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本文在分析了其社会成分和文化素养之后, 着重评介了这个派别的思想规点: 人权和财产权思想是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都是人的自然权利, 是人类的神圣的标志; 吉伦特派重视经济自由, 这个派别倡导贸易自由, 反对妨碍经济活动的外来干涉和超经济强制; 人权思想在社会、政治方面体现为平等自由的思想, 这个派别希望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种族平等的公民社会。吉伦特派的思想观点体现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在许多方面位于时代潮流的前列。
法国大革命头两年(1789-1791年)的区域划分与行政改革是法国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分四个部分加以阐述和剖析: 一, 旧制度末法国行政区划的弊端及其特点; 二, 1789-1791年的区域划分与行政改革; 三, 地方政府机构的民主选举及其斗争; 四, 余论。文章最后还指出, 法国今天的区域划分和行政组织基本上承袭了大革命时代所开创的区划和行政组织, 因此, 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头两年的区划和行政改革决不会有今天法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从大革命的政治特色——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的区别、联系、意义及其并存原因的阐述和剖析入手, 进而叙述和分析了这两种民主制传统对19世纪法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还指出大革命的政治民主制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今天法国的政治制度, 足见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从18世纪中期起, 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和财政状况的恶化, 法国在一些先进政治家的推动下, 开始了王国各个方面的旧体制的更新, 以期摆脱困境, 巩固政权。但是在旧制度下, 这种即使是不彻底的更新也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它还在统治阶层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最终演成“贵族的反叛”。本文从经济、行政、社会、司法和财政方面评述了体制更新和“贵族的反叛”的史实, 并就“贵族的反叛”的性质和它与大革命的关系提出了若干看法。
儒家以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涵。儒家的人格不仅凝而为内在的德性, 而且展开于外在的德行, 从而表现为德性与德行的统一, 在如何达到理想的人格之境的问题上, 儒家的思路大致展开于两个方面: 其一以性善说为代表, 着重考察了成人过程的内在根据, 其二则以性恶说为代表, 较多地注重于后天的习行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 二者从不同侧面注意到了成人过程中的内在环节。在儒家那里, 走向理想的人格之境同时又与确立一定的价值原则联系在一起。
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上透视儒商的精神特质, 揭示其价值、意义, 是当前推进“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据于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认定儒商是一个兼有儒士和商人双重身份、力图沟通两者价值观念的特定社会群体。着重论证了儒商旨在促成商务与伦理的结合、建构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体系, 其内容包括: 倡导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 确立具有儒家特色的职业意识; 参引儒家观念创立商业经营原则; 塑造儒家化的商人人格形象。进而探讨了如何借鉴儒商精神的传统资源,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商业文明的问题。
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 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深入研究和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即深刻认识“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一篇大文章的上、下篇;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这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 与其他单一的所有制经济相比, 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其特有的长处、特有的形式, 因而也必然产生特有的作用; 总体而言,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性质, 即取决于谁掌握了控股权; 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 现阶段应大力发展, 而且从长远看, 它对于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也将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上海作为国际开放城市, 要实现“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 必须大力开展跨国投资, 以带动上海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尽管上海企业探索向海外投资、创办境外企业已有十多年, 近年来发展较快,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亦即上海的跨国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 应从战略的高度制订上海发展跨国投资的目标, 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 使之成为一项系统工程。
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和负债方的某种平衡关系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最能反映上述思想的是在实际中广泛采用的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 即普通期限和有效期限缺口模型。然而, 利率缺口模型锁定利率风险的效能是有限的, 它只是对利率风险具有一定的锁定作用, 对汇率风险、信用风险等诸多风险的管理缺少广泛性。要解决上述难题, 就需要导入新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 各种具有避险功能的表外业务创新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本文通过一系列诗学文献材料的分析, 发现在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 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 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这一桩至今未被人揭示的诗学公案, 其意义绝无半点流俗恩怨, 而是包含着本世纪诗学研究史中学术方法与趋向的重大信息, 透过它可以看出本世纪诗学学术史中诗史派与理论派互为消长、主导潮流的关系, 以及两派形成各自诗学范式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汉魏以降, “韵”字开始在中国文化史上逐步生成其独特意味。本文的发现在于: 韵字在先秦很可能与“埙”字相通, 它的原始意义是指古代音乐和乐曲的音高调式标准。东汉后期, 音韵学兴起, “韵”又成为训诂学将文字按“同声”归类的语音标准。随着魏晋玄学与人物品藻的风靡, “韵”字的用法越来越形而上, 终于由具体的音高、语音标准, 进入了“天人之际”的无限, 由可言说者转而成为不可言说者。
勇武之力是《水浒》之所以成为《水浒》的核心意象。它体现出人类一种正面的本质力量;突破了“尚德贬力”的观念,蕴积着中华民族最富于反抗性的传统;折射出宋末至明初呼唤英雄,反对异族侵略的社会心理;并呈示了一种新的美学形态。
本文在“五四”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条件下, 阐释了瞿秋白杂文的文化思想。包括: 一、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正确对待和处理东西文化及其关系, 以及在此基础上建设新的第三种文化的主张; 它着重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两大内容和现实战斗特色; 二、它所显现的崇尚变动、崇尚现实、崇尚斗争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意义; 三、它在文化学意义上,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阐述的自我个性观。
本文从《老子》这本书的语言实际出发, 把语法分析对象的范畴拉大, 即放弃了句子这个小单位, 来研究比句子大的段落——句群。分析探讨了《老子》中句群的基本特点、建构方式、组合方法, 层次类型以及研究《老子》句群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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