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学”的研究不能再走以逻辑学为准绳裁度中国传统思想的老路，倘若回到严复和胡适当年设想的以“名”为中国哲学的“方法”的思路，则可以走出一条“新名学”的道路。近年来不少海内外学人正在汇聚到后一条康庄大道上，其中海外汉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们或者从“名”自身的脉络深化问题，或者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正名”话语，或者将“名”的问题引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名学”研究的丰富维度。然而，如果进一步将“名”的方法上升理解为中国哲学的“底本”，就会发现海内外的“新名学”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吕氏春秋》是一部以“生”与“人”为价值取向和哲学基点的构造性思想著作。《吕氏春秋》认为，生命是天所赋予的，天道的崇高性赋予了生命以重要价值。由此出发，《吕氏春秋》在人的自我养成上，认为应以对过分欲望的调节来实现生命的延续与完善；在伦理生活上，认为应尊重各个生命的发展，不可胡乱伤害他者；在政治治理上，认为天下为人人所共有，因此君主需要自我修养、任用贤臣。这种对“生”与“人”的重视，使《吕氏春秋》能够综合诸子、自成一家，超越秦政而具有持续的价值；其以“生”建构的兼合性哲学架构，更对秦以后儒家、道家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宋代新儒学的成立关联着儒家经典系统从《五经》 到《四书》 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大学》 的地位变化最为剧烈。《大学》 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 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故而，韩愈以来的诸多儒家学者重新发现和诠释《大学》 ，最终经过朱子之手，《大学》 被确定为《四书》 之首，其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 ，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1960年，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17个国家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却步履蹒跚。这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美国黑人创新斗争方式。1960年，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发起入座运动，抵制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该运动迅速发展到其他南部州，把斗争目标扩大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其发展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城市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之前的民权斗争。入座运动吸引了广大黑人和白人大学生，他们取代职业民权活动家，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把被捕入狱的斗争经历看作是一种荣誉。入座运动推动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转向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它重塑了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

柄谷行人以言文一致问题为枢纽展开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为风景批评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接着柄谷行人讲：首先，借助柄谷行人有关透明性的论说，打开风景批评的语言论向度，同时评估这一论说所承载的现代性叙事的多重困境；其次，依循柄谷行人对“外部性”的建构，探讨从内部语言学向“他者语言学”转换的可能性及其对于风景批评的价值；最后，以语言之偶然性和混杂性为立足点，审视柄谷行人风景论的伦理诉求，重新描述风景书写的文体特征和风景美学的话语逻辑。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不仅以跨文化反思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形象，还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谢阁兰建构的“多异美学”与朱利安主张的“多元共生”文化观均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谢阁兰修正了此前欧洲文学/文论中异域猎奇式的方法论，重新阐释了“异域情调”一词的内涵并发展出一种大写的“多异美学”，赞扬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超越并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而朱利安则是在强调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对话主义方法论，不是立足于发现“差异”，而是借助中西文化“间距”进行“外部解构”“迂回-进入”，推动了寻求“多元共生”的范式成为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这一发展反映出法国文论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与研究所经历的范式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

“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结构性力量和具象化体验，深刻影响着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范式实现了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的阶段转变。这一不确定性转变体现在知识基础、研究范式、生产主体、生产场域、知识结构和知识特性等若干方面。对此，需要以承认不确定性为认知基点，构建以整体表征为知识视角、以复杂叙事为研究范式、以主体赋能为价值指向、以情境实践为行动配置、以多维整合为网络型构、以视域反思为理论内涵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深层次革新与多样化发展。

不确定性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能力不足的表现，具有普遍性、相对性与发展性特点。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更加复杂，因而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大，将会给社会政策的运行与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为此，应该从以下多方面扩展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挑战：其一，要进一步突出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价值引领；其二，进一步重视社会政策的预测性和对策性研究；其三是加强社会政策复杂理论模型研究；其四是提升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性视角；其五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

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深入认识人口不确定性的性质、来源及其在人口预测与政策应对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人口不确定性是人口系统的内在规定性，且在现代社会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下，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人口不确定性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我们可以在深化不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将人口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控制在可知、可控的范围内，并充分发挥不确定性在多样性创造力上的潜力。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利用技术、知识和治理的优势，可以构建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人口及相关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当前，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登上人类舞台，不仅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同样也是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境。由于实践场景的复杂多变、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以及社会工作者及其互动主体之间的动态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对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挑战。此外，不确定性更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深刻地挑战着传统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研究与应用范式。对此，我们要构建更具反思性和包容性的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工作理论，使社会工作理论在不确定性社会中更好地与实践结合，服务于建设社会服务新体系和社会文明新形态。

专业服务业在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专业服务业国际化往往伴随着企业国际化发展，其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国际业务收入、国际化布局、人力资源支撑和国际影响力。专业服务业发展助力企业“走出去”主要通过信息提供与决策支持机制、服务业务与模式创新机制、风险管理与合规保障机制、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机制实现。我国现阶段在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助力企业“走出去”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总结借鉴国际经验，我国专业服务业重点要在国际化、高端化、一体化、品牌化、智库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更好推动专业服务业发展，助力企业高质量“走出去”。

如何驱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和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上海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之一，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大势而在全球竞争中谋取战略主动的关键，也是抢占国际经济与治理话语权“制高点”的必由之路。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作用，表现为服务贸易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创造效应、渠道扩张效应和包容增长效应。上海是数字经济先行区，数字化转型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用场景丰富，但上海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也面临一系列制约，在规模与结构、广度和深度、人才和企业、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因此，上海必须抓住国家自贸试验区和新片区、浦东开发区和引领区、进博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战略叠加的优势，直面全球数字科技、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与挑战，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基于HS 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对美国供应链重塑下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外贸产供链中游产品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韧性欠佳；下游产品出口需求端高度集中且依赖美国市场，脆弱性突出；对于美国审查的关键行业产品产供链，中国农产品与食品生产行业的上游进口供给端、药品行业的上游进口供给端和出口需求端脆弱性相对突出。进一步地，基于三重差分计量模型实证发现，美国供应链审查显著促进了中国关键行业产品的贸易向第三方转移，韧性增强，而对中国外贸地理多元化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美国供应链审查冲击下中国关键行业产品外贸产供链韧性的提升在短期主要体现在与第三方贸易伙伴加深贸易联系，而非提升外贸地理多元化。据此，需要聚焦美国供应链重塑战略下的关键行业产品，积极构建区域产供链合作体系，拓展外贸结构多元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攻克进口供给端“卡脖子”技术难题，着力增强中国外贸产供链韧性和安全，从而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