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语义学史，其研究旨趣可概括为历史取向、心理取向和语境取向，即19世纪的西方语义学已先后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如今奉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理论”—心理性、主观性、社会性、形式和功能、静态和动态、语境和情境、隐喻和转喻、意义域或原型理论等，皆植根于往昔论著之中。20世纪的三种形式主义思潮，导致西方人本语言观形成三道裂隙，从20世纪60年代始，当代西方语言研究中才出现了向传统人本语言观的回归。基于德、法、英、俄诸语数十种早期语言学原著，可以追溯这些“新理论”的渊源，以推进语言学思想史研究。

当今世界，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趋势的蔓延不仅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事实，亦冲击着全球化研究赖以根植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土壤。面对一系列全球震撼和持续不确定性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必须在理论层面对全球化理论做出批判性反思与重构。既有的全球化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仍局限于对“元问题”的经验性推演与循环论证，表征“结构—行动”的二元思维定势，本体论层面依然停留在元逻辑的形式化论辩与重复博弈，表征“时间—空间”的二元对立态势，并最终导致方法论层面陷入“结构导向”的思辨逻辑与研究桎梏中。为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不确定性发展趋势，在开展全球化理论研究时，可以尝试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与理论研究新路径。

广播剧又称为“用耳朵听的戏”，在媒体的变迁中，经历了由兴至衰的演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借媒体融合之势实现了新的发展。当下网络广播剧的兴起，提高了受众听觉体验的交互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伴随性音频”“具身性消费”和“情感性交互”的声音艺术，构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受众在“听觉转向”过程中获得情感的认同，并在虚拟空间得以延伸，以“具身”代替“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广播剧不但需要关注“什么声音”，更要关注“如何听”，关注不同人群的“声音需求”；不但需要关注声音景观的建设，更要关注声音景观对于形塑生命、形塑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将传统花鸟画中的那块“石头”（造型元素），从美学上分出“墨石诗意－拜石怡性”两类，作为标识“士人画－文人画”分野的器识性符号，意义有三。其一，从北宋苏轼到明代董其昌，对文士抒写心志情趣之笔墨本有“士人画”“文人画”之别称，但董其昌后的画苑却让“文人画”称呼含混地“涵盖”了“士人画”，本文提炼的“墨石诗意”，旨在佐证“士人画”所以异质于“文人画”，因为前者对画家道德情怀之倾注，远胜对笔墨技巧之逸趣。其二，以“墨石诗意”为视角，从北宋到清代的中华画史，可分出“士人画”“文人画”两条流脉：前者从苏轼到郑板桥，后者从米芾到陈洪绶。这是古贤以绘石来表征的彼此生命角色自期。其三，“墨石诗意”所纵贯且通融的“东坡怪石”与“板桥竹兰石”，不仅可鉴君子诗哲谱系之千古传承，更可鉴哲贤眼中的“石头”自古不是自然界的冰冷物体，而是哲贤应对浊世陋习时，尚能持志安魂的精神根基之象征。

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 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 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聚焦人口空间均衡，是根据现阶段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对人口均衡问题的复杂性作出有重点的简化。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学的市场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间均衡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自然地理空间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点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等方面探讨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从价值维度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人口空间均衡；从全国及各地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界定与测量方法等方面探讨人口空间均衡在中国的实践探索。未来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应回归均衡本质，从微观个体迁移行为出发，将这一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概念进行学科化、学术化探索；应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建构人口空间均衡的科学评价标准；应在价值与机制两种话语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一种能够将两种维度关联的、综合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

国家安全治理，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体系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套体系化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运用。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理念是集中反映在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基础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的三位一体。从践行路径来看，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理念，遵循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路径，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工作，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也是培养男性气的仪式性的旅程。古代史诗、传奇及殖民地书写通过描绘男主人公在异域未知世界的冒险、探索、生存斗争，彰显其身体、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如果说，旅行使男人成为男人，那么，旅行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19世纪英国那些离开家庭、走出国门、在陌生的异域旅行并写作的女性旅行家，颠覆女性气的传统惯例、重塑女性的自我形象，参与帝国的知识生产以及对于他者文化的建构。在殖民主义语境下，从性别视角检视19世纪英国的女性旅行写作，为理解性别解放与帝国事业、女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对于克服人的不完满来说，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具有积极性。只要作为技术来被对待，人工智能就一定会被当成合目的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乃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工具优势。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相伴而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人工智能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异己化的种子。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会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标注，一直就是汉语史语料库加工面对的关键问题。历代汉语史文本，贮存了极为繁杂的注解类型，这与中国经典学术传统及其形态相关。不同时代注解类型，既属于丰富的汉语史料有机部分，也构成了现实当中汉语史语料库类型学调查分析的基本课题。不同类型的历史注解，其基本内容的格式化标记，也就是所谓“标注”。历代“注解”过程中所标注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术语，遵循着大体相当的“以今律古”约定形式。这部分注解的标注形式，也就构成了当今汉语文字史语料库结构标注加工处理、标准统一的重要范畴。《史记》作为汉语史语料典范样本，历代传本附丽的注解积淀了各个时期重要学者的认知理解。通过相关文字使用年代、中介联系以及汉语史语音分化等排比揭示，可以恢复其内在联系，架构业已潜隐的线索，作出真正符合时代属性的结构标注揭示。这类年代学意义标注加工，即使对于判断一种文本传承的大致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于英美主流的知识论研究路向来说，知识的获取过程必须排斥那些明显的运气成分，由此获得“认知安妥性”。因此，对于偶然性的排斥便成了英美知识论的基本思路。与之相较，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九鬼周造则通过其偶然论重新评估了偶然性在知识构成中的地位。他将偶然性由浅至深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定言的偶然；第二，假言的偶然；第三，选言的偶然。在他看来，虽然前两层偶然或许能够通过对于某些必然性规律的调用而得到部分的消除，那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选言的偶然却是不可被还原的。九鬼的这一思想将帮助我们重新评估知识论文献中经常被提到的“假谷仓案例”，以及普理查德对于“认知安妥性”的定义，由此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从知识中彻底排除运气或偶然性成分的困难。

该文尽可能依据西方原典，追溯古希腊语法到普遍语法关于“言辞成分”或词类研究的轨迹。经过三个学派250年的前赴后继，希腊语词类从三分、四分、五分、六分，最终形成八分体系。虽然引入希腊语词类模板，但拉丁语词类从四分到八分也经历了300多年。此后思辨语法总体上接受了八分。普遍语法则有九分、五分（提出名形动层包关系）、四分、八分（提出形容词独立）等。文献追溯和梳理结果表明：意义或意指才是词类的认知本质，而形式和功能等都是基于类比方法的识别手段。对词类划分要秉持开放态度，不同体系可以并存。词类划分与句子成分分析可以并行不悖，不排除相对映射。解决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协调手段是多样化的。

在不少人看来，科技与人文天然就是对立的，因而他们便对数字人文抱有偏见。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研究诸多便利，使我们摆脱了繁琐的资料追踪和检索，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用于世界文学研究，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我们得出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这已被美国学者莫瑞提提出的远读方法所证明。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远读方法的运用虽然有自己的长项，但在具体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时，还必须辅之以细读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总之，数字人文并没有截然排斥人文，特别是那些文化和美学含量很高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它们都是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倾心创作出来的，任何才华稍逊于他们的人都无法替代他们。翻译也是如此，即使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也不能取代高级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翻译。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将远读与细读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科技与人文本身就有着某种互补的关系。

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西方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对于实践要素的理解上，现代实践哲学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亲缘性。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而其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则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发生的。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等方面将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语言学、科学哲学，甚至女性主义、组织研究、消费研究等领域中，从而为理解各种鲜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学科式的说明。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在未来也许会融为一体。

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摆脱“东亚病夫”的蔑称，解放初期（1949—1956年）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在一系列隐喻概念的想象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血吸虫病防治实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人与国家的重要环节。运动中，“群众科学”技术政治的运用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主体”的思想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构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基本运作逻辑；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主体的防控方式是血防运动成功的重要政治内核。这场卫生运动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建设除了要重视“预防为主”的理念，还需坚持人民健康至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在卫生防疫中的能动作用。

传统手工艺大多是作为制造日用器物所需的技艺而存在，在科技发达和大机器生产的今天，城市中却涌现一股手工艺热潮，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以往的手工艺研究多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关注手工技艺的传承，虽然偶有论及当下手工艺发展的新趋向，但对城市新中产人群对手工艺品的消费和整个社会兴起的手工体验热潮缺乏深度的解析。手工艺在今天的新变不仅揭示了我国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转型对传统手工艺的巨大影响，也昭示了手工艺对当下国人建构有品位和自主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