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人性？美国心理学家平克谈到现在的学者多不谈人的本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谈性色变一样。过去的人们不谈性但谈人性，现在的人们则不谈人性但大谈性，还谈性别以及繁复的各种性取向。人性似乎成了某种禁忌。因为它可能涉及族性、基因、遗传这些敏感的话题，一不小心就带来冒犯。人们不谈人性不在于它是否是事实，有无错误，而是感觉谈论人性是一种道德上不正确的方式。

近人少谈或不谈人性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性”既关涉具体的事实，又是一个概括的名词，甚至有时被视作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概念。而对于人性的探讨，又因历史上争议纷纭而变得模糊不清。于是，从知识论的角度，种种对人性的探讨也常常被学者们视作“无谓之谈”而轻易放弃。

但是，凡物种皆有其属性，皆有其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性或自身的共性。我们认识世界也就是要从具体中抽象，从事实中概括，来认清各种事物的属性，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利用厚生”。但我们要认识物性，还要先认清人性，认清人类自身。认清自身才能恰当地控制我们的行为，也控制我们对物的利用。而且，认识人性也有助于我们追求我们的人生目标，达致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行为要恰当有效，的确相当依赖于我们的自我认识。就像对个人一样，对人类也应该总是宜有这样一个要求：“认识你自己。”

人性是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考虑一切指向行动的计划、方案、政策和制度的前提。人性中包含着一种理想性的可能，但也标志出一种可行性的限度。人性确定了我们所能期望和作为的大致范围。但对这种“范围”，今人却淡忘久矣。数百年来，首先是在西方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人的无限可完善性，任由自己心仪的高超价值牵导，将人类过去的历史轻易贬低或抹去，遂使脱离乃至违拗人性的种种高调理论流行，人心躁动不安，社会观念分裂，借用庄子的一句话而改易一字，或可说是：“自近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而笔者在此谈人性这个问题的确也还有一种现实和未来的忧虑：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的单一方面的控物能力的发展会不会超出人性所能控制的范围？而人在道德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单一价值方向的推动——常常名之为“不断进步”——会不会也超出人性可能负担的范围？

人类的科技在最近数百年间取得了飞跃的发展，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前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也是不可否定的。但我们这里只说一点忧思。科技不仅是经济的火车头，且在今天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笼罩和支配性的氛围。这样，至少在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一个疑虑，这种发展是否会给目前的人类带来威胁，乃至未来更大的危险？

对人类发生的危险有些是外在的，来自自然的。有些是古时候有现在没有了的，比如豺狼虎豹早就不足为惧。还有些是现在和未来还可能发生的，如彗星对地球可能的碰撞——那大概是曾经在地球上称霸了几千万年的恐龙灭绝的原因。还有地球本身结构的剧烈改变如地震、火山、大陆漂移，沧海桑田，以及围绕着地球的气候的自然变化等，都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地球上在出现过生命之后，也曾出现过长达亿年的冰冻期，甚至在猿人乃至智人出现之后，也曾出现过冰川期。智人的数目曾经降到只有数万人，那时的智人真是命悬一线，如果那些人死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人类文明，或者要再经历百万年的光阴才又出现转机。

但这些危险或者是概率很低的，或者是以十万或百万年计数的。而由近代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危险却是概率很高的，可能是以十年、百年计数的。人类活动给气候带来的变化远比其原本自然的变化更为激烈和莫测，这种变化或许时间稍长，但也可能就在世纪之间。而还有些危险，则有可能是突然就降临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危险不再只是自然原因带来的危险，而是出现了出于人自身原因带来的更大危险。

人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也有一些是古已有之，比如暴力冲突和战争。但是，在从原始社会到近代之前的暴力冲突中，还没有对整个人类的危险。一般来说，棍棒杀不死所有人，冷兵器也杀不死所有人。而且，过去的人们还是有相当的回旋和退避空间。在某个文明地域中厮杀正烈，而在另外一个文明地域中还有和平乃至繁荣。而今天全球化了的人类则无可回避。会不会发生人类自毁的直接行动？比如核大战会不会突然发生？生化武器会不会启封？更新的大规模杀人武器会不会出现？结合了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新式武器会不会更加稳、准、狠、全地剥夺人们的生命？

现在的世界已经有了这样的系统，即便掌握核按钮的领导人被杀或者失去了指挥能力，还能启动或触发一个自动报复系统。甚至人类毁灭了，那些智能轰炸机等还在继续轰炸，直到油尽灯灭。最近有一个俄罗斯短片《最后的战争》说的就是这样一类事。

而且，还有许多看似和平、予人巨大方便、让人惊喜的技术会不会也同时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导致最后出现一个新的能够驾驭人的物种——超级智能？或者基因工程的继续突破会不会最终改变人的身体和特性，出现和原人截然不同和敌对的新物种？

总之，随着人类控物能力的飞速进步，对人类发生危险的领域是大大扩展了，一旦发生危险，其烈度和危害性也是大大加强了。目前天下太平，人们熙来攘往，但危机却四处隐伏。这原因不是人类太弱，却是人类太强了。近代以来，人的智能飞升，德能下降。这种德能的下降有相对的因素，即和智能飞升相对而言的下降，但也有绝对的下降。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如何防范？正如前述，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人性论，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人性论，是因为在今天人类的控物能力飞跃增长的情况下，就需要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人类还能不能自控，能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将这种控物能力可能带来的危险约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以来的单方向的道德“进步”是提供了上述自控的可能，还是忽视这种危险，并在另一方面将人们所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置于一种人性难以承担的地步，甚至还为上述控物能力的飞跃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当然，如果说人性是可以无限完善的，或者说，至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能力也是可以和人类的科技能力一样可以飞跃发展，同步提升的。那么，也许对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不足为虑。但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让我们先朴素地思考“人性”这个问题。

人出生伊始，呱呱出腹，首先可见的事实是人的身体，而其身外表看来和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也有些不同，比如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人出生就有寻找和吮吸乳头的本能，但作为婴儿的人还不像其他许多动物，他这方面的初始求生能力其实更弱一些，比如自己无法站立和谋食等等。

人的精神能力(意识)刚开始还是不可见的，但是随着一天天过去，会慢慢显现和增长。我们不能说人出生伊始没有显示这些精神能力，也不会说话，就说人没有这些精神和语言能力。这些精神能力也包括道德上的善端和恶端。它们虽然还潜伏在人内部，但就像外表类似的植物种子，其中却包含长成相当不同的植物的胚芽一样；人却可以长成和其他所有动物很不一样的动物，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意识，人有精神能力、语言能力，有理性，能计划自己的生活。人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和日后成为善人或恶人的可能。

如果说“人之初”不可见的东西就是没有，就不是事实，我们无法解释人后来的善从哪里来？恶从哪里来？意识从哪里来？精神从哪里来？它们虽然在人出生伊始还没有表现出来，但终究会表现出来，一定会表现出来。这些可能性不是虚幻的可能性，而是一定会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这个事实是可以从人后来的一生验证其开端的，而从人的开端才好谈人的本性、人的共性。就像《三字经》所言“人之初，性本善”(当然，“人之初”是不是“性本善”还有争论)。

但刚才所说“人之初”(或更准确地说在胚胎里，在人的世代延续和积淀中)的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各种可能性，的确又不是全部的事实，人有灵性，又有肉体。人还是动物，还是碳基生物。而既然有人身，就会有对自我的物质生活和身体的关怀。全部的事实包括显见的和潜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

人性中是有善端也有恶端的，但人的善端是稍稍超出恶端的，从这一点说我们赞成孟子的性善论，或者说性向善论。但是，人的恶端如果得不到制度的有力抑制，它是会蔓延和扩展的。而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其实都认为人是可善的、向善的。孟子更重视发掘内心的强大力量，而荀子之“有为”更多是强调制度建设的力量。

性是可善的，人是向善的。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人性的向善是不是没有任何限制呢？人性可善，但人是不是能够全面地、无限地完善呢？所谓全面，也就是人在认知、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在智力、智能、道德、信仰等各个精神能力方面都可以无限完善。这种进步是不是没有止境呢？

首先，我们看到人性在体能方面肯定是会有极限的。虽然近百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运动员的职业化，人类在可记录成绩的运动项目上，比如田径，不断地打破世界纪录，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纪录最终是要达到它们的极限而不可能再突破的。但在人的意识、精神能力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人的改善是否没有极限呢？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的哲人和先知基本都认为人的改善是有限度的。中国古代学者认识到人性是可善的，甚至他们中一部分学者，如儒家心性一派的学者还认为，对少数人来说，人性是可以努力臻于完善的。但是，他们也同时认识到人向善的道路的艰难，即便在最鼓励人的孟子那里，他也反复谈到人与禽兽的差别是多么稀少(“几希”)，人的善端之源是多么容易被堵塞；人的最初良知是多么容易被丢失；人的清明之气是多么地容易被污染。他们是在一种善端或向善的可能性方面承认和强调一种普遍性(“人皆有之”)，但他们还是接受人性完善的范围和限度，尤其是对多数，对所有人的范围和限度。他们也没有人类或社会处在一种持续进步过程中的观念。

只是到了近代西方，才开始出现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的理论。我们这里以法国的思想家孔多塞和英国的思想家葛德文为例。

孔多塞说他撰写《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显示依据理性和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没有给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制它的力量为转移的。这种进步可能或快或慢，但它决不会倒退。

孔多塞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无论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方面的进步，还是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都将带来人类的智力、道德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

孔多塞还是意识到人类的完善化不是完全没有限度或终点的。比如人类是否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他承认那可能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但他认为，那种前景是很遥远的。而且，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技术可能将这个终点不断推远，即便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已经可以达到某种人类的完美状态。他相信人类理性的进步可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能够引导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说这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

孔多塞欢欣鼓舞的预测，首先消灭的将是传统的国王之间的战争。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渐渐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和最大的罪行。

他认为人类朝向完善的进步的条件主要是教育。科学的进步将保证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加快科学的进步；这是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最有力的原因之一。随着每一种科学技术的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作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

孔多塞设想将会出现一个“人间天堂”，他说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到来，那时自由的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将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每个人都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理性为他们创造的，是他们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那时甚至死亡也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换言之，那时不仅物质生活资料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无比丰富，相似的人们也将无比和谐，甚至享有接近于长生不老的生命。

孔多塞这本书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监狱中写下的，说明他有多么乐观和自信，也是特别的真诚和理想主义。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讽刺。时间又过去了两百多年，国王之间的战争是基本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全民参与和动员的“总体战”和使用了各种高新科技制造成的先进武器的“超限战”，它们造成的人口和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传统贵族和国王之间的战争。孔多塞的预言部分还是实现了，比如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甚至比他预期的取得的进步还要更大，但同时也暗影憧憧、危机隐伏。

一种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的理论立足于深信进步的信念之上。所以，他们首先会否定人类的过去，因为过去不是完善的。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甚至认为：人类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一部犯罪史。而进步又基于理性。一旦理性的阳光照耀，就可以驱散一切黑暗。

葛德文认为，人类进步的原则可以很好地用下列五个命题来加以表明：在健全的推理和真理被充分传授的时候，谬误就必将消失；而健全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被充分地传授的；真理将使人类无所不能；人性的弱点并不是无法消除的；人类可以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在他看来，没有哪门科学不可能再被完善，没有哪种艺术不可以达到更完美的境界。而既然一切其他科学都是如此，为什么单单伦理学例外呢？既然一切其他艺术都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社会制度和政治的艺术例外呢？换言之，人类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也必将和其他科学和艺术一样，处在可以无限进步的过程中。

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论者相信：第一，每个人都是可以完善的，甚至全面完善的，只要理性的光芒照耀到他们。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就可以达到光明。第二，人类整体更是可以无限完善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视人类过去的历史为愚蠢、野蛮甚至罪恶。似乎只要有了后天的良好教育，诉诸理性，人们一旦明白过来，世界就将进入一片新天地，所有的人都将按照理性行事。他们的特点是：无比地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后天教育的效果；相信人类总是处在必然的进步之中。

但这样的信心却不一定靠得住。这首先可以诉诸对近代以来历史的经验观察，毕竟，启蒙的呼声大倡、社会改造的实践大举已经有数百年了，观之于这之后的历史，人类在精神和道德上进步了多少呢？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一次次给予人们各种超越人性的希望，有种种宏大的计划，梦想着一个完美之境，但却屡屡受挫。

我们的确有了许多进步。这都是看得见的，是发生在物质和身体层面的。巍峨的高楼大厦，方便的交通工具，快捷地获得信息和娱乐的网络和手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寿命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的确，还有教育，至少是教育的物质和设备条件大大改善了。

这一切经济和财富的发展主要是科技带来的。人类对自己的信心其实主要是来自科技。这种进步是积累的、叠加的，互相补充和增益的。但是，人类在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方面有多大进步呢？现在的人们比过去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与和谐了吗？就比如完善论者寄予厚望的教育，教育的硬件与软件的确是大大发展了，比过去优越多了，但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是否比过去更加快乐有效和得心应手了呢？他们的负担不是越来越加重了吗？种种心理焦虑、压抑乃至不幸事件不是有增加之势吗？

人可普遍和无限完善的理论隐含的人性论前提看来是一种“性白板说”：人性先天没有什么天赋的东西，犹如一张白纸，一切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来塑造。它同时又隐含一种“性无差别说”，所有人都是一样，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被塑造成任何人。就像行为心理学家华生所言，给他一打健康无缺陷的婴儿，把他们放在他设计的环境里培养，他可以将他们训练成他选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巨子或者乞丐、窃贼。但这一宣称很难让人信服。

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相信进步——而且是不间断的进步，他们也越来越追求实现进步。他们总不满意已取得的进步，或者说，前面的人将老一代的人视作保守，他们努力来争取进步，后来他们比较满意了，但他们后面的人又不满意了，并将他们视作保守。一代代的人在不断重复从进步到保守的过程。知识分子们当激进的主张遭到了挫败，他们就转而渐进。但是，这进步的方向却几乎总是不变的、单向的。

然而，批评“单面的人”的人们却在不断造成“单面的人”，因为他们只是相信欲望的自由解放，财富的平等分配，而“被解放的人”则继续沉溺在物欲或体欲之中。他们强调平等，而且要求从机会的平等进到结果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几乎都是从自身的权益上要求，甚至越来越多的从物质上要求。这样就不仅刺激了受益者的物欲，而且刺激和解放了几乎整个社会的物欲。要实现结果的平等，就不能不在利益的分配上有所偏重，而有被偏爱的受益者，也就必然有被加重的负担者。被这种平等释放、提升和扩展的强大物欲，也就成为科技和经济的强大动力。反过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开辟和提升人们更高或更新的物欲领域。人们不断地渴望和追求彻底的平等，除了物质利益的尽量平等，还有身份正名的平等，补偿或偏爱的权益平等，但几乎不谈精神上的平等。很少人发出的对精神平等的希望和呼吁，往往成为空谷的足音。

“进步”是一个有魔力的词。它席卷了近代社会，裹挟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谁不想争取进步，或至少表示自己进步呢？即便是自己内心深处自然反感的东西，但为了表现进步，也都往往表示赞许。但是，一说到进步，其实就意味着要朝着和过去一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进步是单向的，即便有些曲折，大方向也还是绝不改变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单向的进步，它可能脱离或违背人性。而任何违背人性的东西最终还是会遭到惩罚的。

那么，“不进步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吗？”这是一个熟悉的鼓动口号。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有进退两种方向的，而且，有些时候“退”恰恰是“进”。或者，更恰当地说，追求“进步”倒不如追求“改善”。“改善”是容有各种方向的改变的，只要这些改变是朝着好的方向，带来好的结果，那这些改变就是可以考虑采取的。而且，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有“循环”。我们不必害怕这个词。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伟大的循环。

一种普遍的人性论或人类共性论，与这种高调和单向的乌托邦理论有没有内在联系呢？伯林肯定有这样一种联系。他在“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一文中认为，乌托邦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他说可以作如下假定：如果说人有共同的本性的话，这一本性必定会有一个目的。只有当一个人了解了他真正的愿望之后，他作为人的本性才得以充分地实现。

但是，“本性”和“目标”不同，即便承认人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并不必定就产生一个共同的目标。目标也并不就是人性的实现。相反，恰当说明的人性可能恰恰构成对目标的限制，决定着可能实现的目标的范围。人有某些共性乃至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并不一定导致乌托邦，而当把理想放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也常常只是构成一种浪漫的遐想，而并不诉诸一种承担科学必然性的天命的实践。

伯林的思想中有一种用价值的相对主义反对一切普遍主义的倾向，他也始终对试图统一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的乌托邦理论保持警惕，这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比如在对终结关切或最高价值的追求方面。然而，重要的不是在普遍性的有无，而是在普遍性的高低。价值相对主义并不能抵挡绝对主义的乌托邦。而底线伦理倒是有可能防范这种乌托邦理论，至少在规则和手段上有了严格的限制。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并不导致乌托邦，甚至最有可能遏制乌托邦。这种底线伦理其实也就是伯林所心仪的较好的、允许各种差异和自由的社会所需要的“相应规则”。伯林承认需要这种规则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但伯林却不明确赋予这种规则以一种基本的“普遍性”。

伯林其实是很喜欢康德这句话的：“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恰恰说明人性理论不仅是许诺可能性的理论，也可以是限制无限的可能性的理论。如果深刻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恰恰可以限制那些“笔直”的“高大上”的理论和实践。“人性曲木说”恰恰突出了人性也构成限制性的方面。

伯林引述了许多古代的具有乌托邦萌芽的思想来说明现代乌托邦理论的来源和联系。但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一种性质上的很大差别。古代的“高尚”目标的伦理并不强行要求所有人都追求和实行这种目标，更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这种“高尚”伦理的确又常常是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形式出现。

以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为例。儒家学者常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或者说“圣人与我同类”。其意思是不管处在什么阶层的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天赋如何，都可以在道德上希圣希贤。所以，道德的呼召要面向所有人，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就像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儒家鼓励所有的人都有志于学，努力学习人文德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向学，而是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后学”者，但也还是有不少人是“困而不学”的。因此才有士民之分。

在儒家看来，人性中有善端，这是事实，也是可能。虽然还不是无限的可能，不是所有人的可能，甚至不是多数人的可能。但由于这是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可能的可能，所以性善论要面向所有人，要向各个阶层完全开放，即便最后愿意进来的还是少数。高尚伦理永远要面对所有人开放，这体现出一种普遍性；但知道永远只有少数人进来，这体现出一种现实感。愿意进“窄门”，走那条“少有人走的高尚之路”的，最终可能还只会是少数人，但不能因为最后只有少数人愿意进入而关掉对所有人的大门。当然，也不因为敞开大门欢迎所有人就抱有人人都会进来的奢望。

而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希望追求的一些“高尚”理论和伦理则是直接要求多数人乃至全社会的。而且，这种“高尚伦理”和古代也不一样，它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相当功利的——指向权力、财富和名望。即便它是为了多数人的，也是在唤醒和鼓励他们功利的一面，要得到自己的权益或虚幻群体的“权力”和“名声”。

观察这数百年的“进步”，人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一种单一取向的“进步”是真的鼓励、促进和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水平，或者还是在鼓励人的物欲和情欲？另外，它还刺激其他那些本来能够节制的人也加入了求利欲和权益的大队伍，否则，就要加重他们义务的负担。最后，这种负担或许会变成所有人都难于承受的负担，变成人性无法负荷的负担。

人在什么时候会深切地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乃至感到自己的渺小，唤起一种敬畏？那就是在面对巨大时空尺度的时候，天文学家比其他职业的人们可能更容易感到自己是处在近乎无限的生存系列中的无数中间环节中的微小一环。

我一直怀疑热力学有关热寂的第二定律是最终、最普遍的定律，怀疑“大爆炸说”也依旧是我们对宇宙——其实也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宇宙——的一个片断解释。而从刚获得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科学家彭罗斯那里，这种怀疑似乎获得了某种印证。他在最近于《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发表的一篇论文《微波辐射中存在霍金点的明显证据》中指出：的确，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在大爆炸之后加速膨胀。而在遥远的未来，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会衰变为纯能量，各处的温度相同，除了能量一无所有，世界变成一个冷静死寂的世界。但是，这样一个死寂的宇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宇宙还会经历一次(也许是无数次)大坍缩，重新将所有的能量聚集起来，当然，这后面又将是一次产生新宇宙的大爆炸。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还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循环之中。我们的宇宙前面有一个旧宇宙，当然，后面也还会有一个新宇宙。

彭罗斯的研究论文正是想说明他已经在微波背景辐射中找到了来自上一个宇宙的特征证据，六个直径相当于八个月球直径、温度稍高的点(霍金点)。这些点是上一个宇宙中存在的黑洞蒸发完留下的印记。这也就说明：宇宙是循环的。

这一说明部分解释了我以前就有的一个疑问：如果我们接受“大爆炸”的宇宙起源假说，那么，大爆炸前那个极其炙热稠密的东西又是怎么来的呢？看来彭罗斯认为它是来自于以前已经存在，且已经死寂的宇宙。而我们现在这个热烈的、扩展的宇宙也会重归死寂。当然，这些都是在一个极大的时空尺度中循环，人类的生存毁灭在这种巨大尺度的时空中犹如沧海中的一粟一瞬。

我们也许可以从彭罗斯的研究中感悟到两点：第一是人面对近乎无限的宇宙所感到、也应该感到的渺小，甚至像帕斯卡尔所说，人在面对这种无限时会感到恐惧。第二点却可能恰恰是不应恐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恐惧循环。世界在变化中。而这种变化很可能是一种循环的变化。但每一次循环又可能有一些细节的不同。而哪怕没有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变化和循环，也可能会有别的形式的变化和循环。有近乎无限的时空，就有近乎无限的可能。这样的循环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因而也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已经处在许多种大大小小的循环之中。宇宙的循环是一个时空尺度太大、太伟大的循环，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完全感觉不到循环的循环。

我们总是处在各种循环之中。日月星辰、江海潮汐、四季轮换、热胀冷缩、峰回路转……这是自然的循环。也有人类生活的循环吗？而某种循环也许正是人类生存的长久之道，是人类文明的长久之道？

恩格斯说，在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被毁灭之后，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时候，这思维的精神又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重新产生出来。的确，这不是属于人的精神循环，但还是智慧的循环，精神的循环。这新的智慧和人类无关，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有过人类文明的废墟，不会有对人类的记忆。但是，这铁的必然性即便冷酷，似乎又还有点温暖。在无比浩瀚的天空中，我们也完全可以设想，在某个极其遥远的星球上，一定曾经存在过，或者还正存在着比我们人类更聪明、更智慧的生物。

时空无限。人处在某个细微的中间环节。面对宏观和微观的无限，人了解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这种无限感大概可以淡化我们对世俗的成功和物欲的看重、渴望和追求，虽然也可能唤起仅此一生、及时行乐的感情。

理想有其意义。如果没有超出人性的理想，我们就可能无法提升自己，甚至连自己本可达到、属人但向上的目标也达不到。这是古代性善论的意义。性善论的意义也就在树立理想，但是，是少数人为所有人树立理想，还是少数人为自己树立理想呢？能够接近或大致实现理想的肯定是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圣贤的肯定是少数。对于人的普遍可完善性，始终有一个范围和限度。如果观念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超出人性所能负荷的程度和范围，那么，如果要求激进，就会带来社会的强制，即便是缓进，也可能让社会走向分裂，从而造成激荡直至大灾难。

当然，以上想法只是对人性的一些初步思考，还遗留一些问题：首先，一种不断要求活动和进步的动因是否也是出自人性，一种浮士德的精神是否也是来自人性？人是否就是一种极其好动乃至冒进的动物？人性中是否就命定的有一种追求彻底的精神，包括追求彻底的知识和技术，追求彻底的平等？人类是否必然会走到科技飞速发展这一步？或者说，人性中是否也同时根深蒂固地存在有两种冲动，一种是追求卓越，一种是追求平等。而今天的功利滔滔，科技独大与人人争权益、个个索名分的状况，恰恰是这两种追求合力的结果？

其次，人性中是否也命定的就有不满足于有限的人性而渴望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本性，人们会不可遏制地寻求这种超越的存在？而如果不再相信有超越的存在，甚至想自己成为上帝？即人性中本身就固有一种要超越自身的热望？文明早期，古人们都渴望神灵保佑，但现代人则杀死上帝，想自己成为神灵。宗教是否也意味着对人的限制？但如果不再有信仰，则“上帝”和“天堂”的概念也可以为人所用，满足人的骄傲？

今天的科技是对人类可能性和巨大潜力的张扬和自信。至少是为了平衡，今天的人文智慧却最好首先是对人类限度的认识和谦卑。

我一直认为，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看，人类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的不平衡，将是未来社会一个持久的基本矛盾。这种自控能力一是来自精神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对物欲作为主要价值目标的调整，也包括美学和艺术对物欲的淡化；二是来自道德规范对满足物欲和体欲的手段的节制，尤其是对那些损人利己、损害社会和以人类生命为代价的冒险行为的约束。

人性大致规定了我们的有限性。人在道德上的有限性使人类难以控制如脱缰之马的技术，尽管人甚至在知识和技术上也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目前达到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是人类道德难以控制的了，足以构成对人类的巨大危险。或者说，人类对知识和技术还是有进步的巨大空间，但在道德方面则没有那么大的进步空间，在情感和幸福方面也同样没有那么大的巨大空间。这或许是因为知识和技术可以一代代的传承和积累，但道德和幸福却无法如此传承和积累，因为道德与精神的能力归根结底是落实于个人的，必须在每一个人那里重新开始。而如果是从社会的角度衡量，则必须从每一代人那里重新开始。

当然，即便是在循环的范围内，我们也还是可以有巨大的生活空间。即便是在人性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巨大的努力。少数个人也还是能够追求圣洁的精神和简朴的生活方式，甚至也有一些人继续追求自己高调的价值理想——只要不强求社会和他们步调一致。但是我们希望：从整个人类来看，科技最好是在人性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发展；道德最好是在人性所能承担的范围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