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驻韩美军裁减问题与美韩关系(1948-1979)
Flashpoint:The Issue of Reduction of U.S. Troops in South Korea and U.S.-ROK Relation(194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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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上海,200241) 。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代,驻韩美军都是美韩同盟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最具争议的事项便是驻韩美军的削减。“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美韩两国在驻韩美军的裁减或撤出问题上屡次爆发争端甚至信任危机,该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双方战略认知方式的差异:美国削减驻韩美军的决定或动议源自于华盛顿对全球、亚洲和朝鲜半岛事务的多重考量。与美国“由面至点”看待驻韩美军问题不同,韩国采用了“由点而面”的视角,认为驻韩美军的削减乃至撤离意味着美国对韩国安全承诺的下降以及在亚洲和全球反共决心的衰退。绝大多数情况下,青瓦台在驻韩美军削减或撤出议题上并无否决权,阻碍驻韩美军裁减的首要因素是华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不同立场。时至今日,战略认知方式相左与话语权不对称仍旧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基本属性之一。
关键词: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U.S.-ROK alliance from the cold war period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disarmament or withdrawal of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is most controversial. During over three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Ⅱ, this triggered many controversies or even crises of confidence. It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of strategic perception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Korea:the U.S. often decided or proposed to reduce or withdraw the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based on multilateral considerations for global, Asian, and Korean Peninsula affairs; on the contrary, South Korea frequently viewed this as the signs of the decline of U.S.' security commitment for South Korea or U.S.' anti-communist determination in Asia and even worldwide. South Korea had no power of veto for the reduction or withdrawal of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in most case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U.S. forces reduction or withdrawal is the disputes among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Washington. Until now, the difference of strategic perception and the asymmetry of discourse right is still one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U.S.-ROK allianc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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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
LIANG Zhi.
驻韩美军既是跨越冷战时期存续至今的美韩同盟关系的重要支柱,又是引发两国矛盾甚至信任危机的主要事项,具体的争议点至少包括驻韩美军裁减、驻韩美军地位、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等。
一 驻韩美军撤离/削减:由来已久的争议
驻韩美军问题的出现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很快在朝鲜半岛北部登陆并迅速向南推进。由于日军溃败的速度明显超出杜鲁门政府的想象,美军还没有为进占朝鲜半岛做好准备。为了防止苏联占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甚至是整个朝鲜半岛,美国与苏联商定将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北纬38度线作为两国军队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根据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公告”,9月8日美军在仁川和釜山登陆。
1946—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两次就托管朝鲜问题进行协商。由于二者都希望与自己结盟的本土政治势力主导未来的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协商无果而终。1948年下半年,朝鲜半岛正式走向分裂,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成立。
1949年4月,美国驻韩国特别代表穆西奥(John Muccio)告知韩国总统李承晚美军即将撤离,对方的反应是平静的,表示希望美军能够多驻留一段时间,直至韩国实现防务自立。但没过几天,李氏便明确指出韩国政府对美军撤离拥有否决权。相应地,他要求美国帮助他组建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并书面和公开承诺保证韩国的国家安全,以此作为同意美国撤军的条件。一番讨论过后,美国保证继续向韩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技术、军事和其他各方面援助。在此基础上,李承晚发表声明宣布美军数月内撤离并留下一个军事顾问团。但实际上,他依旧在各种场合表明对美国太早撤军的担忧和焦虑,并继续敦促美国明确承诺保卫韩国安全或者同韩国签署共同安全条约。美国只是保证美军撤离并不意味着减少对韩国的援助和支持。5月中旬,李承晚勉强同意美军撤离。
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军很快败退,杜鲁门总统随即命令向朝鲜半岛派出美国陆海空部队。
1962年夏天,为了提高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灵活性,美国政府内部着手考虑从韩国抽调一个美军师至冲绳的问题,讨论期间,美国防部和国务院部分官员反对这样做,理由是此举花费太高、冲绳的土地和相关军用设施不足、可能引发韩国政府的不安情绪、使继续削减韩军变得更加困难以及影响韩国外汇收入等。在此种形势下,该提议暂时被搁置。
1963年12月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提出削减驻韩美军一事,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两年内削减一个美军师(12600人)的计划,
1964年1月底,腊斯克访问韩国,并向朴正熙做出如下保证:目前,美国无意削减驻韩美军;如果美国未来考虑这样做,会提前与韩国协商。
事实上,此后削减驻韩美军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因是没过几个月韩国便开始向南越派出正规作战部队。在此前后,韩国警察严密监控驻韩美军的数量。反过来,朴正熙政府则将驻韩美军的规模与是否向南越提供更多的韩军联系在一起。为此,美国多次对韩国保证只要韩军依旧留在南越就不会大规模削减驻韩美军地面部队。
不仅如此,自1966年秋天起朝鲜半岛进入所谓的“第二次朝鲜战争”时期,主要表现为非军事区武装冲突的明显加剧以及“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的相继发生。
二 从“尼克松主义”到“卡特寒流”:驻韩美军裁减计划的重启与搁置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那时的美国可谓内外交困。据此,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开始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7月25日发表的“关岛演说”中,时人将该政策主张概括为“尼克松主义”。由于尼克松和美国情报部门担心朝韩误判或韩国报复朝鲜引发战争进而再次将美国牵扯进去,削减驻韩美军自然成为“尼克松主义”的一部分。
基于美国调整对亚洲政策等新形势,韩国认为自身的安全处境日趋恶化。
但不管怎样,为了阻止美国裁减驻韩美军,1969年下半年朴正熙及其他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做出如下表态:除非美国或南越提出要求,否则韩国愿意继续将军队驻留越南;韩国无意主动进攻朝鲜;美国军队有必要长期驻留韩国,驻韩美军的撤出将导致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努力谋求防务自立和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是韩国的两大国策。
虽然韩国做出了诸多挽留驻韩美军的努力,11月24日尼克松还是发出指示,希望削减一半驻韩美军。
得知该消息后,韩国外交部确定了对美交涉的基本方针,即不反对削减两万驻韩美军,前提条件是一方面美国绝对不能因此减少保卫韩国国家安全的条约义务,另一方面韩军应实现现代化,从而具备有效阻止共产党国家“实施侵略”的能力。
美国削减两万驻韩美军之后,韩国认为未来几年尼克松政府会继续削减驻韩美军,并因此密切关注每个月驻韩美军数量的变动。
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继续削减驻韩美军的声音。1972年底,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认为1974年财年应再次裁减驻韩美军,并开始在内部研究1975—1976年财年完全撤出驻韩美军地面部队的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接受该建议,并采取措施严密封锁消息,以防给美韩关系带来灾难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向韩国保证近期内不会大幅削减驻韩美军。这次美国确实没有哄骗韩国,1973年7月18日,尼克松签署临时性对朝鲜半岛政策指令,决定除非朝鲜半岛总体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否则不会调整驻韩美军数量。
随着美军撤出越南与南北越统一,继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将稳定东亚局势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因此,没有再进一步提出削减驻韩美军问题。
虽然福特政府极力试图稳定美韩同盟互信关系,但朴正熙依旧对本国安全忧心忡忡,并因此坚决谋求国防自立,其主要表现便是继续秘密研发核武器和导弹。1974年底到1975年初,美国政府确认了韩国正在进行核武器开发。
1975—1976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卡特屡次声称决心逐步撤出驻韩美军地面部队。
1977年1月20日,卡特入主白宫。2月15日,他致函朴正熙,告知对方在不会导致外界误以为美国履行防务条约义务决心减弱、不会破坏朝鲜半岛总体军事平衡的前提下,美国将与韩国充分协商分阶段撤出驻韩美军问题。朴正熙在复函中表示,朝鲜并没有放弃武力手段,韩国防务自立能力还存在缺陷,希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要改变驻韩美军数量。
撤离全部驻韩美军地面部队的政策更多地反映的是卡特总统个人的意志,而非决策层内部集体讨论的结果。
从具体决策过程来看,卡特个人的决定并未得到主要官员的全力支持。1977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研究驻韩美军地面部队撤离计划。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均强调应保持驻韩美军撤出进度的灵活性,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以及保持对韩朝的外交杠杆。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Stansfield Turner)则担心撤军会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决心正在下降的印象。同样,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沃恩克(Paul Warnke)也认为撤军会促使韩国提出更高的军援要求,从而加剧朝鲜半岛军备竞赛,甚至导致韩国重启核开发计划。面对以上或委婉或直接的反对声,卡特依旧坚持己见。
5月5日卡特以“总统指令”的形式决定分阶段从韩国撤出美军地面部队:1978年底之前撤出一个旅及其支持部队(总数不少于6000人);最迟在1980年6月前撤出第二个旅及其支持部队(总数不少于9000人);此后,再决定撤出剩余地面部队的时间表。
表面看来,与尼克松时期不同,此次朴正熙对美国削减驻韩美军计划的反应是温和的。但事实上,韩国政府一边公开要求卡特政府提供足够的军事补偿,一边暗中同美国军方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华盛顿的撤军计划。事实证明,美国军方对撤军计划的反对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驻韩美军参谋长辛洛布(John Singlaub)公开批评撤军计划,认为该计划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卡特的反应是解除了辛洛布的职务。但辛洛布的反对声还是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于是,在进行了相关调查的基础上,1977年6月参议院收回了对卡特撤出驻韩美军计划的支持,要求参与总统的相关决策。及至下半年,卡特政府在国会中听到的大多是对驻韩美军撤离的反对声。而且,随着韩国中央情报部代理人贿赂美国国会议员的“韩国门事件”进一步发酵,美国国会拒绝审议对韩国补偿性援助法案。这一切导致卡特撤离驻韩美军计划出师不利,1977年仅撤出了1500人。不仅如此,借助于国会的反应,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推迟第一阶段撤军计划。
卡特态度的软化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会积极审议对韩国补偿性军援问题。9月7日,参众两院通过了1978年国际安全援助法最终文本。其中,“为现代化韩国陆军提供特别安全援助项目”条款做出以下规定:在1982年12月31日前,授权总统无偿转让与撤离的第二师相关的防卫武器及服务;国会认为,进一步撤军可能明显打破地区军事平衡,要求政府事前就此事与国会协商;总统应在撤军每一阶段前120天向国会递交撤军可行性报告,内容包括撤军对朝鲜半岛军事平衡以及美国在朝鲜半岛遏制能力影响的评估等。
1978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公开承认朝鲜在陆军和空军方面相对韩国存在明显优势。于是,美国政府内部反对撤军的声音进一步高涨。在为此召开的多次部际会议上,布热津斯基经常是唯一一个支持从韩国撤离美军地面部队的人。但卡特依旧坚持撤军主张。
以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美国情报界对朝鲜军事实力的联合评估基本上肯定了陆军部的结论。因此,在驻韩美军地面部队撤出一事上,卡特被自己的主要政策顾问、军方、各官僚机构和国会孤立了。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建议在1981年再次对朝鲜半岛南北方军事平衡进行评估之前不再削减驻韩美军,但卡特并没有立即接受该建议。
返回华盛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7月20日卡特公开宣布1981年重新评估朝鲜半岛南北方军事平衡状况之前不再进一步撤离美军作战部队,而仅仅裁减部分支援人员。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遇刺身亡。1981年初,里根政府上台。2月初,在与来访的韩国总统全斗焕会谈过程中,里根表示撤出驻韩美军不是美国的政策,美国会继续信守对韩国的安全承诺。
这场撤军风波对美韩关系冲击很大,成为朴正熙重启核导开发计划的主要动因之一。1976年12月1日,韩国政府组建了韩国核燃料开发公司,公开的职责是扩大国内核计划,并替代韩国原子能研究所作为核研究活动的中心。暗地里,朴将它作为防止美军撤出而设立的核武器开发计划独立运作机构。1977年3月到5月间,确认美国执意落实撤军计划后,朴正熙政府再次启动核开发项目。1978年和1979年,韩国科学家先后完成了核燃料制造设备制造和研究反应堆详细设计方案。换句话说,韩国已基本做好了制造核武器的前期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制造能力成为韩国对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三 战略认知方式相左与话语权不对称:美韩同盟关系的基本特征
冷战时期,驻韩美军是美国在亚洲投射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威慑苏联、中国和朝鲜,保卫韩国和日本乃至东南亚同盟国家的安全。反过来,韩国则将驻韩美军视为美国信守对韩国安全承诺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完全可以将驻韩美军视为美韩同盟关系的“稳定器”。但也正因为如此,驻韩美军裁减问题才成为引发美韩两国分歧甚至冲突的“导火索”。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政府多次提出撤出/削减驻韩美军问题,并分别在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尼克松政府以及卡特政府时期予以实施。美国这样做的背后隐藏着对全球、亚洲和朝鲜半岛事务的多重考虑。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越战的进程以及朝鲜半岛冲突再起的可能性等从不同层面促使华盛顿考虑削减驻韩美军。与美国从“由面至点”的视角看待驻韩美军问题不同,韩国是从“由点而面”的视角来观察此事的,即驻韩美军的削减或撤出意味着美国对韩国安全承诺的下降以及在亚洲和全球反共决心的衰退。恰恰是由于这样的认知模式,每当美国表示要裁减甚至撤离驻韩美军,无论是李承晚政府还是朴正熙政府几乎都会表示强烈反对。美韩同盟因此出现矛盾乃至产生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是双向的。从华盛顿方面看,裁减驻韩美军的初衷之一有时本身就包括尽可能减少美国被韩国“擅自行事”牵扯进第二次朝鲜战争可能性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决定削减驻韩美军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样,在实际裁减驻韩美军过程中,美国也极力避免增加韩国采取“北进”行动的主动权。比如,1970年朴正熙坚决反对美国过早从韩国撤军,试图将撤军时间设定在1975年底以后。
如果驻韩美军裁减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美国“被牵连”的忧虑是相对隐性的,那么期间韩国表现出来的“被抛弃”的担忧则是绝对显性的。位于冷战前沿地带的韩国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因此,青瓦台时常下意识地将驻韩美军的撤出或削减看作是美国准备“抛弃”韩国的前奏,并全力以赴加以反对和抵制。具体而言,李承晚或朴正熙采取的应对手段至少包括:或夸大共产党国家“军事威胁”或积极与朝鲜对话,凸显驻韩美军作为抵制侵略或谈判筹码的重要性;佯装极度吃惊或不满,置美国于道义的下风,并有意提出不现实的补偿要求,提高驻韩美军裁减的代价;主动提议向南越派兵,以此换取驻韩美军维持现状;与美国内部反对驻韩美军削减的力量结成联盟;或秘密或公开地发展核导力量,向美国展示驻韩美军撤离的“后果”。
若干学者或当事人认为,韩国的各种抵制手段对于阻止驻韩美军裁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同盟内部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未明显提高韩国的话语权。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实现“起飞”。几年后,随着美国安全承诺的下降,朴正熙政府又走上了“自主国防”的道路。诚然,韩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会马上使之摆脱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但足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双方的实力对比。可是,华盛顿依旧习惯于将汉城视为“小兄弟”,并没有给予对方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决定权,这一点在驻韩美军裁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① 董向荣、安波:《特朗普—文在寅治下的美韩同盟:分歧与协调》,《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第19—20页;毕颖达:《调整中的美韩同盟:发展历程、强化动因及其挑战》,《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88页;冯东兴:《美韩关系中的驻韩美军地位问题》,《当代韩国》2011年夏季号,第57—65页。
② 择其要者,列举如下:Lyong Choi,“Human Rights,Popular Protest,and Jimmy Carter's Plan to Withdraw U.S.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③
④ 梁志:《从联合托管到南北分立:美国与朝鲜半岛冷战对抗局面的形成(1944—194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58—60页。
⑤ 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133页;
⑥
⑦
⑧
⑨
⑩ 沈志华:《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4页;田武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若干史实考辨》,《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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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CK2349499724,CK2349119115.
Ibid,p.549;
闫晋、邓峰:《塑造美国外交政策:试析95届国会对卡特政府撤离驻韩美军政策的态度与影响》,《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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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关于驻韩美军撤退的声明(附件为英文)》、《驻韩美军撤退问题》,1979年,韩国外交史料馆,分类号:729.23,登记编号:13101。
《卡特总统关于驻韩美军撤退的声明(附件为英文)》、《驻韩美军撤退问题》,1979年,韩国外交史料馆,分类号:729.23,登记编号:13101。
Joe Wood,“Persuading a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American Troops in Korea”,p.110.
《与美国国务院韩国科科长通话内容》、《通报驻韩美军撤退中止事宜》,1979年,韩国外交史料馆,分类号:729.23,登记编号:13103。
Peter Banseok Kwon,“The Anatomy of Chaju Kukpang:Military-Civilian Con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Korean Defense Industry under Park Chung Hee,1968—1979”,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16,p.243;Rebecca K.C.Hersman 【-逻*辑*与-】#38; Robert Peters,“NUCLEAR U-TURNS:Learning from South Korean and Taiwanese Ro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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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ung-young Kim,“Security,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 Case,1970—82”,p.68.
Seung-young Kim,“Security,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 Case,1970—82”,p.68;Sungjoo Han,“South Korea 1978:The Growing Security Dilemma,”
这里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驻韩美军裁减问题是引发美韩同盟内部出现矛盾乃至产生信任危机的主要动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该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协调。相反,每当此类矛盾甚至危机发生时,美韩两国都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在讨价还价中谋求妥协,从而使该同盟处于一种“吵而不分”的状态。
Kim Chung-yum,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驻韩使馆不止一次批评华盛顿依旧将韩国视为“被保护国”,而忽视了对方正在成长为“中等强国”的现实。参见Lyong Choi,“The First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1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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