味着一个地方社会动员的过程。宫本宪一强调内生发展要建立民众参与制度。⑧Mark Shucksmith详细分析了内生发展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何保证公众参与是内生发展成功实现的一个关键变量，因为主导权往往在有权力的人的手里，普通民众被边缘化了，①但是民众基于自发的社会参与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网络可以对权力起到抑制作用，因此，积极的公众参与对于内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海郊区村落社区，区、乡政府、村级组织等会以各种名义组织需要村民参与的活动，比如党支部的政治生活会、国家政策的宣讲活动、农民的集体旅游、民俗活动等，这些活动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整合农村内部网络资源，促进社区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增强社会团结和凝聚力，以促进区域的内生发展。同时，在乡村社区由于是一个熟人社会，居民也会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如社区舞蹈队、妇女帮扶社等。如何参与以及是否参加这些活动，在乡村社区基本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其参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对活动的认同程度以及对自身“领土身份”的感知。而这与带有强烈目标性的政治选举存在根本区别，其参与的过程与结果均指向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而这种建构过程是经过居民自主的理性选择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是网络形成的纽带。
4.乡村社区政治精英的作为。乡村精英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往往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他们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达区域内生发展的真实情况。张文明认为，乡村内生发展水平与乡村领导者的作为和行动力息息相关。②Bruno Dente在LDA中特别提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认为精英作为个体中的“代表”，其行动作为可以表达区域的内生发展能力。本文中所关注的乡村精英主要是指政治精英(治理精英与体制内精英)，即村两委(党支部与村委会)在任的干部。选取这个群体作为对象，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村干部”作为一个体制赋予的身份，具有排他性。采用问卷或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可以精确地对其进行指代(如，对于问卷的问题，村民对“村干部”的理解远比“村里说话算数的人”要清晰得多)；其次，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社区，与其他精英群体相比，政治精英对社区的影响更为直接。作为村干部的政治精英，是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唯一代理人，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实实在在地行使行政权力，并得到国家的“合法性权力”的政治支持和“资源分配权”的经济支持，因此，虽然“自治”推行了多年，他们依然是民众眼中不可替代的政治存在。与他们相比，以乡镇企业家为代表的所谓“经济精英”，虽然可以通过“带头人”的身份动员社区成员致富，但是这种“动员”过程常常因为缺少“政治正确”而无法有效推行，使得“经济精英”的作用大打折扣。另外，在很多地方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及低生育率导致乡村社会的老龄化和空心化程度急速上升，传统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精英”土壤几乎丧失殆尽，社会精英在乡村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动员能力。
综上，区域内生发展在个体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基于个体维度而展示的区域内生发展水平。具体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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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村内生发展的个体维度表征指标 |
内生发展是指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本文的调查对象是作为个体的居民，如何把个体的行为操作成为整体状况是本文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与Jeff S.Sharp①只针对精英群体的调查进而对区域内生发展水平的评价不同，乡村社区中每个居民的个体行动可以最大范围地展示区域的内生发展水平，而这种表征过程主要通过居民个体层面的兼业行为、选举行动、社会参与以及精英作为这四个关键要素构成。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涉及以上四要素的相关变量，并开展了详细调查。我们把相关问题进行操作化处理，将每一个居民涉及以上四个要素的变量整合成一个新变量，并赋予每位被调查者一个加权分值，这个加权分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居民对区域内生发展的实践与贡献——即区域的内生发展水平得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个体属性会对此产生的影响——即个体人的“自然形成属性(人格特征)”、“社会阶层属性(社会获得)”、““领土身份”属性(价值认同)”三个方面如何影响内生发展水平。为此，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其一，居民的自然形成属性对村落内生发展水平有影响。在这一假设中，主要考察居民自然属性与区域内生发展水平的关系。在居民的自然属性中，我们选取了调查中获得的居民人口学特征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因素：性别和年龄因素。我们需要在自然属性中分析这两个基本因素是否会影响内生发展水平。社会性别的相关理论认为：社会性别固化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社区、家庭中的角色分工。而这种角色的分工我们认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认知评价。年龄是生命历程的最重要显性指标，不同年龄人群其认知评价亦不相同。
其二，居民的社会阶层属性对区域内生发展水平有影响。在这一假设中主要考查居民社会阶层属性与区域内生发展水平的关系。户籍、学历、收入三因素共同构成了个体居民的社会阶层属性，在上海郊区由于存在大量的流动常住人口，使得这些社会阶层属性的“异质性”特征表现得复杂而明显。这些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在社区中的角色与地位，我们认为它会影响到区域内生发展水平。
其三，居民的“领土身份”属性对区域内生发展水平有影响。在这一假设中，主要考察居民的“领土身份”属性与内生发展水平的关系。如前所述，“领土身份”是内生发展理论与方法中的关键。很多研究者将领土本身视为一种资源，将“领土身份”视为区域内的人对于区域内各种资源及其在区域内的生活的认可。在很多区域研究中对“领土身份”的内涵做了与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界定与内容分析。有学者认为，“领土身份”是指某种地理方面的自我意识，关注群体或集体归属感。②它依赖于地理区域的独特性以及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特征，包括自然和文化。③“领土身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地方和区域内的“空间固化(Spatial fixes)”和“空间流动(Spatial flows)”。“空间固化”主要指的是在空间内部无法改变的一些东西，例如自然遗产、本土资源、区域内的人口以及人文经济文化遗产等等；“空间流动”被定义为活动、关系以及水平(地域)和垂直(功能)网络和系统，它们决定了区域内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④ Ray认为“领土身份”包含三层内涵：(1)标记与他人的不同; (2)提高“群内”相似性的意识; (3)使个人举措能够在重叠网络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系。⑤因此，综上所述，“领土身份”实际上是指区域内的个体人对区域的整体认同情况和归属认同感，对其进行量化分析至关重要，经过对问卷中数据的分类与整合，本文对“领土身份”的具体操作化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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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乡村居民“领土身份”的构成 |
简而言之，乡村内生发展研究中所指的“领土身份”，其内涵实质上超越了地域、职业、个人等。它实际上包含了两类内容：一种是个人的，主要是对自身角色、职业、身份的一种认可；另一种是非个人的，这主要是对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内的整体认同，包括地域情况、生活状况、地区发展等。与前两个属性不同，“领土身份”属性可以较好地实现个体与整体的有效连接。这种联系不只是物理层面的，更是一种主观层面上的主动行动。因此，提出假设三。
三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当前上海郊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化的推进以及邻近大城市的优势，使得上海的农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其非农化的规模和进程正在逐步加速，并已经逐渐形成了与周边相关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城市农业产业链——即上海郊区的经营模式已经更接近于现代产业，这导致了郊区居民逐渐实现了从“身份制”向“职业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为乡村社区的内生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上海郊区的一次大型农村发展与居民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本文的数据即来自这次调查。为了全面获取关于村落形态与居民生活情况的一手数据，我们首先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获得了关于村落地理位置、空间结构、土地面积与性质、人口数量、产业结构与管理体制等整体概况。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大量居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有关农村发展方面的数据，之后又以访谈法进行补充，得到了居民关于区域发展的建议与评价。我们随机抽取了上海郊区的九个村组织，分别为：闵行J村、嘉定M村、浦东T村、崇明Q村、崇明H村、浦东N村、松江X村、宝山Q村、奉贤D村。调查方法为社会学系研究生入户调查，问卷的分配主要是按照各村的门牌号随机抽样选择家庭，在家庭中选择户主(或配偶)进行一对一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361份，获得有效回答问卷1056份。样本的分布特点是：(1)根据九村人口制定抽样比例，九个村的抽样数分布较合理，最多的204个样本，最少的45个样本；(2)被调查的居民年龄跨度较大，20岁至75岁以上居民均有涉及。其中，41—70岁的居民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样本数的68.8%；(3)样本中的男女比例为0.9:1，分布合理；(4)85.9%受访者受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有一定的读写能力；(5)被调查的居民中有98%为上海户籍。根据此分布特点，我们认为此次调查的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二) 变量设置1.因变量。我们把前述“个体维度表征的内生发展水平(描述)”作为因变量，其包含四个核心维度：兼业行为、选举行动、社会参与以及精英作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问卷中若干问题，我们对这四个维度所对应的问题进行了加权化的分值处理，这个分值可以代表居民对于乡村社区内生发展水平的实践和贡献。我们认为，个体的加权分数值越高，代表其所在乡村社区内生发展水平会相应高一些，反之则低一些。以下是操作化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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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因变量设置说明 |
2.自变量。居民自然形成属性的性别与年龄两个变量，在数据处理中，为其简便，将其转为二元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年龄”属于定距测量，每个村民都有一个确定的年龄值，且有大小之分。为其简便，我们在问卷中将其设计为必填单选题，将年龄按照五年一段的方式分割，自20岁至75岁以上的区间，共设计了12个选项，将其转化为了多元虚拟变量，分别赋值为1—12，年龄越大赋值越高。
居民的社会阶层属性三个变量，“学历”属于定序测量，将其分为了7类，依次赋值1—7，数值越小，学历越高。“户籍”属于定类测量，也处理为了二元虚拟变量，上海本地户籍赋值为0，外地户籍赋值为1。“收入”属于定比测量，为得到居民较为精确的收入值，我们在问卷中将其设计为自填项，对其进行赋值。
根据“领土身份”的相关内涵，我们基于“身份认同”、“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三项内容通过加权叠加生成了一个新的自变量。其中，对区域身份的自我评价(身份认同)按照认可、一般、不认可分别赋值6、3、0分(加权分)；对是否主动关注乡村社区发展的整体情况(主人翁意识)按照是和否分别赋值6、0分(加权分)；对乡村社区生活的认可程度(归属感)按照非常认可、比较认可、一般、不认可分别赋值6、4、2、0分(加权分)。因此，“领土身份”赋值=身份认同(0—6分)+主人翁意识(0—6分)+归属感(0—6分)。
(三)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两个分析步骤来分析。
首先，验证被调查的九个郊区村落社区是否存在内生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果存在差异，说明被调查的各个村落社区在个体维度上确实可以表征内生发展水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检验。其次，分析个体的哪些属性影响到了村落内生发展水平。由于有多个独立的自变量，在进行数理分析的时候，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 $ {\rm{Y}} = {\rm{a + b1X1 + b2X2 + }} \cdots {\rm{ + bkXk}}。$ |
其中Y为因变量，本文中为居民个体所体现出来的村庄内生发展水平的加权分。X1至X6分别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和居民“领土身份”。a代表常量，b1、b2…bk代表回归系数。与此同时，在控制自变量“领土身份”与其他自变量的相关性的情况下，考察了“领土身份”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
四 研究结果 (一) 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 4单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不同村落之间的内生发展水平显著性为0.000，差异明显。说明内生发展可以从个体维度上进行测量，并且这个测量结果是科学的。从各村落社区的两两比较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个社区居民均与其他社区的居民存在个体维度上展示出的内生发展水平差异。因此，方差分析表明，本次调查的信度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三个自变量与内生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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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因素方差分析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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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1.自然属性的影响。表 5显示，个体的性别对于村庄内生发展的实践和贡献没有影响。但是，个体的年龄因素会有一定的影响，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村民的年龄越小，其对内生发展水平的影响越大。说明，老龄化的乡村社区其内生发展水平可能会越来越低，城郊农村要想实现内生发展，需要留住年轻人或者吸引年轻人回流，增强发展动力。
2.阶层属性的影响。阶层属性包括学历、户籍与收入三个变量。根据表 5的统计结果，只有收入的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且系数为正数。可以发现：个体的收入水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落社区的内生发展水平，说明共同富裕与均衡发展是衡量一个村落社区是否具有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这个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即在大城市周边那些被认为与“拆迁致富”相关的户籍对区域内生发展没有直接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乡村社区来自外部力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并不会对基于本土内生水平提升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说明户籍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象征”并没有带来大城市郊区居民的可见增长，其对于内生发展的贡献有限。另外，学历对乡村社区的内生发展没有直接影响，调研中发现，很多学历高的人往往因为长期在城市中求学与生活，更加认可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搬到城市，成为城市人，乡村生活很难满足其理想，因此很难让高学历的村民对自己的乡村产生归属感，更不用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他们都在努力地“逃离”乡村，这可能是区域内生发展遇到的最为紧迫的危机。
3. “领土身份”的影响。根据表 5的结果，“领土身份”变量的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说明居民“领土身份”在排除居民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后仍旧对村落内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且与因变量呈正相关，说明居民的“领土身份”感越强，区域内生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也越能促进区域发展。因此，居民的“领土身份”对于区域内生发展至关重要，区域要想促进自身的内生发展水平的提升，必须提升居民的“领土身份”，即提高居民的本土意识、区域认同感，而且还要强化他们的身份意识，积极培育与提高居民的创造性。
五 “领土身份”对实现区域内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内生发展被认为是进步的发展模式，并且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认为：在乡村社区推广这种发展模式至关重要，也比招商引资的“工业募集模式”更加有效。在漫长的城乡关系博弈中，乡村社区一直处于被“剥夺”的地位，选择内生的发展方式是必由之路。但是，以往的一些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宏观政策很难在乡村社区有效展开——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区域内的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参与者，都受到了限制。任何关于内生发展的讨论都必须面对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关系。①内生发展涉及本土性这一关键问题，宏观政策无法考虑到各个地方所具有的不同的特点，使得区域的发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盲目模仿一些实质上不可复制的发展经验。因此，乡村社区发展过程中发挥区域内的人的创造性和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对于乡村内生发展方法和路径的探索必须着重聚焦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一些结构、制度、秩序等宏观且抽象的方面。经过本文的分析和测量，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视角，即从提升居民“领土身份”的角度来促进乡村内生发展水平。
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领土身份”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根据本文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在此提出两点思考：
首先，区域内生发展需要关注本区域居民的“领土身份”建设。内生发展强调的是区域内人的发展，②应该以人为本。③无论是提升“领土身份”感还是促进区域内生发展，均应该关注区域内的人及其对区域的认同感，主动权应该交给区域内的人。同时，关注“人”的发展需要真正做到从个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外部到内部”进行思考。学术界一直对宏大叙事充满质疑，然而微观研究却一直不多见，而关于区域内生发展的定量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内生发展内涵的广泛性及其测量上的困难。本文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视角，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变量的处理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准备和提炼。
其次，应该从实践和操作层面上提升区域内人的“领土身份”感。“领土身份”主张建立公民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在团体中”的意识，使得本土意愿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控制机制。在大量既有的经验研究中，区域居民是否对本区域有高度的认同感，以及如何通过适当的机制(比如自治)贯彻这种认同和意愿都成为关注的重点。相关讨论认为：正是外来资本的“嗜血性”使得很多后发地区面临了工业资本的掠夺，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环境公害”等诸多问题，只有让居民主体意识彰显才能对这种“掠夺性开发”起到抑制作用。在我国，城市郊区的日渐“空心化”以及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业资本的掠夺性进入以及城市的扩张所致，其根本原因是居民主人翁意识的缺乏以及缺少居民意愿集中表达的机制所致。这种机制的实现目前在我国已经有了居民自治的制度保证，如果能够较好地得以推进实施，实际上可以保证居民的本土意愿得到充分的表达。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乡村社区主要是依靠其内部性力量进行自我治理。④自治的价值亦在于激发内在力量，这也是内生发展内涵的应有之义。显而易见，自治有利于区域内民众“领土身份”感的提升，使其具备主人翁意识，对自己生活的区域有归属感，由此充分发挥本地居民的创造性及创新精神，积极参与到区域开发的项目之中，以达到有效防止外来资本“掠夺性开发”的目的，使得本土福祉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