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需要实现四大转向，即伦理转向、生活转向、时代转向与中国转向，否则将有违科技伦理的宗旨和使命。伦理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去伦理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确认伦理是科技活动的底色，伦理属性是科技伦理的根本属性；生活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理论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回归伦理学的生活本体，并确认科技伦理的实践伦理属性；时代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架空式研究而言的，目的是确认科技伦理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的角色；中国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西方化倾向而言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科技伦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在四大转向中，伦理转向是前提，生活转向是基础，时代转向是关键，中国转向是落脚点。

人工智能演进开启了人与类人互成镜像的“类人世代”。AI类人（Agents）在其“锚定”的社会、理性、价值、德性存在中以“伦理物形式”呈现。基于计算主义对AI“伦理之锚”的阐释遭遇“具身主义”批评。“具身哲学”认为计算主义的AI类人不可避免地掉入“离身心智”“道德机器”“行而上学”的类人陷阱。按照“意向性差异”的一般阐述，“机器意向性”与“蝙蝠的意向性”的比较可为“类人”的伦理之“锚”做出说明。机器意向性呈现出的四重紧张关系，表征了AI类人因“主体性欠缺”而无法最终越出其初始用具形态的阈限，因而隐蔽着一种“新奴隶制设置”。人机共生意向性作为机器伦理的底层架构以“自身意识逃逸”为技术进路，然而这实际上预设了“自身意识”返回自身且面向自己本身的反思的重要性。反思性带来的不安或忧性，是机器意向性无法穿越的“伦理剩余物屏障”。澄清“类人陷阱”“新奴隶制设置”“自身意识逃逸”造成的不安，有助于破除AI伦理学探究中出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

算法技术的普遍化正在改变和重构生活世界。算法功能的个性化和便捷性日益增强，可以为人类行动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但也带来了人类“反向适应”的问题。对算法伦理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发现：算法技术不断遮蔽人类的原初意愿和选择，抑制人类文化创新活力，影响社会协调发展。随着这种现象的不断加剧，人类沉浸在碎片化的现实中，逐渐形成一种不自知的“反向适应”，从而遗忘了人本该怎样的事情。人类主动接受算法技术对其加以改造和支配，迎合算法文化的生成，最终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人与人之间无法联结的社群性困境。基于此，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对待算法的伦理态度，即为了保障人的本质存在，应审思和超越“反向适应”，聚焦和谐共鸣的美好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地位，决定了不同学科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建设问题。除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自身以外，政治学通过建构“使命型政党”的概念对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理念和特质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领导地位进行了规范性论证，对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进行了经验性考察；社会学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着重考察执政党在新兴领域中的组织嵌入、对新阶层的精英吸纳，以及面对新群体时的基层党建空间转向创新实践；管理学将治理理念引入党建研究中，注重探讨政党的自身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及新兴技术在党建中的应用等问题。尽管各个学科对中共党建研究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推进中共党建研究中各学科的交流融合，将有助于提升中共党建研究的整体水平，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智慧。

城市空间形态综合反映了城市集聚地的产生、成长、形式、结构、功能和发展。通过对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的深入分析，可以将上海在1843年至1949年间的空间形态演变划分为六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从“内外城”到“新旧城”，从“带状城”到“三向城”，以及从“块状城”到“主副城”。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特征，可归结为：江河主轴、一路向海；圈层发展、走向开放；多元发展、异质交织。厘清这一城市空间形态历史演进的脉络，有助于我们挖掘更为丰富的城市历史人文内涵，把握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和主线。

郭圣铭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者，其研究领域广泛，著述丰赡。郭圣铭的美国历史书写始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至今影响深远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独立宣言》 现代汉语完整译文更因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备受赞誉。通过编写与美国历史相关的通俗读物、教科书以及世界通史等体裁的学术作品，郭圣铭将对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贯穿在美国历史的书写之中，彰显了他所倡导的史学创作应面向大众并推动公民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史家观。郭圣铭与一批卓越的学者一起为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乃至世界史与全球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晋文学历来被称为魏晋风流的彰显，原因正在于传统的风雅之道受到冲击。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以仲长统等为代表的士人对风雅传统进行叛散的同时，也作了重构的努力。这种叛散与重构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从消解的因素来说，主要是时代与士人命运的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两汉时代的文学观念与知识体系。建安文学以气为美、诗赋尚丽即是这种表现，正始玄学与佛学思想的兴起也对传统的风雅之道有所解构。魏晋时代帝王与士人的文学书写，叛散与重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教与审美融合一体的文学形态，从而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说新语·文学篇》 所记谢安“雅人深致”一说，因为蕴藏着经学与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双重张力，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诗学争议。历来学者如宋祁、刘辰翁、王士禛等多激赏谢玄而质疑谢安。事实上，“雅人”并非泛指“高人雅士”，而是特指“诗人”，具体说就是与“风人”相对的“雅诗的作者”。正确理解“雅人深致”，既要注意《诗》 有《风》 《雅》 二体、《雅》 有小大正变的大背景，又要在“赋诗言志”的意义上体察谢安与谢玄人格气象和生命境界的内在差异。王夫之认为二谢所引《毛诗》 “同一达情之妙”，无形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差别，故仍有一间之未达。晚清大儒沈曾植则立足儒家诗学的风雅传统，以人学论诗学，既还原了“雅体尊，风体卑”的礼乐诗教的真实生态，又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深刻揭示了谢安风流名士背后的儒者情怀和大臣心曲，堪称谢安的隔代知音。要之，对“雅人深致”的正确解读，既是诗学问题，也是人学问题，既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谢安是《世说新语》 中记载最多的魏晋名士，他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厥功至伟，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 的诗学价值。

明孙能传《剡溪漫笔》 “采用诗题”条以及焦竑《焦氏笔乘》 “诗用成语”条所拈出的唐诗“采用”《文选》 诗题之现象，迄今未得到学界的系统检视。以文本比勘为中心，探考唐诗“采用”《文选》 诗题之路径，可以发现：在唐人诗题层面，有承用/扩充诗题、套用句式、“咀嚼为我语”等模式；在唐人诗句层面，有“采诗题”与“采语词”两重维度。唐诗一方面会将《文选》 诗题整体入诗，同时援用诗题所涵摄的“典故情境”；另一方面则对《文选》 诗题中的语词进行有选择性的摘用，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唐诗之所以能“直与冥会”般地“采用”《文选》 诗题，一方面是基于人事、地理等要素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基于唐人与汉魏六朝文学情境的印合。同时，这两条内在理路又共同依托于《文选》 诗题自身的“诗性”规律。通过本论题之探讨，可以对唐集校注中的“题典”问题进行再反思：在唐集校注的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唐诗的“古典”与“今典”，也应对唐人制题所涉先唐“题典”有所考求。

从民族记忆的集体属性和公共属性来看，民族记忆共同体最根本的内容就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集体遗忘。其中，文本共同体是民族记忆共同体得以构成的先行条件和基础路径。在记忆文本化的基础上，重复操演和惯习养成是民族记忆共同体构建的助力因素。民族集体作为一个整全性人格，必须经过仪式、身体和其他社会实践等各种方式重复操演民族的过去与传统，由此才能养成民族的文化惯习或文化无意识，推动民族记忆共同体最终形成，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集体记忆和集体遗忘的必然性及其对民族记忆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及其口传实践是人类文化传承方式与民族记忆形成的一个珍贵且经典的案例。这部史诗包含着丰富的藏民族文化资源和历史发展变迁信息，其在传承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相互交融。《格萨尔》 史诗在传承中将说唱艺术融入生动丰富的群体日常生活交往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从而建构了民族的共同记忆，成为藏民族的集体想象与文化认同的载体，进而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内涵。

集体记忆的核心在于记忆历史连续性及其社会建构性的动态整合。现代社会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出现，可以作为集体记忆的源头与节点去审视。围绕集体记忆的建构“能否间断连续”进行思考，可以尝试在“理念−意象”的集体记忆建构框架下，在记忆不同的叙事维度将散点式的记忆碎片整合并类别化，进而整合出具有沿循“勾勒−黏合−构筑”脉络的现代社会公共突发事件集体记忆整体性建构逻辑。同时，在当下不确定性社会以及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以整体性为目标进行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能动性建构和维系，也是现代社会与国家在多重时间维度整合有益经验，以及重构对社会文化结构性认知的基础。

运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对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放松融资约束、提升ESG表现、增加创新产出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明显，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边际的影响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拓展分析表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在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同时，新质生产力还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在海外市场的收益能力。以上研究率先证实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国际投资与生产力理论，还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借鉴。

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新兴技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却往往忽视企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微观基础及其差异化成因。有鉴于此，以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高管视角考察CEO个体特征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CEO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CEO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影响，其中CEO的性别、年龄、学历、任期、专业背景均会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不同约束条件诸如营商环境、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均会带来差异化影响。进一步分析CEO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发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越易于提高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会对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企业形成数字涟漪效应。这些发现对于加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传染效应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连锁董事网络中企业的同群行为，分析企业金融化的传染效应及其经济后果，并利用我国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企业的同群行为导致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且这种效应受网络位置、管理者特征、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企业金融化决策的同群行为会加剧金融风险在企业间的传染，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减少企业研发投入，降低投资效率。因此，治理企业金融化问题要注重企业之间基于连锁董事网络的学习模仿，防范“脱实向虚”风险沿着连锁董事网络传染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