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盛行于1980年代的激进启蒙思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一重大转变以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保守主义的崛起为标志，以反思激进主义的面貌出现，并最终形成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在这股世纪末的思想潮流中，一批学者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诸多历史转折关头导引出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思想在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卷入一场关于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中。本文以近年来围绕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讨论为基础，挖掘论争背后的社会语境和思想预设，爬梳保守主义如何取代激进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底色，并在近代思想史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框架下对这一思潮变动进行反思。
一 反思的缘起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既是一系列社会政治变动的产物，又是新启蒙运动内在理路延伸的结果。
历经十多年筚路蓝缕的改革，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然而，在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背后，官倒、腐败、社会犯罪等问题日益凸现。作为对这些现代病的回应，1980年代中期起，新权威主义应运而生。它主张在传统秩序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依靠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导向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稳步地向现代化过渡，反对在市场机制充分发展以前贸然实行民主政治。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不为急迫渴望民主与自由的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却对1990年代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保守话语强势地位的确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恰逢其时，不论是国内的政治悲剧，还是苏东剧变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惨痛经验，都使激进变革模式遭遇巨大的挫折。这一系列沉重的社会现实不仅让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感受到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也激起了知识精英求稳怕乱的心态。19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保守主义的阵营，甚至一些1980年代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以反激进的姿态出现。加之改革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为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诸社会政治理论的传播开放了空间，促进了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对现存体制的认同度，使得民族主义被官方和学界公认为新的社会整合工具。于是，1990年代初的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隐蔽的共识：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依靠政治权威的强大力量维护社会稳定，通过渐进改革实现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
这一“隐蔽的共识”的出现还源于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变化。1980年代末的灾难性事件以后，知识分子纷纷从广场回到书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代替思想讨论成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重心。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群体又迅速分化。一部分人下海经商，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另一部分则留在学院体制内，面临着经济地位下降的威胁，再度陷入被边缘化的命运。他们潜心沉浸于学术研究之中，有意识地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1980年代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也随之渐行渐远。生存状态的变化使得知识精英成为一股追求稳定的力量。他们不再沉醉于乌托邦设计和激进变革导向，开始期待通过渐进改革，稳步实现现代化。这一思想倾向成为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结盟的基础。
如果说20世纪最后十年的社会政治格局为反思激进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那么新启蒙运动内在理路的延伸，以及海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和科学哲学的引介则为这种反思贡献了思想资源。
早在1980年代，对激进主义的反省即已零星出现。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李泽厚和王元化分别对激进主义进行了哲学反思。前者对黑格尔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倾向和对个性、感性的忽略展开了批评，并强调对偶然性、选择性和感性的重视。①后者则对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此作为清算极左专制的起点。②但二者仍然或多或少受制于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没有对激进主义展开深入的检讨。直到1980年代末曾经在理想主义时代中沉思经验主义的顾准遗著的发现，与此同时，学界开始引入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才开始了对五四激进思潮进行反思。五四先贤所追求的积极自由和近代中国全盘社会改造的一元论心态开始遭到抨击。③这些思考为1990年代以自由主义反思激进主义作了一定的前期准备。
这一时期，海外自由主义思想的引介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强势扩张对国内思想界由激进向保守的转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耶克思想的传入，为一代学人以经验主义的、保守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克服激进主义贡献了理论资源。甘阳等人对伯林“自由”概念的零星介绍和学界对波普尔思想的传播也为反思激进主义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海外的保守主义思潮通过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对儒家传统的发掘和林毓生对“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学理分析传入国内知识界。他们的保守主义见解为国内学界所重，无形中引领了社会思潮的新动向。进入1990年代，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日益受到自由派学者的重视。他们认识到，作为激进主义对立面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正是自由及其传统。这一保守自由主义学说成为清算激进主义的理论依据。
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哲学的引入，又为国内学界对激进主义背后隐藏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波普尔由对“科学定律”的反思出发，对历史、社会和政治诸领域的决定论展开了清算，并试图以“渐进社会工程”代替历史决定论。波普尔思想对主导20世纪中国的教条化的历史决定论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从1980年代的科学主义批判到金观涛、秦晖直至1990年代顾准遗著中对追求终极目的的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以及对经验主义的张扬，无疑为反思激进主义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支撑。
国际学界西方中心论遭遇的挑战及汉学领域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极大地迎合了1990年代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话语合流的趋势。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作为中国激进启蒙话语之助推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认知体系。但在后殖民理论对“文化霸权”、“民族文化”和“知识-权力”等核心概念进行系统阐发、“东方主义”遭受颠覆性批判、以及新儒家对儒家价值系统的再发掘成为显学的学术环境下，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回应悄然崛起，与国内初起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话语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社会主流思潮从激进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变。①
尽管上述社会现实和理论资源为反思激进主义提供了准备，但在1980年代的激进主流话语之下，国内学界的反思只是零星、粗浅的，且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海外学者林毓生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余英时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对激进主义之反思提供了某种准备。直到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动使新启蒙运动戛然而止，知识分子才重拾林、余二人对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省。对林、余观点的讨论随之成为19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缘起。在这场激进与保守的观念交锋中，论辩双方的核心都是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关注，差别只是在于对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途径的不同看法。在1980年代激进的启蒙话语笼罩下，“革命”仍未丧失神圣的光环。人们把新时期的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对改革合法性依据的阐释是基于“革命/改良”的分析框架，本质上并未摆脱激进主义的思想理路。进入199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激进革命倾向与专制体制之间不可离散之姻缘，认为激进主义应当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挫折负责。革命退出了占据大半个世纪的道德高地，渐进改良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可为现代化转型的可鉴途径，“激进/保守”取代“革命/改良”成为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思潮研究的主要模式。
二 反思的基本脉络学界对激进主义的讨论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中前期，并一直延伸到新世纪。其时参与论争的多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最初的讨论以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东方》杂志为主要阵地，论争围绕三个层面展开：1.激进与保守的概念界定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问题，激进主义是否应当为中国的现代化挫折负责；2.关于革命和“告别革命”的论争；3.对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再认识。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泛滥的原因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1. “激进主义”界说
“激进”与“保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概念。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激进”与“保守”的概念的界定。余英时认为，激进与保守是相对于现存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而言的。主张维持现状是为保守，主张打破现状则为激进。而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又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按照这一界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之间缺乏一个为众人认可的现状作为讨论的立足点。因此，只有要求变革的程度不同。易言之，只有激进主义，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文革则是激进化的最高峰。②
姜义华则针锋相对，在他看来，激进主义是“改变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而代之以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与之对应的保守主义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比较少，而只是要求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范围于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③余英时在回应文章中指出，二人认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讨论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余英时着重讨论价值取向的问题，而姜义华则基于现实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层面展开。④前者认为专制主义根本不足以当保守主义的称号，而后者则将封建专制主义归为保守势力，由此，二人对保守主义的评价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鉴于“激进”与“保守”两个概念的模糊性给讨论带来的混乱，学者们主张从文化与政治的不同层次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所谓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文化阐释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所谓政治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推倒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①这一观点对于澄清论争中的混乱和促进讨论的深入颇为重要。现在看来，囿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强烈的政治导向和20世纪历次文化论争背后的政治诉求，试图把文化领域的激进主义和政治领域的激进主义完全剥离开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倘若把两种激进主义和两种保守主义混为一谈，无疑将导致论争错位的状况。须知某些思想家或某一历史事件在政治上可能被视为激进，在文化上却被归为保守，反之亦然。在1990年代的讨论中，姜义华把近代中国社会势力之保守作为驳斥思想史上激进化的依凭，李慎之把胡适政治上的改良主张作为驳斥其文化上的激进观点的论据，正是由于没有做出这种区分。
有别于多数学者从思想文化和政治层面界定激进主义，1990年代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存在三种激进主义。一是心态上的激进主义，即根据主观上对旧体制和旧秩序的厌恶感、以及强烈的中外文化落差而产生的危机感与焦灼感，来确定改革应该具有的速度、幅度与广度。这种激进主义往往忽视现实的可行性。二是“制度主义”型的激进主义，即忽略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条件，将其简单地引入中国，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基础，是一种制度决定论。三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即在否定现实的基础上，依凭乌托邦的抽象原理重建社会秩序。②这一界定框架直击激进主义背后的心理机制、制度构建与思想基础。但在历史分析中，三个层面的激进主义往往盘根错节，同一事件或同一思想家的思想图景中常常包含着两种甚至三种激进主义。例如戊戌变法反映的是心态和制度主义的激进主义，文革反映的是心态和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在这一框架下讨论“激进”与“保守”，无疑将遭遇极大的困难。目前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仍是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框架。
2.革命与“告别革命”之争
20世纪90年代的“革命”与“告别革命”之争是激进主义反思的另一焦点。
这场论争肇始于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的出版。李泽厚认为革命“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一个主要内容”，③但却“未必必然，未必必要”。相反，他得出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的革命思维当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灾难性后果负责的结论，继而主张“告别革命”。与此相应，李泽厚还对革命思维背后的泛道德主义、历史决定论、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崇拜、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理论反思，并发现改良与革命是英国式改良主义与法国式民主主义的区别，批评革命是凭借乌托邦理想而去作的整体社会工程设计，它一定会导致灾难，主张根据经验出发不断试错，累积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④
与“告别革命论”遥相呼应，国内学者对激进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对卢梭哲学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支援法国大革命的卢梭“公意”说被认为无视人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从而背离自由平等的初衷，其“强迫的自由”导致一种专制主义。在对法国大革命价值理性过于泛滥的祸害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强调在政治生活中应把握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边际界限。前者应该定位于社会，定位于政治批判和政治监督，而不应定位于国家，定位于政治设计和政治操作，否则将使人类付出惨痛代价。⑤
批评“告别革命论”的学者认为，李泽厚对于“革命”的定义过于狭隘，同具“革命”之名的运动有许多种，不能等量齐观，全然“告别”。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现代化。因此，不能把暴力革命的手段当作革命本身加以否定。①另外，也有学者对于李泽厚笼统地“告别革命”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主张对促成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的历史作用展开具体的分析，并认为把中国的现代化挫折归罪于“革命方式”过于武断。②
在何者当为中国的现代化挫折负责的问题上，海外学者邹谠贡献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应该为中国现代化的挫折负责的不一定是革命，而是“全赢全输”的斗争形式。在他看来，革命并非只有非理性、消极的一面，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战略、策略、政策和行动都是实用理性的结果。反倒是全赢全输的斗争形式、最高层权力单一不可分割的思想成为导致专政的原因。③邹谠建基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对于全赢博弈的斗争形式与专制体制的同构关系的阐释，又为20世纪思想界有关激进革命与专制体制之关联的探索另辟蹊径。
在文革幽暗的岁月里，顾准在对革命的思索中提出了“革命成功后怎样”的问题。世纪之交，受顾准思想的启发，在这场“革命”与“告别革命”的论争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从厘清“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逐步转移到革命何以发生、何以成功以及如何避免周期性革命再度发生的问题上。尽管人们模糊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性，但却并未在论争中展开深层次的探讨。
3.重估“五四”
1980年代后期起，重新审视“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及其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成为反思激进主义的又一个焦点。这一时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五四”是否是“全盘反传统”，是否是激进主义？文革是否承接了“五四”的余绪？“五四”是否应当为20世纪中国政治负责？儒家一元论的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否足以作为解释“五四”及其后激进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
1986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发表，他认为，“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对此后中国反传统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他发现以“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为主轴的中国现代思想是传统儒家一元论唯智主义的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模式的产物。④由此一来，林毓生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五四先贤的文化决定论立场。余英时也认为，“五四”发端的激进思潮在中国愈演愈烈，使得“激进”与“保守”之间无法“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五四”将激进主义从政治领域推向文化领域，文革则成为激进化的最高峰。
进入1990年代，两位学者对“五四”的反思引起了一批大陆学者的争论。关于“五四”的定位问题，学界大多认可“五四”是反传统的论断，但不同意称之为“全盘反传统”。全盘反传统说在三个层面上遭到了攻击：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全盘反传统说把儒家当成了传统文化的全盘，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的全盘，又否认了儒家思想内部非主流、反主流成分的存在。⑤这一时期，学者们倾向于把“五四”视为由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多种思潮并列的一场文化运动。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五四”调和思潮受到学界的重视，人们渐渐改变了过去对“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的简单化理解。⑥
关于“五四”与文革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中大致有三种观点：文革承接了“五四”的激进主义(林毓生、余英时)；不赞成以“五四”简单地比附“文革”，但认为二者在思维模式上具有相同之处(王元化⑦)；反对将“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姜义华，袁伟时⑧)。后两种观点反对把“五四”与文革等量齐观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前者是文化运动，后者是政治运动，二者之间有明确的界分；二是认为前者是理性主导、自由讨论的思想启蒙，后者是强迫改造，是专制主义的反扑，二者在方式上存在根本的不同。
关于“五四”是否当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负责的问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观念，以及矫枉必须过正的运思方式对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泛滥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①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反对把激进主义泛滥的原因仅仅归咎于“五四”。他们在严格区分观念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基础上，认为激进主义所由出之根源在于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个社会缺乏自由讨论的思想土壤，难以在各种思想有效制衡与合理紧张的“必要的张力”中稳步前进。因此，应当从政治、制度层面而非思想文化层面着眼探寻激进思潮泛滥的根本原因。②由此，林毓生、余英时过于注重知识分子观念变迁的分析思路遭到了全面置疑。论者普遍认为，“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一说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不足以解释20世纪政治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下中国思想的演变。③与此相关，在考察近代中国的价值迷失问题时，也有论者反对将其原因只归结于“五四”，认为它实际上是价值原则与物质承当背离、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引起的心理层面的更新以及新价值观念的潜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④
参与这场论辩的多是1980年代新启蒙阵营的知识分子。对于秉承“五四”遗泽的他们而言，重估“五四”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新启蒙运动的再认识。怀疑和否定“五四”激进主义也就意味着对他们热烈投身的新启蒙运动的怀疑与否定。把“五四”同“文革”联系在一起，对于经历过“文革”苦难的这代人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然而，随着时代思潮的转换，无论是新保守主义的拥护者还是自由派学者，都愈发重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左右夹攻下，以“五四”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几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4.激进主义思潮的成因
随着世纪末激进主义的退潮与保守主义的崛起，以及自由主义的洗礼，思想界有意识地从学理上追溯激进主义思潮产生的缘由。总体而言，学者们尝试了从思想层面和非思想层面寻求激进主义之滥觞。
就思想层面而言，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和乌托邦因子，在西学东渐的推动下对近代激进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学者们注意到，古代中国“政教合一”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一方面使其因无法应对近代政治秩序和文化取向危机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毁弃，另一方面又培育了知识精英的整体主义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而在“理念决定论”和极致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在政治实践中缺乏渐进、宽容、妥协的精神，从而对激进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泛道德主义影响下，传统思想中的乌托邦因子也为激进主义提供了赖以滋长的土壤。学者们认识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和传统宗教的生死辩证循环观念赋予知识分子一种历史理想主义心态。这种乐观情绪下的积极型乌托邦主义的“大同之梦”激发了他们的浪漫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成为思想激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到了“五四”时代，儒家大同乌托邦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合流，成为“具有进步主义取向和现世品格的革命乌托邦”，为后续的激进革命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⑤
学者们还反思了西方启蒙思想和历史进化观念为近代中国激进主义谱系提供的思想资源。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想不断激进化是由于承袭了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将传统与现代简单割裂开来，以中国文化代表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把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最大的敌人，故而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1990年代，所谓“庸俗进化论”和“直线发展观”，被认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①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尤其是卢梭式法国民主主义对中国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怀抱大同理想的知识分子心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常常以民主为内涵。而民主观念的激化又使他们往往偏重高调的“共和主义的民主观”而非低调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由此形成了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法国民主主义在终极价值论影响下的全民民主观，相对英美保守自由主义的低调民主观而言，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②
学界普遍承认，近代中国面临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双重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知识分子难以抵挡寻求对中国问题进行根本解决的激进思潮的诱惑。反映到社会政治领域，则表现为知识精英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③之所以选择社会革命，是由具体的社会结构状况决定的。就政治结构而论，一元化专制体制的大一统结构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这种“多元整合机制”的欠缺使改革容易走向失败，而改革的挫折又使人们相信，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由此陷入了“体制僵化→改革受挫→激进化”循环往复的困局。④就社会结构言之，缺乏一个具有多元性政治文化传统的开放社会，缺乏一支强大和成熟的中间力量作为保持激进与保守思想动态平衡的基础，无疑是近代思想极端化的重要成因。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激进主义产生的复杂缘由，但真正深入考察激进思潮所由出的历史条件的却少之又少。受19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学者们大多把关注的焦点限于观念史领域，侧重于从思想文化层面探究激进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形成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僵局也促使后者对现代化和激进思潮的讨论自觉地从制度与社会结构层面退回到文化层面。然而，以单纯的概念逻辑的推演解释历史的逻辑，未免有欠说服力。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逐渐归于沉寂。2009年，在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之际，高力克对1990年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反思进行了新的思考。他提出，对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评价，应该还原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对其进行“同情的批判”，以超越1990年代反思中的非历史主义批判。他认为，激进主义是中国大一统帝制结构面临现代文明压力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刺激而起的强王权型专制帝国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权力政治的急剧下移，缺乏英国式贵族权力与资产者权力之间数百年的缓冲过渡，实为政治转型激进动荡的原因所在。世界现代化史证明，社会愈自由，改革的阻力愈小，社会转型的方式愈温和；反之，社会转型则愈易趋于激进主义。⑤离开帝国转型的历史语境，恐难理解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所由出之根源。高力克对激进主义“同情之批判”的观点，熔历史的同情与价值的批判于一炉，表征着晚近学界对激进主义反思之新的理性思考。
社会价值系统总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思想史研究忽视社会思潮所由出之历史语境，而沉迷于单纯的概念范畴的演变中，难免陷入思想文化决定论的泥淖。激进主义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将其放到20世纪中国广阔的历史图景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时人的现实困境与思想困局。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同情之批判。
三 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预设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激进的革命话语长期占据了道德至高点，极大地支配了国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方式。随着世纪末改革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初现端倪，1990年代的激进主义讨论呈现出在认识论基础和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预设方面的重大差异。
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在知识论上呈现出极大的距离。批评激进主义的一方以无知论和理性的限度为思考的起点，认为人类对于维系文明社会所依赖的许多因素处于一种必然的无知状态。因此，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理性只能扮演十分有限的角色。妄想运用理性掌握客观真理，对社会进程作有意识的控制，从而建构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不仅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只会导致无穷的悲剧。社会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的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人们只能依靠经验的累积和传统的延续，通过点滴的建设和不断的试错，推动文明的进步。而为激进主义辩护的一方则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都可以通过理性获得确切的知识。因此，社会是一种人造的秩序，可以依靠理性进行周全的规划，通过人为的强制建构一个乌托邦完美世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种认识的差异实为由曼德维尔、休谟、斯密等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由笛卡尔、百科全书派、卢梭等为代表的法国唯理主义传统的差异。
自1980年代的零星反思起，批评激进主义的一方就对激进主义背后的终极目的论、历史决定论、意图伦理、整体主义等唯理主义思维取向展开了攻击。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以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严复经验论为理论依托，对20世纪的完美主义、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科学主义和乌托邦救世主义精神背后的法国唯理主义传统大加挞伐。①为激进主义辩护的一方则沿着唯理主义思维进路，延续了高扬大半个世纪的激进话语，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的最大缺失就在于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以道德本体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与足够的重视，并主张建立以理性的精神、意志和方法为特征的理性思维。
在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下，学者们对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论争代表了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乌托邦社会工程两种取向。前者拒绝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主张通过试错程序和零敲碎打的小规模调整实现社会进步。而后者则试图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彻底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性，属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扫荡性变革策略。②百年中国历史中的激进主义企图以一套整体性方案求得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工程设计。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人们相信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完成现代转型的任务，必须毫不留念地抛弃传统。因此，20世纪末为激进主义辩护的一方也倾向于认同“五四”反传统主义。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策略的讨论中，他们仍旧抱持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期冀按照一种预先设定好的现代化方案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批判激进主义的一方虽然也有一套现代化设想，但大体上只是一种模糊的方向性预期，而且特别强调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论争双方关于现代化途径的不同选择延续了法国式民主主义与英国式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市场的竞争。前者以卢梭和马克思思想为典型，认为民主是为实现道德理想而设的制度，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和硬性乌托邦思想的倾向，强调可以通过大众参与彻底改变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后者把民主视为一种针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而设的制度，它并不为实现某种道德目的而存在。这种从人性的限度出发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不承认人类具有彻底改造社会的能力，而将目标限于通过利益调和防止个人权利受到侵害，使一群自私自利的个人能够和谐共存。在20世纪末反思激进主义的浪潮中，学者们先后对法国式民主主义进行了反省。卢梭哲学和法国式民主主义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及其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果遭到了全面清算。③
在对激进主义背后的唯理主义、乌托邦社会工程和法国民主主义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反思激进主义的一方在事实上了达成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联盟。经过论争，英国式保守自由主义以其对长期笼罩在神圣光环下的激进主义的学理性颠覆获得了学者们的青睐。论争的基本过程充分显示出，批评激进主义的一方由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后盾而在学理上更具系统性，为激进主义辩护的一方则更多表现为革命史叙事下的老调重弹。尽管双方在思想预设、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上不尽相同，但在对多元文化的价值认同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
四 超越激进与保守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论域，不论是1980年代统御知识界的“革命/改良”模式下对改革合法性的论争，还是1990年代“激进/保守”模式下对社会文化转型理路的探讨，无疑都延续了近代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模式的转换共享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作为对革命史叙事的反动，1990年代思想界的保守转向以反思激进主义的面貌出现。然而，随着讨论的愈发深入，学界对“激进/保守”的话语模式产生了怀疑，认为“激进”与“保守”两个概念过于宽泛，在研究中显得大而无当，容易造成混乱。“激进/保守”虽然颠覆了“革命/改良”的模式，但仍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模式。部分学者主张采用墨子刻的“转化/调适”模式代替“激进/保守”模式，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分析启蒙思想内在的分歧。“转化类型”在思想文化层面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政治层面主张以一套高远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世界，是一种带有激进倾向的突变思想。而“调适类型”则温和许多，它在思想文化层面强调传统的连续性，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通过小规模的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革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并反对不切实际的全面变革。①表面上看，“转化/调适”模式似乎由于避免了“激进/保守”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而显得优越许多，由此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推崇。近年来，黄克武的梁启超研究，王元化、许纪霖、高力克对杜亚泉思想的挖掘，就采用了“调适”的分析理路。
然而，不论是“激进/保守”还是“转化/调适”的分析模式，都是为研究需要而抽象出来的“理想类型”，而并非历史的真实再现。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激进”与“保守”，或“转化”与“调适”类型。因此，无论是“激进/保守”还是“转化/调适”的理论模型，都无法彻底厘清近代中国复杂的思想图景。
如前所述，“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分割使得知识界对激进主义的反省大多停留在价值否定的层面，少有对其所由出的历史条件、内在根源展开深入的探讨，而能够对其历史功绩进行公正评价的更是少之又少。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学者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历史阐释时，多从一个层面或几个方面究其原因，重视观念史层面的反省，轻忽现代化转型和政治社会结构方面的复杂性，从而难以作出完整客观的解释。去历史地情绪化地批判激进主义，与之所批评的对象无疑暗含着理性崇拜和历史理想主义的共同理论预设。
在对激进主义的反省中，学者们的基本观念是属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他们从自由主义的经验论、演化论出发，颠覆了激进主义的唯理论、决定论。表面上看，自由主义似乎取代激进主义成为世纪末学者的价值共识。但激进主义的整体主义、终极目的论是否真为思想界弃如敝履？现在看来，自由主义似乎作为另一种达致理想境界的强势目的论取代了激进主义。1990年代末，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把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脉络定位为与激进主义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把自由主义视为20世纪国人追求的主流思想，并断言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世性的价值。②显然，以批判激进主义的终极目的论著称的自由主义竟也成为了另一套终极目的论。世纪末的中国自由主义颇为吊诡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一耐人寻味的局面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中西自由主义言说所由出的社会条件的极大差异。在自由主义的诞生地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的任务在于为已经出现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事后性阐释。而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所要面临的问题却是把这一学说作为指导中国社会转型的依据。在强烈的现实关怀驱使下，学者们难免以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自由主义，从而使以反思激进主义姿态出现的自由主义也带上了乌托邦色彩，成为一套根本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绝对真理。而1990年代激进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想预设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终极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
在19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论争中，作为与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另一套思想资源，保守主义也因中西语境的巨大差异而陷入了尴尬的困境。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传统是自由的传统，其所强调的是有限政府下个人自由范围尽可能的扩大。而1990年代新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的批评所要保守的传统却是威权的政治传统，他们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有赖于政府权力的扩张，非但与柏克式保守主义的主旨相去甚远，而且被用作威权主义的合法性论证，其对现实问题的逃避主义犬儒心理受到莫大的质疑。以保守主义应对中国问题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在于，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自由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传统。而如何创造这一传统，正是当下中国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困惑所在。
在经历激进与保守漫长对峙的一个半世纪后，如何缔造中国的自由传统，如何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在保守自由主义的制约下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构建调和宽容的多元社会和文化氛围，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健全的思想因子和社会政治平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是国人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