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表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即将出版, 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他所耗费的大量心血, 终于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很清楚韩伟表那几年痛苦与兴奋相伴随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 他嘱我为此书写一篇序。

这部专著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 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这里所说的“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非妄言。在一百六十五年的时间跨度里, 涉及近代小说的著述共5000篇(部), 计有序跋、评点、笔记、论赞、随感、发刊词、告启、广告、例言、识语、题辞、小说话(丛话、丛谈)、译介、书信、专题论文、论文集、专著等形式。韩伟表曾以电子版或复印件的形式让我检阅过这批资料, 我既惊讶关于近代小说竟有如此之多的著述, 更惊叹他搜集资料的毅力与恒心, 以及科学的搜集方式的设计, 因为他在搜集资料时已为后一步的梳理与辨析作了预先准备。

根据这些资料, 韩伟表将自1840年至2005年关于近代小说的研究分为“承绪与萌新” (20世纪20年代以前)、“初创与杰构” (20世纪20至40年代末)、“异变与沉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与“回归与新创” (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 四个阶段, 这些标题的拟定就已颇见功力: 它们对称、凝练, 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实归纳出各个阶段研究的主要特点, 而这些特点的归纳, 又源于对那5000篇(部) 著述的分析, 有着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基础厚实与分析精细科学, 这部专著内容十分庞杂而论述却井然有序, 如不同阶段里新思潮的迭兴、文艺报刊上的涌现、评论的形态和内涵、政治氛围、社会环境及其变化, 以及视野、视角、背景、阐释与解读, 还有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各个方面。涉及的内容本是头绪纷繁, 但韩伟表始终把握时间与特点两个测度, 将它们组合为有条不紊的序列娓娓道来, 叙述似是轻松, 但逐字逐句地向前推进, 都得花费若大的气力。

韩伟表所归纳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第一阶段, 基本上与近代小说创作的发展相平行。如果说近代小说是连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折, 那么在这一历史时期里, 近代小说的研究也同样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这半个多世纪里, 研究的主要形式一如以往是序跋和评点, 其观念、旨趣与视角等也基本未脱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窠臼。自戊戌维新以降, 特别是庚子国变之后, 国家危难日益深重, 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效法西方以及维新变法成功的日本。在这时, 小说创作随着“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而发生质的变化, 相应的研究则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在研究中开始出现, 而传统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在此时也在延续。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 这一阶段的研究还说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 但它所呈现出杂糅的复杂样态和丰富内涵却具有独特性, 这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研究思想方法以及内容与形式的过渡的实质性启动正始于此; 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文字与当时的创作又有相当的同步性, 它们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近代小说史料。韩伟表将鲁迅、胡适、阿英等人相关著述出现的第二阶段称为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 建国至“文革”结束的第三阶段归纳为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曲折演进期, 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阶段则被命名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蓬勃发展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近代小说研究的趋向、内容甚至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在各章节中都有相应的论述, 此处不赘, 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不管在以往的各个阶段, 乃至今后的各个阶段, 近代小说研究及其发展还会呈现出共同的规律与特点, 更抽象地说, 尽管其发展变化绵绵不绝, 但总存在着运动过程中的不变量。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吸取着环绕他们的人文氛围的养分, 受到其生活圈的制约, 因此对近代小说的研究, 不可避免的是各种社会思潮与政治导向在该领域中的专业形式的反映; 而由于环境、氛围与生活圈又都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 于是近代小说研究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烙印, 这些都是运动过程中的不变量。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一部分, 中国小说又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或者说, 近代小说是近代文学的一部分, 近代文学又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某个阶段中的近代小说研究与当时其他文学体裁或其他历史阶段小说的研究有互通、互为刺激与互为约束的关系, 因而在研究思想与方法论方面会表现出某种共性。关于这点, 本书虽有涉及, 但未强调与展开。另有一点也须指出, 近代小说研究史的研究, 无疑是有助于对近代小说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归纳, 同时可加深对近代小说研究的认识。韩伟表所做的工作是近代小说研究史的研究, 而若将视野放得更宽广些, 那么这只是众多文学研究史中的一种, 在文学史领域中, 某个作家、某种体裁、某项专题或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等, 常会引起长时间的持续研究, 于是各类研究也就有了相应的历史, 这便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随着研究的推进, 其内容则不断递增, 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研究史也可以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 这便是这些年兴起的研究史的研究。这类新型的研究史研究的出现, 实是文学研究需要的推动, 而各种研究史成果的相继问世, 说明具有学科意义的文学研究发展至今, 包括近代小说研究史在内的文学研究史实已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它以文学研究为素材, 又与文学研究有所交叉, 同时对文学研究的发展又可有指示性的意义。研究史的研究之所以得到人们的重视, 就在于它能迫使我们反省以往的文学史研究, 从而作更好的推进。

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 叫着“重写文学史”, 二十年来的实践可谓不少, 若将其研究或撰写的模式作抽象, 则可看到以下几种。第一种模式: 改变某些原有的文学观念或评判尺度, 于是关于历史上一系列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事件的描述与评价全都随之相应改变, 原先被褒者开始受到批评, 原先被贬者则可能得到了赞誉; 原先略而不提者突然受到了重视, 甚至被置于很高的地位, 而原先被列为重点论述者, 如今很可能只有几句简单的介绍。将这些改写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 便是一部新的文学史。第二种模式: 改变“文学”等基本概念的定义, 那么叙述的内容必将随之而作较大的调整, 如1935年版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是依据美国亨德之定义: “文学是思想的文字的表现, 通过了想象感情及趣味, 而在使一般人们对之容易理解并且惹起兴味的非专门形式中的。”又如1954年版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引用高尔基的定义: “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底形象的表现。”很显然, 主要概念定义的不同, 必将导致内容的很大差异。第三种模式: 改变叙述的框架, 原先文学史的内容可根据新的框架重新调整其位置或组合, 这样写出的文学史, 首先在目录上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以上三种模式只是理论上的抽象, 常见的则是三种模式糅合为一体。文学史是如此写来, 诗、词、小说、戏曲等体裁的发展史或各种断代文学史其实也都如此。应该承认, “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 各种文学史专著的接踵而出, 确实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 其中有观念的更新、视野的扩展、方法的尝试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 总之是给人以启迪, 有利于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可是, 若从研究史的角度出发作考察, 便可发现, 自有文学史专著以来直至今日, 文学史其实一直在不断地重写, 而且即使后写者对以前的各种文学史是如何地否定, 他们在以上三种撰写模式的综合使用方面却并无差别, 其方法论似应归于同一。

若从研究史的角度作考察, 则又可发现各种文学史不同程度地在两个问题上不甚令人满意, 其一是框架与论述似都须面对完备性的质疑。任何研究的基础是占有资料, 竭泽而渔是理想状态, 谁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满话, 但在目前能做到的范围里基本完备却是应有的前提。各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撰写文学史重要的基础之一, 可是其研究点分布之狭窄, 却使这个基础相当薄弱。如以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例, 相关论文共有18, 368篇, 而学者们的着力多集中于40个点, 其序列如下: 《红楼梦》 (2354篇)、《诗经》 (876篇)、屈原(871篇)、杜甫(835篇)、苏轼(657篇)、《金瓶梅》 (651篇)、《三国演义》 (541篇)、李白(539篇)、陶渊明(512篇)、《水浒传》 (420篇)、刘勰(388篇)、《聊斋志异》 (377篇)、《西游记》 (296篇)、白居易(283篇)、李清照(272篇)、王维(231篇)、辛弃疾(211篇)、韩愈(209篇)、柳宗元(196篇)、《史记》 (187篇)、王国维(176篇)、李商隐(169篇)、《儒林外史》 (165篇)、冯梦龙(165篇)、庄子(159篇)、李贺(147篇)、关汉卿(136篇)、欧阳修(122篇)、陆游(120篇)、汤显祖(117篇)、黄庭坚(116篇)、王实甫(112篇)、李渔(106篇)、金圣叹(105篇)、柳永(95篇)、元好问(95篇)、纳兰性德(87篇)、钟嵘(83篇)、姜夔(70篇)、凌濛初(70篇)。古典文学中的作家作品至少得以“万”为单位计, 可是集中在40个点上的论文数已达13, 321篇, 占总数18, 368篇的72%强。如果分项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下属的各子专题, 不难发现唐诗研究中, 对杜甫、李白、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六位诗人的研究就占了66%, 而明代戏曲研究中, 对汤显祖一人的研究就占了约53%。明清小说中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在1950至2000年的五十一年里共有19, 737篇, 而如下表所示, 《红楼梦》等七部名著的研究则有17, 315篇, 占总数的87.72%。^[1]

明清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共计约二千种, 依据研究如此失衡的基础撰写明清小说史, 显然将是件异常吃力的事。由于研究基础完备性的缺乏, 撰写出的文学史能否勾勒出创作行进的轨迹, 发展规律与特点能否凸现, 创作盛衰起伏以及各涉及面的面目能否明晰, 这都将成为大问题, 而它单靠“重写文学史”是无法解决的。

其二, 就现已问世的各种文学史而言, 绝大多数的撰写模式, 都是作家作品分析的某种形式的组合, 有的甚至就是按时顺的机械排列。编撰文学史须得以对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或现象的研究为基础, 它不能越过从发展进程中抽取出具体的作家作品作分析的阶段, 但这种抽取不可避免地要伤害甚至割裂他(它) 们与创作发展整体间的某些筋络, 而编撰文学史这样的宏观研究, 就应十分注意那些先前不得不暂时舍弃的种种联系, 而这一研究反过来也有助于更客观全面地分析评价各作家作品。因此, 作为整体的文学史不等于历史上所有作家作品的简单叠加, 它还应包含更多的内容; 宏观研究必须遵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 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应是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种种有机联系, 唯有如此, 方能客观地反映出当年创作发展的实际情形。如明中叶时熊大木作品的艺术成就甚低, 以往文学史对他是略而不提或只给予较低的评价。然而从嘉靖间仅有几部作品传播, 到万历后期通俗小说创作初步繁荣的过渡阶段中, 熊大木的作品起了极为关键的刺激创作的作用, 否则因《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版而刚开始启动的创作连锁反应就又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停顿。反之, 清中叶李海观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均不见弱, 可是它在问世后仅靠几部抄本存世, 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并无影响可言, 即它与其后的作家作品都无“联系”。很显然, 文学史的研究只有在把握诸种“联系”时, 方可明白各作家作品价值与意义的所在。“联系”的追寻与确定还不能只局限在文学创作领域, 因为除文学内部的原因外, 对于文学创作的轨迹还另有摄动力在。因此, 既须考虑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应将文学发展视为一个整体的运动, 考察它与周围环境的种种联系, 而所谓文学发展史, 其实就是各相关因素的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有序的运动过程。

以上关于文学史撰写中的两大弊病表明, 文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并非是“重写文学史”, 而应是“重建文学史的基础”。这包括尽可能完备的资料积累与辨析, 文学创作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各种“联系”的追寻与梳理, 在微观上对各个较小的个案作穷尽式的研究, 在宏观上系统考察与反省百年来的研究过程, 以及评价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判断与结论, 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而这最后一项工作, 就是研究史的研究。在“重建文学史的基础”的意义上说, 研究史的研究对其他三项工作有着相当切实的指示意义, 它可以帮助明确目标, 缩小范围, 明确须着力改善的研究中的薄弱处。总而言之, 要“重写文学史”, 首先得着力于“重建文学史的基础”, 否则为“重写”而“重写”, 其成果恐难经受时间的考验; 而研究史研究, 则是“重建文学史的基础”中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从这个观点出发阅读《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 我们得充分肯定韩伟表同志的工作: 首先, 该书在资料准备方面基本上做到了竭泽而渔, 又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辨析, 论述时既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评述, 又有对整个面上的照应, 因而对160年来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状况的反映是全面、真实、可靠。其次, 该书勾勒了中国近代小说研究160余年里的行进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其间不同历史阶段中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 这为所有近代小说研究者在设计研究计划并着手实施时提供了十分清晰的参照系。再次, 该书实际上绘制了近代小说研究格局图, 研究力量的分布、重点的突出与薄弱处的显示都已作了标示, 这是近代小说研究者论证自己研究计划的重要依据, 即使拟定的项目尚未开始着手进行, 研究者据此对其价值、地位与意义也可了然于心。

近代小说研究还在继续发展, 相应的, 近代小说研究史也在持续地延伸, 因此我们希望韩伟表能继续这项对近代小说研究具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工作, 同时, 也希望他在近代小说研究领域一显身手, 因为在做了这番工作之后, 他在近代小说研究方面已拥有其他研究者一般所不及的优势与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