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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著作并没有提供"天心"与"道心"两个概念的明确关联, 但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内在的逻辑"将它们联系起来, 就可以看到"天"的意识, 在他的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天的稳定性、规律性和善的本性明显提升了朱熹对理的道德倾向的信心, 也增强了他关于人类向善的能力或灵感的信念。
中国古代的"天命"范畴应当包括"天象"、"天数"和"天意"三重要素，其中前二者具有较多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体现出更强的解释性。正是在客观性与解释性所构成的紧张之中，给政治合法性之权力争夺，准备下了表演的舞台和施展的空间。因此，"天命"范畴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信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之一。
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自由、富强、民主等多种价值之上, 然而, 这些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下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西方近代启蒙以人的自然权利为中心目标, 但近代中国启蒙的核心问题却是双重的: 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的富强。于是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 民生利益与国家富强、普世文明与国家独立、民权与国权、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内在紧张, 其最终的历史结果是富强压倒了自由、国权压倒了民权、民主压倒了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同时遭遇心灵秩序、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的危机，民国知识分子上接晚清余绪，经受着以上三种危机意识。张君劢既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同时又是新儒家代表。在那样的时代情境中，他试图上接阳明心学之传统，同时移用西方康德哲学的资源，以求在新时代中开辟出知识分子心灵安顿的局面；而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同时受到了英美宪法理论与黑格尔伦理国家思想之影响，试图在中国嫁接出一套新的宪法与国家理论，期望以此消弭当时的政治争议。通过考察思想史脉络中的张君劢，可以体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中西与古今之争背景下的深刻的思想困境。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领先全国，而且直逼甚至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乃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与生育观念以及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将有可能带来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制约科技创新、改变家庭结构及其社会生活关系、弱化社会发展活力等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关方面可考虑采取适时调整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体系、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等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上海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老年保障问题; 而制定老年保障政策措施又必须充分注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效性。尽管近年来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老年保障措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为此，有关方面应尽快构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长效机制，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时推迟城镇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积极开展"完善农保"的试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从而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老年保障的基本思路。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居民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别特征，这些差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红利”和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转移。城市外来人口的突出问题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融入城市过慢。外来人口的增长变动，主要受制于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城市收获的“人口红利”，要反哺农村和农民工；要以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积极探索城市人口和谐调控的新路子。
从有机结构论到系统结构论，从单一整合功能论到多维功能分析，从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建构论，"结构—功能"方法在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这种宗教研究范式一方面是由社会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社会和研究对象宗教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仍需要"结构—功能"范式，并力求在对本土宗教的"结构—功能"研究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和方法。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有效率”，但苏南地区股份经济合作制改制却有着其自身内在的动因和逻辑，那就是村庄生活中“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的生存理性。可见，村社共同体内的产权改革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对这场产权改革具有更实际的影响。可以说，不仅改制的真实动因是由非经济的因素决定的，甚至股份经济合作社中的产权界定亦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中华文明有待复兴而西方文明势如洪流冲击全球的大势之下，我们必须了解在西方文明体系里面哪些东西是根本性的、积极的、历史悠久的，哪些则是次要的、短暂的、消极的或者已经为人抛弃的。我们也必须明白，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之中根本性的、积极的乃至历史悠久的东西，乃是西方文明传人不断创造、不断更新、不断发扬光大的成果，而决非抱残守缺的结果。反思中华文明的核心因素而予以发扬光大同样也是一件相当迫切的事情。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国际范围内的“休谟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型，由以前的“条块化”研究走向“整体性”研究，休谟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随笔等著作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且与休谟的哲学著作形成一种“相互印证和烛照的语境”，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三种迥然不同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
“republic”(共和国)一词源于古代拉丁语词“respublica”，但二者的涵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作品为核心文本，可以深入剖析“respublica”在拉丁政治传统中的内在意义。虽然古典思想家西塞罗和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分别认同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同样强调了“正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意义，同样体现了一种真正“罗马”的政治态度。
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要赶上时代和民族发展的步伐，必须要从正视现实开始，看清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前进的方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中国语言学缺少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缺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反思：1.对《马氏文通》引起的方向性转变的反思；2.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3.对语文教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语言理论作用的反思。二、分析了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动力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对“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理论，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并超过外国先进水平”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三、从宏观上提出了几个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乃至论争。
本文用事件整合类型学理论研究上古汉语，对72个移动动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上古汉语移动动词的义项中，携带离开、到达、路径等各类途径信息的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具有构架功能的移动动词系统，是动词构架语言。同时，我们还发现，上古汉语的使用者，在认知一个运动事件时，更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其来源或路径。
任务型课堂教学是如今第二语言教学中备受关注的教学法，但这一教学法中如何解决处理语言输入依然是需要讨论的。应该说在二语习得中，输入与输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任务教学法可以考虑把传统的3P模式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起来。
"三教合一"是明人阐释《西游记》的共同视角，"三教"在清人对《西游记》的文本阐释中则有着从"合"到"分"趋势。其中，以内丹道派的观念阐释《西游记》有着从粗疏到精致，从支离到系统的历史进程，是清代《西游记》文本阐释中的主流，影响相当深远。本文以《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为个案，参照《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通易西游正旨分章注释》，切入内丹道派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内丹道派与《西游记》阐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元祐时期，词学、佛禅同得繁盛发展，佛禅对词产生多方面影响。语言层面表现为：以佛语禅句入词；大量使用口语俗语甚至恶俗秽滥语；运用禅宗句式和语言方式；翻案创新。意义层面，表现为化用佛禅思想、意象、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抒发作者的情感，如牧牛、散花意象，人生如梦思想，返本归心、明心见性的参悟体验和精神境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还有一些词通首阐述佛理禅趣，以词说佛说禅。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词坛，此期词人为改善词的生存环境，还主动与禅交锋，留下了一些表现机锋的词作，显现出佛禅与词关系的生动性、丰富性。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 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 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 “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 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 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 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 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 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 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 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 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 “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 更彻底地说, 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 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 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在诞生之初确立了以抒情为结构框架的模式, 强调抒发情感的个人性与独特性是“文学”的根本特征。这与“进化”的文学观念之间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加上与新“文学”运动日渐分离, 使得“中国文学史”最终成为一个终结的历史片段, 几乎难以参与到当代正在展开的历史中。要赋其予不断更新的动力, 需要对它的一些基本前提进行反思, 并重新思考由于“文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概念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文学起源于民间”的观念进行分析, 可以展现此命题中包含的矛盾和裂缝, 从而证明“文学史”的本质是一套现代知识话语的建构, 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文学的现代定义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其诞生的三块基石。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正逐渐抛弃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倾向用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 但很少对构成文学史话语的全部基础进行彻底反思。所以与前人相比, 我们只是将这套知识话语编织的更加圆熟, 而并没有更加接近所谓文学发展的“真正”规律或者文学的“真实”面目。现存的文学史能够为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视角, 但同时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实, 因此有必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对这门学科本身抱着清醒的反省精神, 寻找理解文学史的多元视角。
文学史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文学和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要有文学和历史的相对规定性。但是, 长期以来, 文学史的写作都是在社会史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使得文学史写作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本文认为, 只有将社会史从文学史中分离出去, 把文学史的写作重心放在语言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上, 才能建立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把“语言”作为“剩余物”的状况, 提出把“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关键词的主张, 甚至认为应该从语言的角度来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文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分析语言与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问题; 其次分析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部著作在处理语言与文学史关系的“得”与“失”。最后借助周作人的个案分析“语言—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文学汉语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冯契先生关于佛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 》一书中, 通过截取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时间段, 选择佛学如何中国化以及“空有”关系、“心物(性相) 之辩”和“理想人格培养”这四大主题作为讨论对象, 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冯先生丰富的佛学思想内容。
通过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集聚置于南北贸易与世界产品周期运动的过程中而研究其性质及演变规律, 可以发现: 在南北贸易中,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具有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部门偏向的特征, 发达国家制造业集聚具有技能(要素) 偏向的特征; 北方创新率和南方模仿率的变化会通过北方差异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配置的变动影响着南北产品种类数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政府的干预政策也会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产生影响, 即当发展中国家政府对R & D部门实施补贴时南方的相对产品种类数增加, 当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南方的相对产品种类数则会下降。
最新签订的“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US-DR-CAFTA), 是近十年来美国参加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对纺织品原产地规则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值得我们重视。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US-DR-CAFTA中原产地规则对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可以证明区域性原产地规则给区域内国家带来贸易扩大效应的同时, 也对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带来了限制。因此, US-DR-CAFTA实施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必将受到影响, 中国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对策以趋利避害。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在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发展形式,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由于GATT/WTO在规范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存在着实体上和程序上的问题, 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冲突, 监督和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 将其纳入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内运行,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女子越剧在战时上海的发展是女性在现代都市公共空间中历史性崛起的一个标志, 表达了女性群体所关心的问题和对生活的渴求, 并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但是, 孤岛和沦陷时期日军对上海的统治对女子越剧的发展和女性文化的兴起并不具有历史性的作用, 有决定性意义的反而是日军统治没有阻断或改变都市移民、都市文化现代化, 以及女性参与社会这些较为长期的进程这一事实。而日本占领军的高压统治, 却成为一种催化剂, 使得一直遭受男性精英批评和轻视的女性流行文化历史性地走向了前台, 使女性和女性文化第一次占据了都市文化大舞台的中心位置。女子越剧在战时上海的兴起无疑为我们探讨战争、沦陷与都市文化空间中女性的崛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巨大符号, 其丰富的意蕴, 多样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11—1912年间上海、北京各城市中的开放私园、同乡会馆、街头等公共空间来生成、填充、建构的, 而追悼会正是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复杂互动的一个焦点所在。它初步形成了一个“革命记忆资源仓库”, 并加深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化”。
中国的电影女演员最先出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 是一个新型的女性演艺群体。她们既是文化消费的对象, 又是推动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电影女明星在现代大众传媒中诞生, 又为各种话语所交叉建构。作为被公众凝视的对象, 她们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与此同时, 女明星巧妙地利用各种话语力量重塑自身的公众形象, 展现出她们不曾磨灭却常被忽视的主体意识。
通过对墨学研究历史的回顾与反省, 尤其是对清代与20世纪墨学研究的贡献与缺失从方法论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总结、分析与重估, 以此来展望未来的墨学研究, 寻求对墨学的客观了解与创造的诠释之间的平衡点, 创建一套墨学诠释学。
多年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原始人没有主体意识”, 其实不然。原始人不仅有了朦胧的主体意识, 而且还有了主体意识的初步发展。图腾崇拜是原始先民为探索自身而达到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观念体系; 发生在父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则表征着人作为自然主体到社会主体的转变和个体主体意识的萌芽。
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首次表述并在马克思其后的理论中得到发展。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实践结构观, 它将主体间关系引入实践结构, 把实践看作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关系相统一的结构。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认识,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善恶因果律就是行为善恶与其利害之间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善恶因果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在于它是依靠理性参与的价值规律, 因而具有更多的应然性。现代善恶因果律是对传统善恶因果律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善恶因果律的积极改造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络信息责任是对网络信息行为主体的一种应然要求。网络伦理教育就是要试图唤起人们在网络信息行为领域的责任自觉, 它是网络信息道德责任、信息道德规范、信息道德原则等各种道德意义上的应然要求方面的教育和教化过程。网络信息责任的基础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责任的先验性。人的社会性决定网络信息责任的先验性, 而网络信息责任的先验性不仅决定网络伦理教育的合法性, 而且决定这种教育的必要性。
文章针对当代视觉传媒的特点, 提出光电子媒介下城市传播的"透镜模式", 也就是城市的大光学成像模式,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之于人的现身情态如何由直接在场转为远程在场。文章还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指出: 正是人们对可通约性的需求, 构成了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力——它刺激当代图像生产工业制造出通用的城市符号指涉系统, 最终使得公共图像超越公共空间成为达成城市通约所必需的信息平台。
清以前对张炎的评论总体上建立了张炎的身世和创作之间的联系, 对后人更全面地理解作品指出了知人论世的一条途径。不过这一时期的评论明显缺乏理论性、系统性, 也有因为交谊因素多有溢美之词的问题。比较而言, 清代的序跋中关于张炎创作实践的评论要更全面、更客观一些。一方面肯定了张炎词在艺术上的创新性, 抬高了张炎的词坛地位, 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同时廓清了人们对《词源》和《乐府指迷》的模糊认识。
南帆、王一川、陶东风推出的三种文学理论教材, 构成了新世纪文艺学的一个事件。对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只解构不建构"、有"虚无主义"之嫌的批评是不合事实的。他们的建构分别选择了关系主义、本土主义、整合主义的理论路向。不但与本质主义自觉区隔, 而且提供了建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经验和可能性。评价他们各自的得失将有益于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文艺学的未来发展。
赵树理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赵树理方向"代表着他的大众化创作的最大成就。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以农民为主要接受者的, 历年的评论及文学史对赵树理作出的"跟不上时代"的评价实际是没有认清赵树理的立场, 他的"反改造"倾向意味着农民拥护革命的原因在于得到了物质利益, 而不是精神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赵树理认为, 农民所能承受的"现代"是有限度的, 超过了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反而会阻碍农民走向现代的步伐。
现代汉语句末虚词"啊/呀""吧""呢""嘛"等, 一般称为"情态虚词", 以别于具有较多实质语义或语法功能的"了""吗""的"等虚词。其实, 前者固然表达情态, 如分别表示"关注""存疑""深究""确信"等; 但此等虚词对于篇章的连接,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关联理论及语篇标记的视角, 参照以往研究, 对该等情态虚词之语篇功能考察, 可以看到: (一)"啊/呀"除了对当时的情景或对话内容表示"关注"而外, 尚有特别标示"该语句乃针对当前语境而发"的功能; (二)"吧"除了标示"存疑"而外, 尚有标示"该句乃针对先前所说或所发生的情景而发"; (三)"呢"主要标示两种不同的、但前后呼应的语篇功能: (1)寻求与上文对比, (2)要求继续对话。这三个句末虚词, 在语篇组织上, 均具有增强关联性的功能。故除了当作"情态虚词"处理而外, 还可以看作是"语篇标记"。作为语篇标记, 其强弱排序应为: 呢 > 吧 > 啊/呀。此一排序, 恰恰与其情态性质之强弱相反: 呢 < 吧 < 啊/呀。
句子的抽象结构从外向内可以划分为三层, 即篇章层、语用层与句法层。三层结构的性质不同, 其间关系表现为外层制约中层, 中层制约内层。据此, 对于句子有形成分的分析, 首先应根据篇章语法学分析出其中的篇章成分, 而后根据语用学分析其语用成分, 最后根据句法学分析其句法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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