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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应将观念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之中解读,以了解前人立说之用意和对象。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实为中国对西方刺激的“梯度式反应“之表征。这种一波推一波由局部而全面的改革,实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独特模式。激进主义是一种封闭型的极化社会的极化心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正是中国大一统帝制结构艰难转型的产物。反思百年中国激进主义之偏激,既要知其然,又不可不知其所以然。近代中国思想“巨石走峻坂”之激进,或“石条压驼背”之极端,既有进步主义之迷思,亦含矫枉过正之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涉及的面很广,诸如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与特征、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时间、文化保守主义的类型、文化保守主义与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评价等等。相较于其他文化思潮,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学术界着力较多、成果较为丰硕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从19世纪中叶开始,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借助于条约权利而涌入中国, 并且远走四面八方。与彼时的商人、兵头、外交官相比, 传教士以福音为信仰而志在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又以其远走四面八方的进取不息而深深地锲入中国人的地方社会和日常生活。对中国人来说, 两者都是搅动和冲击。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 使19世纪后期西教入华的历史成了绵延不绝的教案史。
1951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废娼, 此时上海公开的妓院、妓女已经大大减少, 政府抓住时机宣布废娼, 有力地塑造了其能够彻底铲除“旧社会毒瘤”的良好形象。而1958年市政府宣布妓女改造结束, 则是由于收容起来的妓女越来越多的是在“新社会”堕落为娼的, 这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新的威胁, 因此新政权对其进行劳动教养, 或者以流氓罪将其投入监狱, 从而宣布旧社会的娼妓制度已经彻底铲除。而被收容起来的娼妓, 由于在安置时要求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继续“监督改造”, 使得她们很难重新融入社会, 因而无法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而只能是新社会的“旧人”。
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 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向, 其主要表现为：在研究立场上, 经历了对宗教功能的全盘肯定到启蒙时代后的全盘否定, 再到现代的重新定位；在研究视角上, 经历了从世俗化到非世俗化再到多元化；在知识论取向上, 从理性批判到感性取向乃至灵性证明；在思维方式上, 经历了从社会建构论到主体建构论。形成这种新取向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社会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 宗教在全球的新复兴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旨趣变化等因素。
“圆顿止观”法门是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秉承大乘经论所述的理论与方法, 依据自身止观体验与“解行相应”的佛教传统, 整合南北朝以降传入中土的各类禅法而成的一类止观修持体系。它最终以《摩诃止观》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 成为大乘实相禅之中国佛教样式的一种典型代表。由于《摩诃止观》所宣讲的“圆顿止观”教学法具有基本的“道次第”可供行者遵循, 因此通过对智顗“圆顿止观”教学法的解读, 可以把握作为“禅观”经验之佛学的内在逻辑, 以及达到“不可言说之说”的目的。
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对现代科学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对现代科学进行了相对主义的理解, 歪曲利用了科学哲学的一些结论, 进而否认现代科学知识具有任何认识论上的优越地位。他夸大了科学知识所面对的合法化危机, 错误理解了元叙事和效率实证主义对科学合法化的意义。特别是, 他援引的“量子力学”和非线性科学并不支持他的后现代立场, 而他所说的追求差异、矛盾、不可理解性和异调逻辑的“后现代科学”并未出现。
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认为, 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经验意义要求”这个基础不适当：一方面, 如果接受了这个基础, 就会把某些限制强加给“重要的哲学讨论”；而在另一方面, 又会使人的思想局限在难以容忍的范围内。通过阐述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 可以探析名称的涵义与指称、意义与证实的关系, 以及“逻辑实证”的局限性等。
上古三代时期, 人类文化经历了由巫觋文化向祭祀文化、再向礼乐文化的转型和过渡。由原始的巫觋文化到文明社会初期（夏殷）的祭祀文化的过渡, 对历史观念的重要影响在于开启了“上古神话历史化”之端倪。殷周之际, 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转型, 与原始氏族阶段的神灵史观和夏殷时期纯粹的神意史观截然不同的以“敬德”、“保民”为基本内涵的天命史观逐渐形成。这种具有忧患意识特征的历史观, 是人类历史意识增强和历史理性觉醒的表现；而在这种背景下更加深入的神话历史化, 也促使人们从现世的“人”自身的角度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 它促进了“殷鉴”思想——中国史鉴传统的形成。
从“领”的本义和音义出发, 通过其声符“令”, 探究政治领导的本质属性（原型）。“令”有连接的语义, 是天与人的连接, 而“领”的本义（脖子）也有连接头（天命）与身体（大众）之功。“领”的连接在深度心理学中表现为意识与无意识的连接, 而这正是阿尼玛（女神）和阿尼姆斯（男神）原型所在, 体现为母权统治（“脖”）和父权统治（“项”）。“领”、“令”的连接意象进而表现为领导的主体性——“我”, 从此出发, 引入马丁·布伯的“我—你”和“我—他”关系, 探究“你”、“他”的语源与“脖”、“项”的对应, 建立领导原型的“人称”三重结构。
国内外一部分人口学者提出的中国只有立即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才能尽快促使生育水平回升的观点, 是有失于偏颇的。要真正实现我国生育水平的适度回升, 需要在生育观念上与时俱进, 确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上与时俱进, 使政策导向有利于广大城乡育龄夫妇按法律法规生育；在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上与时俱进,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出发择时加大“微调”力度, 再发展到全国普遍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 出现了分城乡的老龄化速度由农村较快转变为城镇较快且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增速双双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降速双双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等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差别效应；因此,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必须充分关注城乡差别和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及其形态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 理论界对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但总体上定性研究较多, 定量而深入的研究较少, 且研究方法单一, 没有形成体系。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 目前对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可运用行政区划法、自然标志法、圈层距离法、方向距离法、函数模型法和人口重心法等六种方法。综合应用这些方法对上海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其结论更加系统、深入和可靠。
严复的语言观以“器”作为本体, 重视汉语的实用理性。严复从两个层面改变了汉语的传统实用理性：在语言观念上, 严复强调汉语获取西方学理；在语言实践上, 严复重视汉语词义与西方学理的沟通。另外, 在《英文汉诂》中, 严复表达了从中西方语言的相似性来确立中西方人种同源的人类学观点。汉语的实用理性的转型, 正是“国语”的现代性发生。
本文以文类这一话题为切入点, 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判来解构文学现代性, 探究现代文学在确立自己身份时, 是如何与现代民族国家共谋, 建立其独断的、时间性的文学史叙事框架。同时尝试以多元化和空间化的态度看待文学史, 否弃“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 描述文学在种种参差的文类形态中的延续, 将“文学”的内涵加以丰富, 揭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意义的复杂性。
帛书《易传·要》第四章《损》 《益》卦论是整个帛书《易传》中最精彩的一段文字, 孔子称之为“损益之门”和“易道”, 可以说是整个春秋战国《易传》思想的一个结晶, 是汉代易学思想发展的基石, 但是却没有在通行本中流传下来。本文通过对损益卦论内容的分析, 将帛书《易传》中《二三子》、《系辞》、《易之义》和《要》四篇文字的内容与今本《易传》中“乾坤之门”论说进行梳理和比较, 并将这种梳理与帛书和今本两种《易传》传播历史脉络的梳理相结合, 试图找到为什么损益卦论没能流传的原因并认为如果将“损益之门”与“乾坤之门”结合在一起作为理解《周易》的经和纬, 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较为方便地入《周易》之门。
学界习惯于以“淡泊名利”评价韦应物之人品, 以“高雅闲淡”分析韦应物之诗风。其实不完全准确, 韦应物在“仕隐”问题上并不超然, 其诗风亦非以“高雅闲淡”就可概言。而“淡泊名利”与人品高洁其实并无直接联系。
施米特、阿伦特与勒弗尔皆承认18世纪末的革命开启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形式(或体制), 即：代议民主制；也强调唯有了解革命如何将国家主权转向人民主权, 我们才得以掌握现代民主制的深刻问题。他们各以其政治现实的关怀与理论立场, 阐释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真实意义。对于他们而言, 革命涉及难解的"民主基源性"及其正当性之论据的吊诡。施米特以"主意论式"的政治决断论, 肯定人民集体的政治决断本身即是正当性, 不必援引任何道德及伦理的规范原则, 就此他肯定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主义", 继而推展出主权者与人民同一性的民族论式的民主理念。阿伦特、勒弗尔反思批判施米特的阐释, 以此为取向, 重新阐释革命, 针砭"雅各宾主义"如何从倡议人权、法治、公民德行与爱国主义的崇高理念, 走向扭曲, 甚至摧毁民主革命的途径。
随着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型, 一方面, 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概念被置换成为快乐、满足、成就这些稍纵即逝的私人观念, 另一方面, 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只可能承诺某种消极价值, 比如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所有公民的正派社会, 或者一个制度上保障公民自尊的正义社会。试图让现代政治社会（民主制度）为每个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乃是一个"范畴错误"。在现代性背景下, 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 政治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的多元共同体主义结合, 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 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近代上海租界的法制是现代法制。这一法制引导、规范了上海租界现代社会, 其中包括：现代议政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现代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施行、现代司法的诞生和运作、现代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等。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中有瑕疵, 包括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等方面。形成这种瑕疵的原因主要是：上海租界当局有殖民意识、部分执法司法人员法律素质低、上海租界当局不深谙上海的社会实情等。上海租界现代法制的瑕疵对上海租界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并使之出现了病态。
1905年哄闹公堂案发生后, 上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连日集会抗议, 形成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风潮固因公堂案而起, 但其背后实隐含着中外双方对于租界内警政和司法权力的争夺。在抗御外侮、卫护国权的过程, 上海绅商一直主张以和平、文明的手段和体现华人尊严的方式, 合力与争, 并提出了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设华董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此前历次民族主义风潮中“文明排外”的抗争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承袭, 实际上也提示了“文明排外”的新趋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3号文件和第5723号文件, 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台湾政策的重要纲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政策的核心是“将台湾作为自由中国替代共产党中国的中心”。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成为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与中国大陆对峙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海德格尔哲学中, 死亡就是虚无, 只不过虚无被包含在了存在之中。勒维纳斯认为, 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毁灭他人的倾向。为了使他者不受我的侵害, 死亡必须被看成陌生, 从而赋予死亡以伦理内涵。
人类的成熟曾被视为启蒙的目的, 通过比较康德和列维纳斯对“什么是人类的成熟”以及“什么是成熟的宗教”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启蒙的意义与局限。康德认为, 人类的成熟意味着人类从宗教的他律中摆脱出来, 进入完全自主的状况。而列维纳斯则认为, 成熟的人不只是为自己负责, 还应当能够为他人负责, 因此仅有自主性（l'autonomie）对于人类社会是不够的, 还需要思考一种“他人先于自我”的他律（l'hétéronomie）精神, 并且通过这种他律精神来重新理解宗教的意义。
环境伦理已有的理论建构主要是规范伦理向度的建构。规范伦理向度建构面临着规范生成困境、规范有效性问题、规范与行动之间的逻辑距离、规范普遍性与主体差异性的矛盾等诸多困境。事实上, 环境伦理在德性伦理向度的建构不仅可能的, 而且可以有效地超越规范伦理向度的各种困境。德性伦理向度的建构思路包括传统德性伦理德目意义的拓展以及具有环境美德的新型道德人格的建构。
在世界早期文字中, 甲骨文字形具有异乎寻常的规整化特点。既有研究虽然揭示了这一现象, 但却仅限于文字的外部形态和相关外部生成条件的讨论。本文深入到字形结构的内部, 通过定量的纵向比较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研究表明：甲骨文平面结构、构件方位属性的超常发展, 印证了严苛的甲骨契刻书写条件对字形规整化所起的作用；字形规整化并不意味着甲骨文构形具有全面的较高发展程度；而层次结构的较低发展水平, 作为甲骨文字形规整化营造因素, 亦同甲骨契刻的书写条件相联系。
“坡芽歌书”在记录语言时虽有其不成熟的一面, 但将其视为一种早期文字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根据它记录语言的特点, 在类型学上可将其归入“语段－表意文字”一类。该文种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早期文字的发生、形成、发展规律等问题具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
作为介于上海话与普通话之间不断变化的语音系统, 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呈现发展的阶段性。本文以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大纲为标准, 通过建立中介音语料库, 对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的六个发展阶段进行了阶段性特征分析和级差分析, 展现了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发展的动态过程。
吕思勉是现代著名的史家, 然鲜为人知的是, 他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部名为《中国女侦探》的小说。本文通过具体资料, 论证署名“阳湖吕侠”的作者实即吕思勉。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篇久觅无着的吕氏佚作, 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讨其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以近代小说史研究而言, 则解决了一项长久以来未获解答的疑难, 使这部笔名“吕侠”的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归属。
“非个人化”一直以来被视为英国诗人T·S·艾略特标志性的诗学主张, 但这一提法远不能涵盖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发展。事实上, 艾略特的中后期诗学思考体现出了鲜明的“个人化”价值取向, 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本质和文学阅读三方面均极力强调个性因素、个人视角的重要性。这与其早期的哲学探索《F·H·布拉德雷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深深暗合。应该说, 艾略特的这篇博士论文所孕育的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种子, 在其中后期的诗学观中得到了绽放。对艾略特诗学观中“个人化”取向的梳理, 有助于补正和完善艾略特的诗学形象。
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是旅游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因素角度构建其评价指标与模型。而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内涵的重新审视, 基于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 构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并运用数据差异驱动原理, 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竞争力展开量化研究, 则具有创新意义。据此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入产出效率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 且大多数旅游目的地对其所占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使用Shift—Share方法, 将旅游业潜力从产业结构变迁和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 可以系统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结构, 实证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识别和比较“结构红利”中旅游业潜力的形成和动态变迁机制, 从“结构红利”角度解释旅游业潜力的来源、形成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部分省份的影响比较显著, 显示出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和发展表现, 但是, 对于另外一部分省份来说, 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的旅游业潜力并未出现, 这也影响了其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指现有的旅游产业资源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 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潜在能力, 这一能力是对产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力的支持与保障, 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竞争实力和发展力。在此概念框架下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系统结构、影响要素、测度模型及相关测度环节进行层层递进的剖析, 可为下一步开展不同尺度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纵向测度和横向评价构建理论框架并提供操作思路。对于涉及到产业发展潜力测度的具体问题, 应结合评价体系和案例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 这样才能得出更翔实的结论。
学术界在对铸币税、国际铸币税的认识与测算中存在着几个误区。应明确的是：首先, 铸币税来源于政府对实际资源而非金融资源的占用, 因而在测算上需要坚持本金论, 摒弃利息论；其次, 借助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简表可以发现, 铸币税仅为基础货币, 而与狭义或广义货币余额无涉；再次, 国际铸币税不仅包括流通在境外的基础货币, 而且包括中央银行吸收的外国官方储备存款及非居民持有的国债。
产业升级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这并非仅靠企业孤军奋斗就能成功，全社会参与，藉举国之力乃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其中各级地方政府的调节类似于市场经济不可逾越，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参与品牌塑造、改善教育结构和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同时，地方政府只要科学把握有效干预度，并实施有序退出战略，就能确保深化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但是当前以扩大农村需求为重点的扩内需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将现行的扩内需重点从农村调整为城乡并举，发动一场普及“两代居”住房和轿车的城市家庭消费革命。虽然当前开展这场城市家庭消费革命面临一系列政策目标矛盾，如高房价与购房能力不足、轿车消费与交通通畅及环境保护的矛盾等等，但只要运用经济政策学原理，按照政策规律协调矛盾、解决矛盾，就能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打下扎实的基础。
1730—1735年，在博林布鲁克阵营和沃尔波阵营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英国历史的大论战。它具有浓厚的党派斗争色彩，却实践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论战双方运用“三阶段分期”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对英国历史进行了考察，不仅为英国的国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也为英国启蒙史学的独特性奠定了学术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对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理解都是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而鲜有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从而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的。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即口述传统的背景和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面临重组的机遇。工会联盟的构建正是社会重组中的重要环节，这一进程既受到历史记忆与各种构想的影响，又受制于盟军政治的规制。最终德国工会联盟并未统一工会运动，但实现了相对统一性、意识形态淡化、决策民主化和利益集团化的目标，从而为劳资关系的变革奠定了组织基础，并成为推动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化的基本动力。
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士绅文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小城镇生活方式的依恋情绪，可称为小城镇心态或情结，它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身之地”，这种情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也帮助保留了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旦现代化的尘埃落定，它还有复兴之可能。
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课题，实质上是探讨现代哲学史学门如何在中国确立的问题。章太炎、胡适的诸子学研究，构成了“新”、“老”两代学人的嬗递。探索两位在诸子学研究方面的矛盾与纠葛，适可从中扪及此学科现代转型的鲜明轨迹，故具有相当的表征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现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国外研究者从法学内外多重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问题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等等。近三十年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的初步理解、重述，发展到回归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并结合当前理论动态与社会实际，从而继承和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多维研究。结合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开拓者同时又是分析批判者的角色定位。
通过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本质上是哲学主宰下的革命实践，因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施特劳斯所言的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哲学。哲学的政治化导致了马克思对于政治实践本身的遗忘，因而将政治从哲学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使之回归到真正的政治实践本身，使实践成为政治之本，是马克思的本真的实践概念的根本要求。去哲学化的政治实践的真实含义当为程序主义的民主政治，我国应当在这种政治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关系到城市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而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城市认同、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调查和分析了上海未成年流动人口的思想道德状况，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
汉语语用学一向缺乏对基本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专门讨论，由此，也就很难发现新的语用范畴。语用学应该是一种基于某个核心概念而逻辑展开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的理论假设，其核心概念应该就是“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必有一定的“行为主体”，由此，“言语主体”同样应该成为语用学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并由此推导出得以解释一系列语用问题的范畴和命题。而“言语主体”不仅仅意味着“我”，也应包括“我”的对位“你”，还应包括“他”的存在；“言语主体”不仅有显性的还有隐性的；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叙述者”、“接受者”、“核查者”、“驱动者”的同时作用，即使“叙述”的本身，也已经蕴含了四种行为：自驱、自言、自听、自查；言语主体的分析参数至少包括：角色是否虚拟、是否代言、是否单一、是否冲突；“核查者”意识是现代言语行为与前现代言语行为的根本性区别，是“言语行为的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同时，言语主体范畴也为语法分析提供了“角色语法”分析的可能。
钟厚涛先生对《沦浪诗话》理论体系否定的角度和方法等是不成立的。严羽“说江西诗病”不是《沧浪诗话》的逻辑起点，而只是重要论据之一，“说江西诗病”并不代表要对“江西诗论”全盘否定，不能以《沦浪诗话》反“江西诗派”不彻底为依据，来否定 < 《沦浪诗话》的体系。而“以禅喻诗”只是《沦浪诗话》诗论的论证方法之一，不能以比喻中的瑕疵来否认《沦浪诗话》的体系。《沧浪诗话》中的复古继承了复古创新的优良传统，对矫正时弊起着积极作用。因此，钟文抨击《沦浪诗话》的三方面，“立论动因的消解”、“言说策略的失效”和“批评后效的落空”，都不能说明《沦浪诗话》不具备体系，何况这种批评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沦浪诗话》的体系是客观存在的。
后现代社会情形的复杂多变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转移了现代人对过去对传统的视线，群体意义上的集体记忆缺失成为当代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大众传媒对过去的再现、记载、转换以及重构诸功能，使它成为现代社会重塑集体记忆与构筑国族认同的主要途径。
具体考察《申报》对近代若干重大社会新闻的报道演进过程，剖析它如何通过贯彻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实现商业策略和新闻道德的平衡、承担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成功从初创的商业小报向有影响力的社会大报转型，形成“义利兼顾”的报纸品格。
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是对专业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它需要大量的具有崭新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是当前高校面向传统媒体的学科培养体系所无法涵盖的，人才需求与培养的错位成为制约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本文旨在客观全面地了解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的职业现状和各岗位人才的专业素质需求，以便为新媒体人才的培养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对魂灵、鬼神、巫术等诸多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哲学的产生是后来的事情，但哲学的元素已经在这些早期的信仰或宗教生活中开始积累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慢慢形成了。以后更为一般和抽象的观念或思想应当得益于此，奠基于此。与此同时，对中国而言，信仰连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思维与观念也会被打上鲜明的烙印，贴上自己独具特色的标签，或者说有了自己得以自立门户的姓氏。而这又导致后来中国人独特的哲学问题，导致鲜明的哲学兴趣与走向。
“承负说”是东汉《太平经》提出的善恶报应思想，其渊源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其内涵主要是上天对个体及其家族所积累善恶进行核算和奖惩。“承负”的发生以天人感应为前提，以父系宗法制家族为基本单位，强调儒家的忠孝观念，其报应主要发生在现世生活当中。“承负说”具有我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是道教哲学思想的重要根基，且与基督教原罪、佛教因果业报不同。解除承负是汉代自称天帝神师的道人向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解除承负与东汉流行的解除重复法术完全不是一回事。后来道教典籍都不提及承负这个概念，但是承负观念流布很广，渗入我们民族的宗教文化心理。宋代出现的劝善书和功过格都是承负观念在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中的体现。
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以2006年底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我国国有控股和法人控股上市公司2003—2007年间5383个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者行为对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间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代理成本是在不同股权结构制约下管理者的现金持有水平决策和各项理财决策的直接后果。由此，也可以验证股权分置改革对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环境以及社会进步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源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优势有两条形成途径，反应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强和维护企业的声誉，形成社会资本优势；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改善竞争环境，形成产品差异化，提高创新能力，创造企业和社会的共享价值。反应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强化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应当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价值，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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