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历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民俗在内的公共文化就是这一变化得以充分表现的领域之一，但是不同的民俗事象在遭遇这种社会变迁时所产生的文化反应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作为从传统民俗引发或起源的一种社会现象，民俗热点^①对于社会变迁在公共文化上的表现具有高度浓缩性，同时，民俗热点的高度社会性又使其在特定时期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民俗学作为一门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和文化图式的人文社会学科，很早就对这种民众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②，以及发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具体而琐碎的生活革命^③予以关注，并结合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对这种变化进行考察和解释^④，指出殡葬改革^⑤、禁放烟花爆竹^⑥等社会争论背后所隐藏的学术张力和社会逻辑、非遗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于汉服运动^⑦、农家乐^⑧、广场舞^⑨、厕所革命^⑩等新的社会风尚或者生活方式、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①等社会运动、现代伦理关照下的动物保护^②(特别是传统思潮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等社会思潮、互联网时代新出现的网络谣言^③等社会现象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为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和新的社会运动的研究贡献了民俗学的力量。就这些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民俗热点跨学科特征的关照不够，大多数研究拘泥于旧有的民俗学理论范式不能自拔，从而不能生成新的具有解释力和包容性的学术理论，导致民俗学在民俗热点的研究上学术解释力不足、学术话语权较低，另一个是民俗学尚未意识到民俗热点背后巨大的学术潜力，因而对民俗热点的关注尚未成为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共识，已有的研究对这类民俗热点背后的学术概念和理论缺乏提炼和归纳，因而不能够形成体系性的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民俗学理论。因此，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增强民俗学理论的学术包容性，以跨学科的视野提高民俗学理论对于民俗热点的学术解释力，强化民俗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建构新的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民俗学理论，成为当前民俗学民俗热点研究的当务之急。

在传统社会，占据舆论主流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精英文化，民俗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集体性表达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因为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体系性、高雅性和精致性相比是琐碎的、朴拙的、粗鄙的、不精致的。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采风问俗”的传统，民众的生活也成为许多精英文化的思想源头，但是大多数民俗只是作为精英文化的调味品而出现的，因此，民俗在整个国家主流舆论与话语中的能见度很低。在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民俗由于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隔膜，整体上被污名化，甚至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衰落的状态，但是由于某些民俗观念和民俗模式对于国人行为方式的惯性影响，它们仍然不时进入主流话语当中，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鞭挞的对象，进而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推动移风易俗、予以取缔和灭除的对象。同时，也有部分民俗事象由于特定的社会原因以不期然的方式或者作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文化资源进入大众视野当中，因而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

目前笔者注意到的进入大众视野与舆论话题当中的民俗热点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事件，包括河南周口和江西吉安等地平坟事件及其背后的土葬与火葬问题，火葬之后重新进行土葬的问题，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冥婚而进行的尸体买卖及其背后的产业链问题；城乡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与寻找配偶过程中的跨国人口买卖与诈骗犯罪问题，以及大额彩礼问题；第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过节方式与个体感受，包括春节的年味浓淡问题与清明节的祭扫上坟、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第三，饮食习俗与传统民俗形式中对动物的利用所导致的动物伦理问题，包括狗肉等饮食文化的吃与不吃、猴戏艺人跨省卖艺所导致的野生动物运输问题、戏曲服饰的点翠工艺的野生动物利用问题等；第四，传统饮食习俗、特色民俗的当代利用，包括各地形形色色的特色美食节与民俗旅游项目、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所引起的特色美食、传统工艺热、陕北民歌手屡获大奖、京剧服饰模特走秀等；第五，著名传说起源地之争，包括中国四大传说起源地的多地纷争、历史名人之乡的纷争等；第六，文化遗产归属地的中外之争，包括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申遗问题，中韩之间多项历史文化归属之争、中越之间历史关系的差异化认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民俗热点事件也以媒体推动或其他方式进入当地的大众舆论当中成为当地社会各界某个时期关注的社会热点，如浙南等地所出现的青山白化问题、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等。

那么，特定民俗为何能够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或者舆论焦点关注的话题呢？大致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俗自身的内在特质，主要包括民俗的公共性、集体性和超时空性。民俗是一种公共文化，是由社区成员共同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共同创造的，因而成为绝大多数社区成员所共享^①和共同遵循的模式化行为。这使得任何社区成员都可以参与民俗活动，虽然每个人在民俗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可能具有较大差异，但是这种民俗文化的共享性所形成的社区民众的普遍参与性却是一贯的。这种公共性使民俗成为一种涉及公共利益的文化，虽然其可能并不直接与每个社区成员发生关系，但是却可以成为全体社区成员的共同财富。因此，当传统民俗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与其原来的发展逻辑相悖或超出其原有的发展轨道，与社会的某些特定需求相结合，对某些民众的现实生活造成重要的影响，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或舆论焦点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对其发表意见。民俗的集体性是和公共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公共文化的民俗必然是需要社区成员集体参与、分工合作才得以达成实施的。民俗的超时空性也与民俗的公共性相联系，作为公共文化的民俗由于能够被超越特定地域的民众所共享，因此当其进入大众视野时，就能够被现代文化所熏陶的普通大众所感知、认识和理解，同时，这种时空性也与民俗的传承性相联系，民俗的传承使民俗在超越时空的新的时代环境中仍然具有特定的生命力，并能够生发出新的意义。

其次是民俗生发的外在环境。这是特定的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现代大众视野最重要的原因。当代社会，民俗生发的社会环境相对于以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当民俗依然以原有的模式进行展演、实施和运作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不同程度的龃龉或冲突，当这种冲突严重到一定的程度，经过网络、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大力传播，其社会能见度或公众可见性迅速扩大，从而成为一种社会热点。特别是当这种龃龉或冲突涉及许多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时，或者当特定的民俗事象在实施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社会事件时，就会在媒体的传播下迅速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比如上文提到的平坟事件、冥婚背后的尸体买卖与产业链问题、烟花爆竹燃放问题。同时，还有一些民俗事象之所以会成为社会热点，是由于特定的机缘，其自身的特质迎合了社会的某些需求从而进入公众的视野，例如许多非遗项目传统价值的再发现。对于大多数成为社会热点的民俗事象而言，在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是不太严重的，但是由于社会影响大，涉及的民众范围广，因而成为舆论的中心话题，例如大额彩礼问题、春节的年味浓淡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由于特定主体的推动或者权威媒体的宣传而成为热点事件，例如各类动物伦理问题、《舌尖上的中国》带来的传统美食与传统工艺热、著名传说起源地之争、文化遗产申遗中的中外之争问题等。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某些民俗事象仍然是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绕不过去的文化设置，例如婚礼、葬礼，这些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会经历的民俗仪式使大多数人能够对其具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因此当其成为社会热点时，就会唤起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热情。除此之外，民俗所具有的传承性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而遗产实际上又是一种资源，因此，许多民俗成为地方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载体或者被传承这种民俗的民众当做自身发家致富、获得社会荣誉的资源^①。

最后是民俗自身的文化变迁。在时代的变迁中，为了适应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民众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改造和重构民俗，当这种民俗自身的调适、改造与社会的某些文化形式发生碰撞时，就很自然地成为社会的热点，例如王二妮、阿宝等民歌手在民歌大奖赛演唱陕北民歌获得全国大奖，传统相声和二人转等曲艺形式在当代社会的娱乐化、市场化改编，以及故宫文创产品和白族扎染等非遗产品的走红，传统武术经过港台武侠剧的传播而大热等。

民俗热点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和舆论话题从本质上讲是民俗传统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当代社会的新价值观之间的价值错位、社会对立和文化冲突，尽管在不同的民俗热点上这种冲突的烈度各有不同，同时，这种冲突的最终结果也各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

大体来说，民俗热点背后的民俗传统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观念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观念的冲突。在传统社会，民众在举行民俗活动时较少考虑经济利益，大多数民俗活动是一种娱乐、信仰、“通过”性质^②的仪式展演，民众对于民俗活动的参与大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化行为。而在当代社会，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传统民俗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压缩，蔓延在社会上的经济至上价值观使民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得到人们充分的挖掘。^③不论是四大传说起源地或著名人物之乡的纷争还是平坟问题及其背后的土葬改火葬问题，以及冥婚背后的尸体买卖产业链、大额彩礼、传统美食的当代利用都是由经济冲动所主导或者有经济因素在内的社会热点，经济动因成为推动民俗成为社会热点的核心因素。

第二，自然环境观念的冲突。在传统民俗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在举行大部分民俗活动时比较少考虑民俗活动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除了部分民俗事象或者民俗活动本身就是指向环境优化对于疾病、鬼怪妖魔的驱除，大多数民俗活动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但是当代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民俗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例如浙南地区的青山白化问题、传统节日期间的鞭炮燃放问题。

第三，生活观念的错位与冲突。民俗是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隐藏在这一生活文化背后的是民众的生活观念和文化品格。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年味浓淡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春节是欢乐、团聚节日，同时也是满足人们对于新衣美食需求的节日，是民众一年当中最大的狂欢节日，人们不用劳动，尽享休闲的乐趣，因而也是大多数民众期盼的节日。而当代社会，由于物质的极大充裕，平时生活中丰衣足食、娱乐花样繁多，因此，春节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所特有的由物质丰富、娱乐活动集中所带来的充裕感，人们期望通过其他形式实现传统春节中由新衣美食、尽享欢乐所带来的新奇感和休闲性。传统春节背后的生活观念是衣食丰裕所带来的满足，而当代春节背后的生活观念是异于日常所带来的新奇，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与错位导致了年味浓淡话题在中国人关于年节的讨论中长期占据话题的中心地位。除此之外，烟花爆竹的燃放也是不同民众生活观念冲突的结果，正是由于不同民众持有不同的生活观念，造成了对于烟花燃放的禁放派、反禁派和折中派这三类不同群体的社会论战^①。

第四，人性观念的冲突。传统民俗极少凸显个人的价值，不论这种价值是民俗个体作为“人”的人性价值还是男女两性所特有的性别价值，抑或非人物种所具有的生物价值、类人情感。^②而当代社会是一个自我观念高扬的时代，个体的人性价值获得极大的尊重，人们不断增强民俗主体作为“人”的存在价值。^③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才出现了城乡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和动物伦理的问题。

第五，国家观念的冲突。这类观念主要表现在中外民俗所有权的争端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成员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传播到了这些国家，这些文化形式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非遗热当中，也成为他们用来建构民族自信心的文化资本，因此在遗产申报上和我国产生了某些冲突。

这五个方面是我国当前所出现的大多数民俗热点背后的观念冲突，对于一种特定的民俗热点可能不止包括一种文化观念的冲突而可能是多种观念冲突综合体现的结果。这五种文化观念冲突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是与人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理念的民俗化表达，这与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面向现实所秉持的人本关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社会，人是一切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基本目的^④，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共识。民俗也是这样，作为普通民众自发的、来自日常生活的文化创造，民俗当中融汇了中国民众对于自然、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而这些民俗形式之所以被人们所认同、所遵循、所实施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各类民俗热点之所以能够触动中国社会大众的神经，成为占据公共舆论中心的话语对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背后更是以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民众自我观念意识增强为代表的中国民众“人”性观念的进步。作为一门不断将眼光投向当下、关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文化创造的学问，民俗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文本转向田野，从民俗之“俗”转向民俗之“民”，从而实现了民俗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民俗之“民”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中心意象，对“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挖掘使民俗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使民俗学的研究更加富有张力，提高了民俗学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俗背后的民俗之“民”的探讨使民俗学获得了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资格与能力，民俗学所营造的民俗人与经济学塑造的(理性)经济人、社会学建构的社会人、政治学所提倡的政治人共同充实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的多样性书写。

民俗热点的社会性特点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民俗学的学科范畴，其所内在的跨学科特征更加突出。从当前这些民俗热点所激发的学术探索来看，包括民俗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其进行的研究是不尽如人意的，既没有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学术原理与社会根源给予充分的探讨，也没有将其作为新的学术理论的生长点，激发学术联系现实、立足现实、解释现实的热情，而大多只是停留在有限的新闻报道和舆论思辨的层次。就民俗学学科的研究成果而言，虽然有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并没有激发整个学科的参与热情，对其内在学术机制和演变逻辑的挖掘远远不够。

这些民俗热点是起源于或者由民俗事象引发的，民俗学理应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对这些民俗热点的研究，然而民俗学的学术参与度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些民俗热点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中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传统语境中，特定民俗事象的展演和实施主要同创造、享用它们的民俗个体发生关系，因而是区域性的、社区性的^①，而且民俗与实施它们的民俗主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自然而然的、高度自觉化的，因而也是和谐的。但是在当代社会，某些特定的民俗在展演、发生、实施和传承的过程中高度社会化了，民俗的发生过程和更广范围的地方政府、区域社会、社会大众、媒体匿名受众(网友或电视观众、报纸读者等)甚至国家联系了起来，从而无意间或者在人为的影响下成为一种社会热点话题。民俗和民俗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和谐自然的，而是有可能出现某种紧张关系。这种高度社会化的民俗由于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或者涉及区域政府、国家、法律、地方政策，因而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现象，将法学、旅游学、经济学、犯罪学、政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牵涉进来。在这种情况下，由民俗引发或者民俗作为话题来源的社会热点已经超出了民俗学的学科范围，而民俗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取向并不能给相关问题以一个相对全面、合理和可以让人信服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民俗学无法解释作为社会热点的民俗事件或民俗社会现象的状况。对于这一问题，著名民俗学家刘锡诚在《中国民俗学前沿理论丛书》的总序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下与民众的当代生活形态缺乏必要的血肉联系，不关心和不回答民众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所提出的迫切问题；上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学科缺乏学术上的交流和互动，甚至缺乏和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或干脆就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的意识，长期以来以‘自说自话’为满足，既不能提出令其他学科关注的观点和理论，又不能提出足以激发学术研发活力的问题^②”。这是刘锡诚在2002年给出的论断，在近2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是从整体来看，并未彻底改观，反倒随着这类社会现象的增多更加凸显了民俗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因此，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已经成为民俗学应对社会挑战的不二选择。

要增强民俗学的学术包容性，提高对以民俗热点为依托的新的民俗学学术理论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承担民俗学应有的社会责任，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学科融合与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俗研究。罗志田在《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学术分化、分科，主张综合性研究，因为综合性研究博通各门、兼而治之，能够获得比较广阔的视野。^③民俗学之所以在当代社会无法有效应对现实社会的挑战，就是因为特定的社会现实是以民俗为对象或起点或终点，但是其发展方向、逻辑和结果却远远超出了民俗学以往所关心的事象范围^④，在起点之前或终点之后衍生出了新的问题或结果。而这种结果却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或社会的直接关切紧密相连，因此，当民俗学没有能够走到这一问题真正的终点而只是受制于学科的范式或取向停在半途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实现社会对于民俗学的期待，因为民俗学没有给社会提供一个令人信服或相对满意的答案。而要实现这种学科融合，就需要以研究对象衍生学术问题，将民俗学的学术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现实联系起来，增强民俗学的学术解释力，使所有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概念、工具都能够进入民俗学的学科视野，同时努力将可以解释和分析这一社会现实的知识与材料纳入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使其成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种知识是来自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这一现实问题又是从民俗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生发出来的，因此其和民俗学的整体品格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因而可以成为民俗学的一部分。这样，民俗学的学术理路就是以社会现实为导向的，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生成研究问题，并将这一来自现实社会的问题学术化、理论化，最终形成一种既能有效地概括、解释生活现实，又能同其他关注现实的社会科学进行对话的具有强大现实解释力和学术生命力的理论框架。

第二，作为方法论的民俗学。岩本通弥在《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一文提出对于民俗学而言重要的是“通过”民俗来研究(社会)，而非以民俗为对象^①。高丙中认为这一观点应该解读为民俗学不但可以以民俗为对象，还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②。对于岩本的观点当然可以有多方面的解读，但是就岩本所讲的“通过民俗”研究而言，在近代以来的学术实践中却有长久的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对于民俗材料和民俗学视角的运用，另一方面来自民俗学自身。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从周作人以童谣、闻一多以神话充实其文学研究的内涵，到顾颉刚以孟姜女传说研究历史、赵世瑜以大槐树传说、东岳庙故事研究建构区域社会史，都是利用民俗学材料和视角进行研究的典范。对于这些学者而言，民俗材料不但丰富、补充了相关学科的某些不足，而且基于这些材料的民俗学视角和方法更为他们文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来自民众的、生活化的，与作家文学、官史、政史不一样的学术视野；就民俗学自身而言，对于神话等民间文艺的表演研究、范·吉纳普民俗仪式的“通过礼仪”、普罗普对民间故事历史根源的研究等就是通过口头文学和仪式进行研究的代表。在这些研究当中，民俗学是学术的出发点而非终点，民俗背后的社会生活、文化观念与社会认知才是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这种作为方法与视角的民俗学研究^③是可以超越上述民俗学在面对当代中国现实时的窘境的。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而言，有效地应对来自社会现实的挑战，需要我们将视野置于中国城乡社会的历史变迁之中，从民俗学出发或立足于民俗学而不局限于民俗学，通过对于民俗材料的深度挖掘，扩展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向，关注隐藏在当代中国文化背后的普通国人最深层的“民俗认同”^④，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性”^⑤背后的文化特质，从而实现对于传统民俗学解释力不足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事象对于民俗研究只是研究的材料和学术问题的由头，民俗学则只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一个视角、一扇窗口，从民俗和民俗学出发，而不囿于民俗学的学科阈限，在社会科学的更高层次实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最终获得一种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整全理解，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学术解释力的提高。

第三，作为知识论的民俗学。作为知识论的民俗学是与作为方法论的民俗学一脉相承的，实现以民俗学为方法的研究的最高形态是作为知识论的民俗学。在由衣食住行等内容构成的日常生活、政治军事经济等构成的社会活动和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精神生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结构金字塔中，日常生活处于最底层，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支撑着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正常开展。如果说哲学思辨、艺术表现、文学创作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形态，各类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世界内在规律的体系化表达，那么，民俗学则同时和这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其一方面关心民众身体的经验、感知和表达，从而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关注社会生活的逻辑、内在结构和思想基础。舍勒在《知识社会学基础》一书中指出，社会的固定法则决定着实在知识的起源。^①这种根本法则显然既包括来自自然界的规律也包括来自人类社会的结构法则。如果说经济学等学科专注于人类经济交往中的法则、政治学专注于人类政治交往中的法则，那么民俗学则专注于民众个体身体经验基础上的群体化的生活经验、生活知识和日常生活交往的内在规则。因此，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民俗学是可以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现对话的。在这种意义上，民俗研究整合了各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以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实现对于分类意义上的民俗学的超越，从而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现实实践的最高归纳和学术总结。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巨变中，民众并非始终如一、毫无变化。从皇朝国家生活困顿饥寒交迫的乡野小民到削发放脚、战乱难保的乱世草民，再到共和国家的集体之民，改革开放后为生计奔波的个体之民，民俗之民不但在同一个时代俱不相同，伴随时代变迁始终在变，而且随着中国社会打工经济的兴起、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之民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中国民众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身处不同时代的民众，不论是农民还是市民，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行为逻辑和文化表达。民众的身份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民众不但是民俗人，同时还是社会人、经济人、政治人，是一个多重维度共同构造的有着复杂社会和文化内涵的“人”。当代中国，虽然来自传统的民俗并未远去，但是放眼整个中国社会，民众对传统民俗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参与语境都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民众的生活文化的主要内涵也大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对于来自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民众的民俗文化的差异化表现，并且在学科整体的意义上将其建构为民俗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学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对话，对于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以民俗学的学术洞察力和社会超越性提高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才是应对现实挑战，实现学术抱负的根本出路。从这种意义上讲，重构民俗学，以社会现实和学术整合为抓手实现对于传统民俗学的彻底改造或是我们建设一门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民俗学学科最重要的学术选择。

民俗热点是当代中国民俗文化中最具有现实活力和学术潜力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极高的社会能见度和极广的社会参与度大大改善了以往民俗文化在主流话语中湮没不见的文化窘境，因而，加强对于民俗热点的研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民俗学在学术界的边缘地位。以民俗热点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但是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去传统化”(为了建设一门城市和乡村并重的民俗学而必须“去乡村化”)从而实现朝向当下的必由之路，更是建立新的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学学术理论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