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是近代小说史上极引人注目的事件。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为寻找五四运动的动因多追溯于此, 进而提出“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 并质疑“近代小说”概念的成立。但“世纪”是人定的时间尺度, 而文学发展自有其规律, 两者是否可作凿枘式的结合?从五四追溯到“小说界革命”确可较好地解释现代文学中的一些问题, 可是有些论述往往使“小说界革命”成了绝对的分水岭, 其前后的小说发展遭割裂, 仿佛传统的古代小说行进到某一时间点便戛然终止, 此后小说便以新的面目“革命”了。似无人在意此“割裂”, 因为它在“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范围之外, 然而却由此概念而产生。其实它是一些论述忽略了过程的连续性所致, 而并非是真实存在。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发生, “小说界革命”亦复如此, 而只有将它置于“近代小说”的背景下作考察, 许多问题方能得到清晰且合理的解答。

对小说发展来说, “近代”是不可分割的概念, 因为就在这七十余年里, 促使小说发展的各要素出现了迥异于以往的变化, 其孕育到完成呈逐渐量变态势, 各变化互相交织, 构成有机并连续的整体。扼要地说, 以下几方面的变化尤为醒目:

首先, 先进印刷技术传入中土并很快普及, 从物质生产层面为创作进入快车道扫除了障碍。

其次, 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现, 并开始刊载小说。传播新格局影响到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 同时还使小说的读者群迅速膨胀。

再次, 翻译小说进入阅读市场, 作品的类型与内容、叙事方式、创作风格等都影响了本土的创作及阅读。

最后, 小说理论的内容与形态都明显改观。传统的序跋与评点的主导地位逐渐逊让于理论论文, 救国救亡、开启民智等议论开始取代劝善惩恶的说教, 文学特性的分析渐为常见的内容。作者群因观念变化而扩增, 且创作宗旨已与经世致用, 与改良社会, 甚至还与革命连在一起。

正如中国已无法再闭关自守一样, 原在相对封闭系统中运行的小说, 突然被置于开放的、涉及因素骤然增多的更大系统中, 一些运动过程中的不变量随之成了变量。当然, 即使在更大系统中, 仍有运动中不变量的存在, 如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 创作发展同时受文学规律与商品交换法则制约的特点等, 这些在更广泛范围内依然成立的不变量, 是具体分析的重要基础之一。

对小说进程而言, 上述各种变化本来迟早会发生, 很可能是较平缓地进行, 而鸦片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 使之在近代七十余年里集中发生, 冲击力大, 节奏也急促, 涉及的因素众多且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这是小说史上独特性甚强的阶段, 故而“近代”这个概念不应且不可拆分。“小说界革命”是该阶段中最耀眼的事件, 而要凸现其发生的必然性, 以及该必然性展示的连续性, 就还得梳理小说发展的线索及其间的变化, 因为“小说界革命”须得有必要条件的具备方能发生, 实际上它的预前准备竟长达半个世纪。

鸦片战争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显示是个渐进过程, 反映于小说创作领域更是慢了一拍。从道光二十年(1840) 至同治十年(1871) 的32年里, 文言小说创作与乾嘉时相类, 内容往往是作者的见闻, 或朋友提供的材料。那些作者大致可分两类。一种是家境优越, 无衣食之累, 或功成身退, 林泉怡性, 同时著书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 颇似年老时撰写回忆录, 却又无内在结构地逐条排列, 典型的有梁章钜的《归田琐记》。较多作者则是穷愁著书, 朱翊清著《埋忧集》更是为“志恨”。^[1]坎坷的人生经历, 使那些作品较贴近社会下层生活, 艰辛的生活恰成就了其创作。两类作者的创作又有某些一致性。成书方式均为随手记录见闻的积累, 同时又都佩服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甚至楷模只此一家。创作时取材标准由此而定, 又执着于劝戒, 囿于理学探寻, 以及追求信而有徵, 故而常掺入大量议论、考辩与杂录。即使在可称为小说的作品中, 作者局限于取定的标准, 现实生活的反映面相当狭窄, 至于鸦片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只是偶有涉及。总之, 这三十多年里的文言小说, 只是嘉庆以来几无变化的延续。

通俗小说创作此时倒有所变化, 最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两个新流派。其一是狭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中曾解释了它在当时为何会兴起与流行:

《红楼梦》方板行, 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 各竭智巧, 使之团圆, 久之, 乃渐兴尽, 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则所被尚广远, 惟常人之家, 人数鲜少, 故事无多, 纵有波澜, 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 故遂一变, 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

陈森的《品花宝鉴》率先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其次又有咸丰八年(1869) 魏秀仁的《花月痕》, “邗上蒙人”的《风月梦》虽刊行于光绪十年(1884), 但创作却完成于道光二十八年, 当也属本阶段作品。狭邪小说以才子与优伶或妓女的故事为主线, 前两部作品内容有异, 作者经历却类似。陈森“本江南名宿, 半生潦倒, 一第蹉跎”, ^[2]作品自序则云: “及秋试下第, 境益穷, 志益悲, 块然磈礌于胸中而无以自消, 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 三月而忘倦, 略识声容伎艺之妙, 与夫性情之贞淫, 语言之雅俗, 情文之真伪”, 故而萌生创作欲望。魏秀仁自幼攻读经史, 二十八岁时连中秀才与举人后便屡试不第, 不得已长期为幕僚, 最后死于贫病。他的《花月痕后序》对创作情感有很清楚的表示: “泪之痕耶?血之痕耶?酒之痕耶?花月之痕耶?余方将尽付之太空, 而愿与此意中之花月相终古也。”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流派创始者之一“天花藏主人”曾提及自己的创作动因: “欲人致其身, 而既不能, 欲自短其气, 而又不忍, 计无所之, 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3]《品花宝鉴》与《花月痕》确接《红楼梦》而下, 但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流变, 故而那些作者的情感与心态相类且相通。

新兴起的另一创作流派是侠义公案小说。关于此流派的兴起及原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有着很精辟的说明:

明季以来, 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居说部上首, 比清乾隆中, 《红楼梦》盛行, 遂夺《三国》之席, 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 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 人情日异于昔, 久亦稍厌, 渐生别流, 虽故发源于前数书, 而精神或至正反, 大旨在揄扬勇侠, 赞美粗豪, 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 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 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 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 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约完成于咸丰年间, 其主旨是“以天道为纲, 以人道为纪, 以性情为意旨, 以儿女英雄为文章”^[4]。此后, 才子佳人身怀绝技, 以其悲欢离合为情节主线, 同时摹写世态炎凉的作品常见问世, 最后演变成武侠小说一派。《三侠五义》刊出与在创作上激起强烈反响都是下一阶段的事, 但由“入迷道人”序中“辛未春, 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 爱不释手”等语可知, 根据道光、咸丰间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演出时的记录, 此书至迟在同治十年(1971) 已整理成书。两部小说都是本阶段的重要作品, 也是侠义公案小说中问世最早并将产生重大影响之作。

除上述两类新出现的创作流派外, 本阶段还有相当数量承袭原先创作传统而问世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是俞万春的《荡寇志》, 此外又有《续红楼梦稿》、《绣球缘》、《宋太祖三下南唐》、《云中雁三闹太平庄》、《莲子瓶演义传》诸书。嘉、道以来各种流派的创作都在延续, 可是鸦片战争后社会的新变化在作品中几无直接的反映, 须知在这一时期内, 还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 那都是对社会变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大事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反映于小说创作一般总有个滞后期, 故而创作中尚无直接的反映, 更何况这些变化还正刚刚开始。

最后须得提及的是, 近代小说史最著名的那几个作家刘鹗、吴沃尧、李宝嘉与曾朴在此时相继诞生。他们将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 通过具体的所见所闻, 亲身感受与体验种种时局剧变与社会动荡, 并最后将其诉诸笔端。可是此时他们刚刚来到人世, 这意味着要攀至最辉煌的顶点, 近代小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 《申报》创办三个星期后开始连载《谈瀛小录》, 这是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有关小人国的部分内容, 四天后故事未完而中止。四月二十二日, 《申报》又刊载编译美国欧文的《一睡七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十日, 又连载《乃苏国把沙官奇闻》 (后改题为《乃苏国奇闻把沙官小说》), 这是对马里亚特小说的编译。这些作品的登载, 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五个第一:

首先, 这些作品以新引入的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刊印, 打破了数百年来雕板印刷行世的一统局面, 显示了先进印刷技术快捷、便利与价廉物美的优势。

其次, 供大众阅读的报纸已是全新的事物, 而报载小说改变了靠刊刻成书行世的传统传播方式。报纸可以有巨大的发行量, 报业在中国也将迅速发展, 《申报》的举动预示着小说传播将出现全新且辉煌的前景。

再次, 开创了报纸连载小说的形式。报纸版面有限, 小说却可能是长篇巨著, 连载使此矛盾迎刃而解。报纸借小说扩大销路, 小说也借报纸在作强制性推销。连载小说的吸引力抓住非长期订阅的散户, 此方法后几为所有报刊采用。

第四, 翻译小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此前也曾有个别翻译小说问世, 如《意拾喻言》 (《伊索寓言》) 与《天路历程》, 但它们都由外国人翻译, 前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 后者又是宣传基督教义的读本。《申报》的刊载, 实是近代小说史上最早的翻译小说。

最后, 首创译述(或编译、译意、译演) 的翻译方式。译者均采用中国文人传统的叙述口吻, 甚至故事背景、地点乃至主人公都换成中国式, 情节也按照译者意愿增减。这是后来介绍海外小说起始阶段的主要方式, 或为照顾读者欣赏口味, 或因译者外语功力欠缺。翻译以译述方式为开端有其必然性, 而《申报》则给刚起步的译者们提供了榜样。

半年后, 中国最早的文艺刊物《瀛寰琐记》问世。该刊从第三卷起开始连载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申报馆还特地在《申报》上刊载“新译英国小说”的预告:

今拟于《瀛寰琐记》中译刊英国小说一种, 其书名《昕夕闲谈》, 每出《琐纪》约刊三四章, 计一年则可毕矣。所冀者, 各赐顾观看之士君子, 务必逐月购阅, 庶不失此书之纲领, 而可得此书之意味耳。据西人云, 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 惩劝风俗, 今阅之而可知其言之确否。然英国小说则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者也, 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 任剞劂之役。拾遗补缺, 匡我不逮, 则本馆幸甚。……惟此小说系西国慧业文人手笔, 命意运笔, 各有深心, 此番所译, 仅取其词语显明, 片段清楚, 以为雅俗共赏而已, 以便阅之者不费心目而已, 幸诸君子垂鉴焉。谨启。

创办文艺刊物并连载长篇翻译小说是小说史上的首次。这次确为翻译而非改写, 不过译者重新分割章节、文末预留悬念、自拟对偶回目、插入对异域风俗的解释或评点等, 都是有意纳入中国传统的小说样式, 以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 而强调“务必逐月购阅”, 则明显表露出借连载小说使读者长期购阅的意图。作品连载至第二十八卷(该刊最后一卷), 实际上并未译完。《瀛寰琐记》后来又先后改名《四溟琐记》与《寰宇琐记》各出十二卷, 终因难以维持而停刊。

申报馆进行了全方位的尝试, 可是广大读者拒绝呼应, 它只能退却。《申报》从此停刊小说, 直到三十五年后读者已普遍认同时, 才恢复刊载小说。文艺刊物也停办了, 直到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四日, 《申报》上还在刊登《瀛寰琐记》等三个刊物对折销售的广告, 销路惨淡当是停办的原因。^①《昕夕闲谈》连载后, 申报馆于光绪元年八月结集出版, 可是再版却要等到读者们乐意接受翻译小说单行本的光绪三十年, 相隔时间之长, 显示了当时读者们的冷淡。

读者的冷淡意味着无利可图。眼见以新的形式与内容推出小说不能打开局面, 申报馆便迅速改变策略, 开始向传统小说倾斜。《申报》上陆续刊登大量笔记小说一类的见闻录, 同时又刊印传统小说的单行本。同治十三年九月, 申报馆排印一千部《儒林外史》, 售价每部五角, “不浃旬而便即销罄” ^②。不到十日就已换成500个大洋, 这必定会给美查造成极大的冲击, 于是半年后便又加印一千五百部。光绪七年二月, 申报馆第三次再版时解释道: “本馆前曾照印数千部, 今已售尽, 而来购者犹踵趾相接” ^③。新财源的发现刺激了申报馆不断地刊印传统小说, 还接连不断地刊载“搜书”广告, 《林兰香》、《野叟曝言》的书稿就是登报访觅而得。^④申报馆又成立点石斋与申昌书画室, 以先进的印刷技术出版《三国演义》、《荡寇志》诸书。申报馆同时也刊印新作, 文言小说如王韬的《遁窟谰言》与《淞隐漫录》、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与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 通俗小说则有俞达的《青楼梦》以及《小五义》、《续小五义》等。

申报馆停止报载小说与停办文艺刊物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刊印已有旧作或传统色彩浓烈的新作, 出发点仍是经济。最初的成功就产生了丰厚利润, 迅速扩大规模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新式印刷技术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如《林兰香》书稿觅得不及一月便已可出售, 速度之快使旧式印刷望尘莫及。因销路需要重印也很容易, 《儒林外史》等作在短时期内就印了三版, 重印的则更多, 而旧式印刷重印往往需开板重雕, 与刊印新书无异。新的技术与设备使申报馆在小说销售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就迫使其他书局或购买新设备, 或委托有新设备的书局代印。于是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 新印刷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 出版变革已经完成, 小说快速发展的物质准备在本阶段已经就绪, 它相应地要求有充足的稿源支持机器的不停运转。

可是当时小说创作格局并无重大变化。当时引人注目的是公案小说。先是《三侠五义》刊出, 俞樾改为《七侠五义》后行销更广, 随后《小五义》、《续小五义》等接踵而出, 自成一系列。当时流行的《彭公案》、《施公案》及其续书则显然是模仿之作, 而《永庆升平前传》及《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等作也都属公案小说类。狭邪小说的重要作品《青楼梦》、《海上花列传》都在本阶段问世, 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初集此时也已完成了创作。本阶段还有两本讲史演义蕴含了易被忽略的新意: 叙述左宗棠征剿陕甘捻军的《左文襄公征西演义》与描写太平天国的《花田金玉缘》。它们打破了自清初以来不写本朝历史的惯例, 这是当时的内外交困与政治动荡在迫使人们关注历史与现实, 以及其间的关系, 而此精神与后来的新小说创作实是相通。此时也有翻译小说问世。光绪十七年十一月, 《万国公报》开始连载《回头看纪略》, 两年多后上海广学会出版了李提摩太的译本, 改题《百年一觉》。这部描绘未来世界的政治小说具有浓重幻想色彩, 它影响过后来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仁学》中曾言: “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 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康有为、梁启超也都表示过类似的意思。这部作品的翻译与流行, 预示着切合中国当时现实的翻译小说才能率先进入阅读市场, 当然, 它还须得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趣味。

光绪二十一年(1895) 五月, 英人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 变易风俗, 莫如小说。推行广速, 传之不久, 辄能家喻户晓, 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 计有三端: 一雅片, 一时文, 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 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 撰著新趣小说, 合显此三事之大害, 并祛各弊之妙法, 立案演说, 结构成编, 贯穿为部, 使人阅之心为感动, 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 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 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 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 免使骇目惊心。

启事亦载于《万国公报》, 可谓广而告之。可是由翌年二月的《时新小说出案》可知, 应征稿件“或演案希奇, 事多不近情理; 或述事虚幻, 情景每取梦寐; 或出语浅俗, 言多土白; 甚至辞尚淫巧, 事涉狎秽, 动曰妓寮, 动曰婢妾, 仍不失淫辞小说之故套, 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 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这与“时新小说”要求相距甚远。

然而, 此时创作的形式虽仍依旧, 内容却更关注现实, 更紧密地与时代平行。《刘大将军平倭战记》与《台战演义》出版于台湾军民顽强抵抗日军侵略之时, 它们都还首列台湾山海全图, 而《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描写战事时尤渲染巾帼英雄的风采。当时清廷严令沿海诸省不得接济台湾军民, 也不愿意世人知道那儿的事态变化。这些作品打破了新闻封锁, 同时也号召人们支援艰苦奋战的台湾军民。全面反映战事的《中东大战演义》问世略迟, 但它将清廷官吏昏庸无能、冒功吞饷、贪生怕死的种种丑态悉数道来, 这些也是统治者竭力遮盖的。迅速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只出现于阶级或民族矛盾都已白炽化的明清鼎革时与清亡前夕, 正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 刺激了读者的关注, 同时也给创作提供了极为生动的素材。国家危难之时, 小说创作开始倾向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 这是“小说界革命”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更直接的思想舆论准备是中日战争之后维新派的兴起及其关于变法的宣传, 其中包括以小说为工具在内。其时, 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 行销万余份, 风靡海内, 而它从创刊号开始直到停刊, 始终在连载《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等福尔摩斯侦探案。侦探小说可读性强, 连载可持续扩大刊物影响, 而且作品蕴含的思想观念可使读者潜移默化, 且可以西方侦探手段之科学、司法之严明反衬中国现状, 故而后来梁启超主办《新小说》时仍重视侦探小说。受《时务报》开创风气成功的激励, 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报刊也纷纷刊载小说。《农学报》连载了“朱树人译述”的《穑者传》, 《求是报》开始连载陈季同翻译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翌年, 《中国官音白话报》先后连载了《百年一觉》与《穑者传》。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梁启超的注意力转向政治小说, 他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 阐述小说与维新变法之间的关系: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 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 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 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 ‘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 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 次第译之, 附于报末, 爱国之士, 或庶览焉。

创刊号开始连载梁启超翻译的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 继而又连载日本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 嗣后,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又译载《十五小豪杰》等。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创办报刊并刊载翻译小说, 与同治年间《申报》所为相似, 规模却大得多, 又有明确的理念为指导, 更因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 故而尽管远在国外, 他的努力在国内都得到了一定呼应。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也开始连载《经国美谈》, 上海商务印书馆则出版了这两部作品的单行本。

同时, 国内的小说翻译也有了突破性发展。光绪二十五年, 素隐书屋先后出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丁杨杜翻译的《新译包探案》。“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 译者与出版者可能都未曾预料到它会如此风靡; 后者是《时务报》连载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合集, 同样行销甚广。自此以后, 言情与侦探始终是晚清翻译小说出版数量最多的两大类。从光绪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间, 先后出版的翻译小说还有《八十日环游记》、《黑奴吁天录》与《绝岛漂流记》等, 即后来被推崇的科学小说、社会小说、冒险小说等, 都已有代表作问世。

报载小说的形式也开始得到人们认可。《杭州白话报》着眼于国家前途, 它先后刊载《波兰的故事》、《美利坚自立记》等作, 显然希望读者比照中国的情形阅读这些外国故事; 而《东华日报》连载演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军民抗击英军的《羊石园演义》, 更明显地表现出希望中国自强的目的。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报《演义白话报》也已创刊, 其宗旨如创刊号《白话报小引》所云: “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 总起看了有益。”它先后刊载《侠贼记》、《义犬记》等, 还连载了《通商原委演义》。可是, 更多的报刊虽认同刊载的形式, 却有意以娱乐性或社会性迎合读者口味。如《笑林报》连载《海上繁华梦》, 《采风报》刊印此作则是“每日附送一页”。^⑤《苏州白话报》连载了《后海上花列传》, 其时《励学译编》连载的杨紫驎、包天笑所译的《迦因小传》也该归入此类, 这类作品拥有的读者似更广泛。当时小说单行本的状况也是如此, 如除《海上繁华梦》外, 又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闺门秘术》与《野草闲花臭姻缘》等书行世。

改良派借小说鼓吹维新, 书商们则忙着迎合读者的阅读热情以获取更多利润, 一些重要的书局及报刊都创办于本阶段。虽然繁荣还刚开始, 却已是小说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在这过程中, 读者口味被逐渐改变, 他们已感觉到眼下小说已不同于先前, 只是尚未能明确概括出一个“新”字而已。当然, 还有相当的读者仍坚持原先的欣赏习惯, 因而自有为他们的创作。读者的喜爱就是利润, 书商也乐意出版, 故而有《七剑十三侠》、《续彭公案》诸书相继问世。不过, 欣赏习惯虽沿袭以往, 关注的内容却在向时事倾斜。戊戌政变后问世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与《康圣人显圣记》二书明显地反对维新变法, 但书中内容却也让读者明了百日变法的来龙去脉。排列那些作品还可发现, 此时鸦片战争以来各重大事件都已有传统形式的演义。首先是《林文忠公中西战纪》, 其时报上介绍云:

所载林文忠时事, 自台湾荷国通商, 因焚土起衅, 转战澳门、广东、宁波、长江等。文忠公被权奸暗害, 琦钦使不善交涉, 圣朝大度包容, 偿军费, 允通商, 议和息战。其中源源本本, 详述无遗, 诚近日小说中之杰作也。酒后茶余, 可资谈助。^⑥

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莫不与鸦片战争相关, 可是大众对这场战争却不甚清楚, 因而“源源本本, 详述无遗”无疑可使之普及, 而“酒后茶余, 可资谈助”确为许多读者爱读的原因, 难怪书商要突出介绍, 作者创作时于此又何尝不致意焉。

鸦片战争之后的大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 与之对应的是《扫荡粤逆演义》, 书首王鸣藻序评价云:

古有黄巾、赤眉之乱, 从未见有今之“长毛贼”之乱, 竟如此之势, 如此之猖獗。……其书虽则以记事为实, 然细尝其味, 而笔法之次序, 遥遥相对之语, 甚属温柔敦厚。况无半句淫乱, 是书可为《三国志》、《水浒》等书之观而味之, 句略相同, 雅处甚雅, 快之处甚快, 层层叠叠, 皆言其忠义。读到大快之处, 手不能释, 其雅趣风味, 足以消遣。

也是梳理史实, 又模仿《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最后仍突出“雅趣风味, 足以消遣”。上两书题材不同, 但表现手法、创作宗旨以及客观上引导读者关注现实的效果却无甚大差异。描写中日战争的《中东大战演义》与上两书相类, 不过它描写刚结束不久的军国大事, 已是一部时事小说, 而自二十七年九月起在《世界繁华报》排日连载的《庚子国变弹词》, 则更在描写眼前的社会大劫难。另外, 叙述乾隆间历史故事的《平金川全传》确为讲史演义, 但也显示出时代变化对创作的影响, 书中除传统的神魔斗法外, 竟有了升天球、电气鞭、地行车、机器人等科学幻想小说内容。

庚子国变使中国陷于生死存亡的境地, 要求变革自强、面向世界几已成为社会共识。以小说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开始萌生, 小说的地位迅速攀升, 书局、报纸杂志等传播环节已做好准备, 小说发展已开始进入转折阶段, 而政治层面需要的“小说界革命”也孕育成熟。于是, 《新小说》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创刊, 并刊载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小说界革命”由此而发生。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是被他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小说数量既不多, 且只行时了二三年, 半个多世纪来小说发展各要素的长期准备难道只是为了这短暂的辉煌?而且, 梁启超涉足小说界也是纯为维新变法的短暂客串, 故而念念不忘的是“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他赏识的作品文学意味甚淡薄, 甚至归入小说都很牵强。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 该篇勾勒理想中的将来中国图景, 又被列为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可算是“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典范。可是梁启超自己承认, 该篇“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 连篇累牍, 毫无趣味”, 文体“似说部非说部, 似裨(稗) 史非裨(稗) 史, 似论著非论著”, 创刊号上借外国史实, 鼓中国士气的《东欧女豪杰》、《洪水祸》等作, 同样是政治呼喊多于文学意味。梁启超辩解道: “既欲发表政见, 商榷国计, 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⑦小说从属于政治, 而且只要具有政治性, 是否具有小说的文体特征都已无所谓。于是有个问题油然而生: “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这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 何谓“小说界革命”?回答应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那个著名论断: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 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 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 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最后结论是: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告小说家》还进一步声称: “今后社会之命脉, 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这是理论, 也是号召, 同时“小说界革命”也有实践, 《新小说》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的设想: 政治小说为主干, 辅以有益于国民教育的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等, 使民众受小说熏染接受变法维新思想, 进而付诸行动。有此规定, 题材范围自然狭窄, 而且是政治性先于文学性。

第二, “小说界革命”怎么会发生的?其实,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就已因宣传维新思想而注意到小说: “日本之变法, 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童子以导愚氓, 未有善于是者。”^[5]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探寻日本维新变法成功的原因时, 进一步强调小说, 特别是政治小说的作用: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 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 民权自由之声, 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 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 陆续译出; 有题为《自由》者, 有题为《自由之灯》者, 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翻译既盛, 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 ……著书之人, 皆一时之大政论家, 寄托书中之人物, 以写自己之政见, 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 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6]

梁启超不仅发现了小说可“浸润于国民脑质”, 从而影响其拥护维新变法, 而且还归纳出具体操作的步骤, 即先翻译政治小说, 继而创作政治小说。基于这一发现, 他在《清议报》上先后连载了“最有效力”的《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待到《新小说》创刊, 则是既翻译又创作了。

若小说发展尚未有承受的准备, 那么“小说界革命”只是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 但经鸦片战争以来六十余年的发展, 小说已面临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 这是众多条件或要素逐渐形成并交互着力的结果。在“小说界革命”发生前夕, 转折到来的征象表露已越来越清晰, 最明显的是创作与翻译的数量已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该局面形成及继续扩张性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庞大的读者群。晚明时由于商业与城市的迅猛发展, 以及市民数量急剧上升, 小说的读者群曾有一次快速增长, 直至清同治年间, 其规模基本变化不大。开埠以来, 沿海城市人口便在逐渐增加, 几次战乱时更有大量人口避流入上海, 使之在几十年内变成了大都市, 其他城市也程度不等地经历了这一过程, 从而形成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第二是印刷业的准备。印刷业在明嘉靖、万历时的大发展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而清同治、光绪间, 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已成普及之势。以上两方面准备就绪后, 小说发展才可能步入快车道, 这两者的组合同时也是促使小说快速发展的压力。小说创作、出版规模与读者群需求互相适应可谓是基本法则, 可是自明万历以降维持了约三百年的平衡在清同、光年间被打破了。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的需求就是利润所在, 拥有先进设备与技术的书商们也明白这一点, 无论政府的禁毁或舆论对小说的鄙视都无法阻止他们促进小说繁荣的努力。

翻译小说的引入也是导致“小说界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只有在外交、军事与经济等方面得到基本满足后, 才可能有较多的翻译人才关注文学。戊戌变法之前尚属人才培养阶段, 其后翻译小说才开始较多出现。这方面准备完成之前, 新小说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小说在提供可欣赏的作品的同时, 还带来了新的创作观念、题材、手法与技巧, 并且烘托了新的小说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是决定小说生存状况的基本条件。清代实行禁毁小说政策, 清初尤甚, 同治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又行厉禁。可是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丧失了在租界的行政与司法权, 无法在那儿禁毁小说, 这也是晚清时书局多设在租界内四马路一带的重要原因。不过, 舆论仍是无形的掣肘, 申报馆由英人美查开设, 它大量刊印小说时又郑重发表声明: “从未敢以淫亵之书印行牟利”, ^[7]因为得罪舆论, 就是在和自己的销路过不去。甲午战争以后, 小说舆论环境明显改观。官方禁毁小说政策本就遭书商们形式多样的抵制, 清政府陷于内外交困之后, 控制意识形态的能力大为削弱, 此时读者群在扩大, 书稿既多又丰富, 社会知名人士也开始称赞小说, 舆论界的风向完全变了。

梁启超在这个时候倡导“小说界革命”可谓是适逢其时, 此时振臂一呼, 便可收万山呼应之效。积蓄的能量顿时释放, 然呼应者众, 与梁启超同心者却寡。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曾回顾了这四年来小说的发展状况:

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 提倡改良小说, 不数年而吾国新著新译之小说, 几于汗万牛充万栋, 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 曰: 随声附和故。……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 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 吾不敢谓必无, 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 诘曲聱牙之译本, 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 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 以吾观之, 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 杳乎其不相涉也, 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 吾将改良社会也, 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 抑何可笑也。

“小说界革命”的实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绝大多数的创作或翻译与改良群治“杳乎其不相涉也”。梁启超倡导的实践很快就销声匿迹, 他极力推崇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 对大众的吸引力根本无法与《巴黎茶花女遗事》或福尔摩斯侦探案相匹敌。另外还有些翻译小说, 以及后来出版的《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行销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得意之作。“小说界革命”实是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契机, 它很快成为被借以招徕读者的招牌。尽管吴趼人等对此局面不满, 但这是小说本身的逻辑发展,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改变, 因为梁启超等人考虑的是谋取直接的政治功利, 小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 所谓“小说界革命”是政治的需要, 并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故而它只可能是短暂的存在。

不过, “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它对传统旧小说的批判深入人心, “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已被认为是理应之事。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 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 尽管其创作宗旨与梁启超多不相同, 作品面目也迥异, 但都在努力地提供新式样的作品。“小说界革命”以磅礴之势扫除了新小说发展的障碍, 直接促使了创作热潮的出现。总之, 小说发展正面临着变革转折, 而政治变革又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小说界革命”的发生, 它使小说原先的渐进模式变成了突变式的飞跃, 并又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后来小说发展态势的决定。因此, 尽管“小说界革命”是基于政治态势的变化与政治人物的需要的外加因素, 但它一旦发生, 便又成为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