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坛最畅销的，远不是最初冷战时代西方斯拉夫学一直彰显的、苏联末期以来俄国本土所津津乐道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文学，^①而是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之作，紧随其后的是展现帝俄强大和自信的科幻小说以及公平正义的侦探小说。

论及科幻小说，俄国有其历史：史学家和出版商谢尔巴托夫（Михаи́л Щерба́тов，1733—1790）写有《俄菲尔斯基星球的旅行》（去世六年后刊行），出生于神父之家并曾就读于莫斯科神学院的波洛夫（Семён Бобров，1763—1810）创作了俄国第一部宇宙论小说《宇宙的远古之夜》（1807），畅销书作家奥陀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Одоевский，1803—1869）公爵创作了《4338年：彼得堡信札》三部曲（第1部未刊行，第2部分两次先后于1835、1840年问世，完整本于1926年问世）。后两部小说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却未得到帝俄体制内外批评家的认可，如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触及从18世纪到1847年文学进程中的诸多重要文学现象，却完全没有关于科幻小说的只言片语，甚至在对《奥陀耶夫斯基文集》书评中还讽刺道，“奥陀耶夫斯基属于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最受尊敬的那类，享有广泛名声。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较之其作品，其声名更盛”^②。

《4338年：彼得堡信札》未能获得积极评价，与当时科技发展尚未深入人心、对科技进步和国家之关系问题认识不足，从而影响人们对科幻小说的认知有关。这种情形，在19世纪初的欧洲亦然，“科幻小说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寓言性或荒诞不经的文类，不入文学‘经典’序列，和理性或正式的典范无关”，“许多科幻小说所叙述的是罗曼蒂克的幻想，即它们所展示的是不严肃地对人类的想象”。^③然而，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殖民主义扩张，对殖民地治理所需促进了科技发展，科技进步成果随之作用于宗主国的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了国民对未来的期许，这就是在殖民主义体系鼎盛的时代欧洲率先出现以凡尔纳、威尔斯等为代表人物的科幻小说潮流的主要原因。

随着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大的殖民帝国，尤其在亚历山大三世后期和尼古拉二世时代（1880年代末—1917年），科技发展蒸蒸日上并转化为生产力，书报刊审查制度在事实上弱化，面向大众的报刊、图书纷纷问世，体制和教会内外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媒介积极探讨那个时代的俄罗斯问题，如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思想》（1888）提出俄国在世界史中的意义和目的等问题。对包括俄国未来伟大使命在内的问题之探索，既是知识分子热心的话题，也是各类畅销读物所热衷的主题，从而孕育出俄国文艺和思想繁荣的白银时代，其中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大众文学之兴盛。问题是，白银时代何以惠及科幻小说？它和帝俄盛极而衰的历史如此巧合，隐含着怎样的意义？这类作品虽未被列入经典，畅销程度却为何是同时期其他文类难以企及的，还得到帝俄—苏俄主流话语的推崇？科幻小说在俄国和在欧洲有着怎样的差别？与后来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何种关系？

众所周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促成欧洲人加速挣脱教会的限制，也激发出对人自身、世界和未来探索的热诚，随之从神学中先后分离出现代哲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并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驱动下，各领域的科学无不得到长足发展，并且科学发展所推动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广泛运用，从而为这些先行现代化国家以输出现代文明之名，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技术和价值支撑。^④如此情势促成人对未知的神往，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erbert Wells，1866—1946）在自己文集的序言中称：“幻想性、奇异性或奇怪世界，只是用来强化我们对奇怪的、恐惧的或混乱的现象之自然反应……但制造这类想象性兴趣的事情，现正在转化为共识。”^⑤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在欧洲不同国家零星出现科幻文学，19世纪中后期兴盛，20世纪初成为蔚为壮观的潮流，“科幻小说发达之国，正好是那些试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苏俄、日本和美国。这个模型显而易见，但并不简单。英国和法国的科幻小说腾飞于其帝国规划的最高峰时期，但在各国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后，科幻小说仍长足发展。德意志科幻小说主要是在魏玛时期产生的……苏联科幻小说吸取俄国讽刺和神秘幻想的传统，并使之适用于1920年代的革命神秘主义。”^⑥

确然，科幻小说率先在法、英、德等地兴盛起来，与其在殖民过程中成为科技强国密切相关：1878、1889、1900年巴黎先后举办世界博览会，展示法国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成果；在1901—19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法国科学家共获物理奖2项、化学奖3项、医学或生理学奖3项，位居世界第二位。置身于这样科技发达之国的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决意创作将大量科学知识置入其中的新文学：“描绘现代科学所积累的地理、地质、物理和天文知识，以自己独到的娱乐方式叙述宇宙历史”，“吾之使命即描写地球，不单是地球，而是宇宙……同时吾试图理解这类描写的醒目特色及其崇高理念。人曰冒险小说不会有风格，非也”。^⑦很快，他创作了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个星期》（1863）、《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地理》（1868）、《海底两万里》（1869）、《环绕月球》和《漂浮的城市》（1870）、《八十天环游地球》（1872）等，极富想象力地展示了法国人的雄心壮志和未来意识。

同样，德国这个在一战之前就成为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产生了拉斯维茨（Kurd Laßwitz，1848—1910）这样的科幻小说家及其《回到生命的尽头》（1871）、《在两个行星上》（1895）等畅销书。面积不大、人口有限的英伦，率先推动工业革命，随之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并构想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全球治理体系。英国的威尔斯，自《时间机器》（1895）问世之后，在科幻小说写作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科幻小说对大英帝国未来的公平正义充满着信心。“科幻小说的作者各不相同，写科幻小说的原因五花八门，各时代有不同的流派。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来自过去的历史，还是维多利亚时代想象的怪物，抑或是遥远未来的超常后人类，每一种都处于我们为自己所坚守的美好社会愿景之中。”^⑧可见，科幻小说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兴盛，乃英法德等为殖民利益所驱动、推动科技进步的意外成就，并形成了各自的诗学特色。

意味深长的是，在欧洲兴起科幻小说浪潮之际，帝俄也同样盛行科幻小说。彼得一世为欧洲文明折服，开启世俗化改革，引入了现代科技和教育：1755年罗蒙诺索夫创建莫斯科大学，1802年科学院院士彼得洛夫（В. Петров，1762—1834）发明奠定现代电气化学基础的电气分解法……1869年彼得堡大学化工系教授门捷列夫（Д. Менделеев，1834—1907）排出元素周期表雏形，前瞻性地预见到其他元素……1845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创建，为征服和开发西伯利亚、东亚、中亚和太平洋等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科考、数据搜集和整理工作，推动帝俄对亚洲殖民扩张的进程。

丹尼列夫斯基因参加地理学会组织的科考工作，看到帝俄的希望，他把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吕克尔特（Heinrich Rückert，1823—1875）《对世界历史的有机论述》（1857）中的“历史文化类型”学说，改造成更恰切解释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的未来前景胜于西欧文明的构想。在这个构想中：现代科技发达的西欧文明，是进攻性、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斯拉夫文明虽未曾影响过西方和其他文明，但它由正统的基督教会所主导，追求和平、集体主义、人的内在自由等。若俄罗斯选择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完整的斯拉夫文明，那会是第一个包括宗教、科技、艺术、工业、政治和经济等全面的文化−历史类型。^⑨这种从地缘政治、基督教和文化类型等论述人类文明结构、状态和前景的理论，预言俄罗斯帝国未来命运是能超越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之局限的。此说远不只是为重建俄欧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俄国人大胆想象帝俄未来使命提供了启示，迅速引发知识界的争论。这期间还出现许多重要的论述文字，如彼得堡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卡列夫（Н. Кареев，1850—1931）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1889）、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B. Розанов，1856—1919）的《丹尼列夫斯基》（1895）等，都重视他根据地缘政治科学对俄罗斯−斯拉夫未来命运之判断，这些不仅为斯宾格勒著述《西方的没落》提供启示，而且对亨廷顿写《世界秩序重建和文明的冲突》也未必没影响，尤其是为科幻小说在俄国兴盛提供了地缘政治哲学依据。

1891年初，借助地理学会勘察成果和其他科技进步成果，当局成立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委员会，切实负责该铁路从设计到施工、从材料选用到建设过程的管理，最终铁路在1916年全线通车。这条近乎跨越地球1/4周长的铁路，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近9300公里，要行驶7天7夜，如此庞大的空间被有机地融入帝国。进而，在事实上使俄国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俄国便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以俄、英、法三种文字介绍这条铁路，显示俄国切切实实地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⑩

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地理空间上切实重构了俄罗斯帝国，把俄欧地区和俄亚地区一体化，为帝国治理和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孕育出国人向往科技、憧憬未来的氛围，激发了国民对帝国想象的空间。宗教哲学家费多洛夫（Н. Фёдоров，1829—1903）创作了三卷本《公共事业哲学》（1906、1913、1922），强调哲学之于帝俄作为世界大国所应具有的使命意义，奠定了“俄罗斯的宇宙主义”。他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到来，“这条铁路改变了原初的状况，使各色人等对领土的认同感，从区域延伸到全俄，从有限的地上空间转移到无限天空的理想平台上”^⑪。正是这样的情势中，孕育出最具俄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加斯捷夫（Алексей Гастев，1882—1939）的《特快列车：西伯利亚幻想》（1916）。作者以笔名“多佐罗夫”（И. Дозоров）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月刊《西伯利亚笔记》上发表关于西伯利亚科幻特写《特快列车：西伯利亚幻想》。该作由特快列车1、2、3和西伯利亚的7个地方以及柏林等14个片段组成，没有具体人物，只有奔驰的特快列车这一科幻形象：当时尚未有特快列车（远超今天动车）这一高科技产品，叙述者别出心裁地把它置于西伯利亚背景下描写，凸显其神奇性。

开篇的“特快列车1”描写道，新年之夜，正在酣睡中的西伯利亚，被隆隆作响的汹涌而至的乳白色梦景所惊醒：

一个个塔柱晃动，变白，它们从巨大的探照灯光下显露出来，一切准备好的东西溢出，而月亮、天空和大地则被淹没。它疾驰而来！突然冒出的灿烂火花向上飞溅，在寒冷的高空凝聚成云朵的海市蜃楼。瞬间—绿色幻景，大胆思考未来；瞬间—它红色、炽热，它是一根燃烧的高柱；瞬间—它是紫色的，强烈地渴望着胜利、工作、强力。帷幕颤抖着，发红，波涛般动荡。未来在帷幕后汹涌呼啸……帷幕飘扬起来，然后融化于天空里。^⑫

这些叙述，使读者深切感受到高速列车的神奇。

在接下来叙述位于南乌拉尔段的重要城市库尔干（Курган）时，更异想天开地构想出神奇的“人民宫”（Народный дом）：“它占据四个街区。这栋大楼高达十层，它那些窗户是从屋顶到地面的整块大玻璃，这栋房子似乎既沉重又轻盈，就如同所有伟大事物那样。合作社大学和诸多合作社中心占据地面上部分。地下九层，安置着全城的油库。院子里是著名的库尔干乳品加工处……”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叙述却非乌托邦想象，而是对未来的昭示：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本是俄国最壮观的高大建筑，1931年被炸毁，斯大林希冀在此地建立莫斯科的新地标“苏维埃宫”（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计划中的“苏维埃宫”高达415米，但因政治局势变动、设计不符合建筑学原理等，最终无果。

对高科技充满信心的这位职业革命家，接下来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依次叙述特快列车所经之地的不同神奇性：“新西伯利亚”，有千座工厂烟囱的新城；“没有未来之城”，即特快列车沿着干线继续飞驰而过的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想象成是西伯利亚的大脑、真正的科学之城、港口之城、世界造船中心；“伊尔库茨克”，被想象成帝国的交通枢纽、商贸批发集散地、财政中心、交易中心等；“波达伊勃”，被想象成是显示天堂景象之所、帝俄的黄金之都；“雅库茨克”，被想象成造纸业中心；“鄂霍茨克”，被想象成科技城；“特快列车2”，被想象成属于全人类的神器，开发其他无人知晓区域，要把地球切开一个口，把火热的呼吸灌入地里、把特快列车的热情投入地球内部，把寒冷和炎热的魔鬼关入其中；“柏林”被想象成“去极地”“去美国”的必经之城，此地有一座奇特工厂，能融化极地的雪、改变海洋暖流方向和使极地气候变暖；“特快列车3”被想象成可以目睹世界居民的生生死死、四季更替、希望和失望交替的列车，铁路无限延伸……

读者从中可见，这一只有叙述者声音之作，和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科幻小说《4338年》一样，彼得堡和莫斯科从地图上消失，各城市被想象成一个没有历史渊源的现代科技符号。叙述中柏林被纳入铁路网络，以看似没有意识形态的空间转移方式，巧妙地否定了传统上认为俄国需仰赖西欧现代文明的习惯性认知。^⑬甚至，特快列车使原本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上零星居民点，变成连片的科技城、商业城、专业化城，并和欧洲连成一体，欧洲成了帝俄一部分；进而，西伯利亚和柏林、美国、中国很便捷地融为一体，俄罗斯帝国中心论潜藏在神奇的科幻叙述中。

可见，帝国的殖民扩张和治理所需切实驱动着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广泛运用，这种情形在19—20世纪之交更甚，帝俄由此实现经济腾飞，国民对国家充满信心。俄罗斯未来前景和世界使命也成为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话题，并以哲学、文学或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科幻小说潮流由此孕育，并且在题材、意象、叙述结构等各方面，无不充满着俄罗斯帝国因素。

问题远比这复杂：维也纳体系之后的帝俄，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欧洲成员国，合法拥有书刊审查制度以确保其君权神授体制的正当性，但这不意味着与欧洲殖民大国在文化软实力竞争过程中，要屏蔽、限制、曲解欧洲展示国力强大、思想活跃之作，相反，凡尔纳和威尔斯等创作的科幻小说，和乔治桑的女性小说一样，蜂拥踏上俄国，并不断催生着作家们写出俄国的科幻小说，虽然它们和未经宗教世俗化改革洗礼的俄罗斯正教会所支撑的生活观、审美观相冲突。

1866年，俄国就翻译了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1870—1880年代，俄译凡尔纳作品广为畅销，每年有两种译作问世。如此趋势发展到白银时代，据统计，《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海底两万里》《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等作品有多达7—10个译本，有些作品同时在12—16家出版社印行，1897年27卷本《凡尔纳文集》刊行，发行量达67.5万册。^⑭稍后，著名出版商索伊金（Пётр Сойкин，1862—1938）刊行88卷本《凡尔纳文集》（1906—1907）。凡尔纳切实影响着俄国：托尔斯泰对其作品爱不释卷，自称“完全是按成人方式阅读，它们让我激动不已。在饶有兴致的结构中，他这位令人惊奇的大师抓住了情节”^⑮。托尔斯泰之子伊凡·托尔斯泰在《我的回忆录》（1930）中亲切记录到，1870年代父亲常在晚间给孩子们阅读凡尔纳作品，他们每天期待这个时刻，尤其喜欢《环游世界八十天》，父亲常根据作品情节亲自画插图，甚至保存17本这类插图本作品。^⑯在契诃夫的幽默小说《幸运者》（1886）中，主人公伊凡善良、有点怪、乐天派、随性，叙述者称他有凡尔纳的外表和气质；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的诗篇《在阅读凡尔纳时，我幻想成为孩童》（1912）说，“对我们来说，想象出的影子获得了躯体/庞大的‘伟大东方’号巨轮远游/固执的盖特拉斯（船长）征服极地/使新月光照亮黑夜……”1901年，《环游世界八十四天》俄译后，便引发读者兴致，当时电车已在彼得堡流行，俄国畅销书《乘车环游世界》（1905）由此问世：该作叙述了比驾驶飞机更便捷的汽车环游世界的情景，里面的俄国车不同于凡尔纳所写的靠内燃机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大都市居民都对此兴奋不已。^⑰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俄国盛行之际，译介英国科幻小说也蔚然成风。威尔斯这位对俄国充满着好感的科幻小说家，1905年就在美国认识了高尔基，此后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楚科夫斯基、巴甫洛夫等关系友好，甚至娶俄罗斯女子扎克列夫斯基卡娅为妻。其成名作《时间机器》（1895）很快就出现了五个俄译本，尤以皮米诺娃（Э. Пименова，1854—1935）之译本最受欢迎。威尔斯的作品在莫斯科、彼得堡、基辅、敖德萨和华沙等多家出版社同时刊行，如《莫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等被及时俄译并重译，甚至出现13卷本《威尔斯文集》（1909）。

凡尔纳、威尔斯的俄译作品以及这期间社会氛围变化（科技在帝俄突飞猛进并转化为生产力，壮大了帝俄与欧洲展开全球竞争的能力，激发俄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力、扩展对自己国家乃至世界之认知能力、深化对国家未来使命的哲学思考力，民粹主义退潮，马克思主义开始被接受^⑱），共同促成读者正视科幻小说之于帝国的意义，“科幻小说有责任解开各种各样正统的和战略性的话语。在这些文化探讨中，我们揭示了这个文类的基本权力和原理—最终作用于有关人的知识和意识的就在其本身”^⑲。进而，作家对未来的书写也就不再是幻想性叙述，而是转换为仰赖现代科技逻辑或科学想象力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也由此获得长足发展。

在这样的氛围中，《科学与国民》杂志创刊（1892），当即发表科幻小说家廖吉杰（А. Лякиде，1840—1895）之作《在星星的海洋里：天文学家的一次长久历险记》，大胆构想了天文学家在太阳系诸多行星之间展开奇特旅行。该作显示出作者对太阳系的丰富想象、当时帝俄对太阳系研究所及的程度以及太阳系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

在翻译威尔斯小说潮流中，民粹主义革命家和哲学家莫罗佐夫（Н. Морозов，1854—1946）卓尔不群。他在翻译威尔斯的《石器时代的故事》《时间机器》这些畅销科幻小说之前，已写了许多关于天文学的文章，并创作了短篇小说《太空之旅》（1882）和组诗《星星之歌》（1894）。继而，他发表了文集《一望无际》（1910）这部科幻和科普相融合之作，包括：《在思维空间之旅》（1891）提出时空本质、现实的物理世界之维度，同时引入时空坐标，三维空间随之变化，沿着这些坐标轴就可以自由转换，改变了只有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时间观，还因为时空轴交叉，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运用变化速度的时间轴；短篇小说《生命世纪》（1907）生动叙述了在不同物理条件下孕育出生命的诸多星星以及其中各种形式的有机生命及其不同的进化阶段。诸如此类的科幻文学成就，使他后来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十月革命后仍被推选为自然科学院院长（1918）。

齐奥尔科夫斯基（К. Циолковский，1857—1935）本是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火箭专家和宇航理论奠基人。作为正教徒，他把无神论、泛神论和神秘主义等联合在一起，这些共同影响了他的审美。在文章《人中的天才》中，他赞赏的作家包括乔治桑、缪塞、库普林和契诃夫等。就是这样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爱好者，满怀兴致地创作了几篇科幻小说：中篇小说《在月球上》（1893）、《关于大地和天空的梦想》（1895）和《在地球之外》（1916）。《在月球上》叙述了一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连同寓所、地窖、操场、树木、家具等，突然降落到月球上，作品着力叙述人、物在缺少地球引力的空间下的状况以及人对这些变化的感受。他的叙述有相当的科学依据：他曾在论文《地球上的相对重力变化》（1894）中，科学地论述在水星、金星、火星等不同物理条件下重力的变化情况。科幻小说《关于大地和天空的梦想》详细描写了在没有重力的条件下人的状态和感受，并叙述在小行星上旅行时万有引力的情况，以及人生理上适应无重力条件的可能性、农作物在温室环境下培养的可行性、太阳能利用等现代科技前沿问题。《在地球之外》叙述了百年后（2017）的星际旅行：旅行家伊凡诺夫在喜马拉雅山旅行，揭开了火箭运动原理并加工成宇宙飞行所需的物理数据，得到牛顿、富兰克林、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姆霍兹、瑞典地理学家诺登舍尔德等不同时代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分队的帮助，飞跃到地球之外，在星际之间旅行。赞赏凡尔纳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认为这些作品只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理念，创作出更方便广大读者阅读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他个人的实验性写作，^⑳但它们出自声望赫赫的科学家之手，生动叙述了宇航知识，彰显帝俄科学家对世界的宏大构想，成为当时俄国青少年最爱读的科幻小说之一。^㉑

被视为颓废派诗人的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1873—1924）也痴迷于科幻文学。他是俄罗斯科幻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创作科幻小说《在未来》和《来自彗星》（1905），从外星球视角关心地球居民的社会生活、生命状态；创作长篇小说《地球》片段，中篇小说《首次星际之旅》，短篇小说《机器起义》（1908）、《机器造反》（1914），等等。科幻作品《星山》（1895—1899），把航空与神秘空间—亚特兰蒂斯关联起来，情节跌宕起伏：飞船穿越荒无人烟之地，深入到地球遥远的角落，在20世纪末寻找早就消失了的城市；飞行途中飞船在撒哈拉失事，作为飞行员的主人公由此对空间有了独特认知，能破译城市复杂的象征符号，剥离了未来主义把技术神秘化和永恒化的面纱。这种叙述，呼应了德国民族志学家和考古学家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1873—1938）在1904年提出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概念，作者也受邀去莫斯科大学发表关于科幻小说的演讲《亚特兰蒂斯》。^㉒他的反乌托邦小说《南十字架共和国》（1904—1905）改变了奥陀耶夫斯基的《无名城》之思路，大胆叙述高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在完成《燃烧的天使》之后，勃留索夫寓居巴黎（1908—1909），深切体会到大都市的诱惑力，联想到基督教会所说的“贪财”“暴食”“色欲”“暴怒”“怠惰”“伤悲”“自负或傲慢”等七宗罪，便萌生续写那部描绘人之情欲的“长篇小说2”的想法，并拟出多个未来之作的书名，如《七死罪》《七种世俗诱惑》《七个星球之标志》《七彩虹》等。^㉓巴黎给他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大都市诱惑的丰富素材，他最终完成了《七种世俗诱惑力：来自未来生活》（1911），重新叙述这些“罪孽”以及未来社会对抗罪恶的可能性，恢复财富之于人类的意义、人对财富的积极态度等，张扬人如何全方位积极拥抱生活，并重新审视人之灵魂的基本构成，每个部分皆为独立完整个体。1909年《天秤》杂志曾预告发表《七死罪》，但最终只在《北方花朵》上发表部分章节。即便如此，这种近乎颠覆性反思基督教关于“罪孽”的科幻小说仍引起文坛轰动。

在这期间俄国的科幻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家居然是革命活动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1873—1928）。他本名为马林诺夫斯基（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3—1928），在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就读期间，因参与反政府组织而被开除，便开始以“波格丹诺夫”笔名发表作品。他创作了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门尼》（1912）。《红星》叙述了科学家列昂尼德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幻想破灭，却被探索火星团队所吸引。这个沮丧的革命家建造了一艘宇宙飞船，以图逃避战争，并偶遇同党古谢夫，便和这位红军一道开始火星研究和旅行。他由此知晓了火星人的生活、科学成就、社会结构、语言等，如火星人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可以常换工作、人人皆能轻而易举地消费所想和所需的食物，飞车和电视仅仅是众多高科技消费品之一，这符合马克思的预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后阶段。更富想象力的是，作品既叙述了巨大儿童城里的儿童生活，又描写了火星上成年人奇特的性生活，比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所描写的大一统制度下性爱平等更早地展示出反乌托邦性—性爱主要是满足生理需要，但皆按法令进行并严格控制节律。作品还叙述他们得知火星人因空间和资源有限，打算入侵和消灭地球人，接管地球。火星人极端功利，但他们这一恐怖计划最终未果，停止进攻地球是因“火星人担心在军事化管理下，社会主义可能会变得比资本主义更糟糕”^㉔。该作问世七年后，俄国真的发生了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四年内战。作为畅销书，该作于1918—1920年再版16次，1984年被译成英文版。鉴于《红星》问世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他继而写出续集《工程师门尼》。该作是波格丹诺夫和列宁争论之后创作的，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试图更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有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主人公叙述火星建设大运河期间的事情，那是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前的历史。这部科幻小说传达了作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虽遭到列宁的指责，却未妨碍它于1918年被莫斯科“波浪”出版社、彼得格勒“当代工人和红海军”出版社等分别再版，1919、1925、1929年又三度再版。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忙于“无产阶级文化”，没再创作文学，苏俄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家。

帝俄科学成就不仅激发了科学家、革命家等投身于科幻小说创作，还有畅销历史小说家戈洛赫瓦斯托夫（К.К. Голохвастов，？—1915），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创作了幽默科幻小说《商人特鲁博列托夫的月球之旅，又名梦想成真》（1890）；新闻工作者克拉斯诺格尔斯基（Б. Красногорский，1881—？）写了科幻小说《沿着太空波：天文学小说》（1913）及其续集《太空之洋里的孤岛》（1914，同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斯威亚斯基合作），这种科幻小说以费多托夫的宗教哲学、古罗斯天文学知识为基础，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角度描写人类征服宇宙及其所引发的担忧；哲学家和民族学家扎科夫（К. Жаков，1866—1926）创作了小说集《源自生活和幻想》（1907）和中篇小说《在另一个地球上》（1911）；以笔名“列夫·日丹诺夫”（Лев Жданов）而著称的长篇小说家格里曼（Л. Ге́льман，1854—1951）改写了凡尔纳的《一年二百万（贫穷的百万富翁）：当今的神奇往事》（1904）。这些科幻小说通过想象力丰富的文学话语表达出来，成为重要的影响读者的畅销书。勃洛克注意到此类文学现象，“艺术生长、带翅膀的梦、要逃离地球的神秘飞机、工业增长，皆是为了让民众能离开他们所在的地球”^㉕。

这期间畅销的科幻小说，时常与社会政治革命氛围相关联，或成为革命乌托邦的表达方式之一，或是反乌托邦思想的审美延伸。白银时代，因俄大量运用西方科技成果，使得那些坚守俄罗斯负有斯拉夫世界使命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舍隆斯基（Н.Шелонский，18？—19？）的科幻小说《在未来世界里》（1892），叙述了29世纪末的世界格局：当时俄法联盟，都信仰东正教，国民严格遵循《福音书》的神学信条、追求自我道德完善、反对资产阶级道德观等，世界各国领袖彼此没有争吵。作者预测未来科技，包括克服万有引力、出现电视和传真、虚拟的钞锭、影印、等离子区等。即便如此，这样的叙述仍被教会诟病，认为这会危及人们对东正教的信仰。就在这种争议声中，翌年他发表《圣十字架弟兄们》（1893），又名《十字军参加者》：叙述古埃及法老得到永生水，活到11—15世纪，参与西欧基督徒东征的历史。这种历史性的科幻小说，从古埃及穿越到中世纪，把炼丹术和现代化学技术混合在一起，令读者如痴如醉。

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反乌托邦性的科幻小说，如哲学家费多洛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伦理学家尹凡季耶夫（П. Инфантьев，1860—1913）的《在另一颗行星上：火星居民生活小说》（1896年出版，1901年修订版），以及上文提及的勃留索夫的《地球》和《南十字架共和国》，这些无不涉及科技进步和人性冲突、工业文明和自然世界之矛盾。这种把科幻小说与革命关联起来的帝国愿景，在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В. Хле́бников，1885—1922）那里，得到进一步呈现。他本就乐观于技术进步推动未来发展的前景，在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情形下，就创作了想象力丰富的《印俄联盟》（1918）、《亚洲联盟》（1918）：“联盟”基础之一是体现现代俄罗斯文明的核心要素“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得以和英属殖民地的印度、阿富汗、苏伊士和马六甲等关联起来，也使欧洲殖民者试图继续控制被奴役的亚洲各国变得不可能，并且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等联合俄国，借助这条大铁路，组成了新欧亚大陆的全球性实体，进而战胜了欧洲殖民帝国。

理所当然的是，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那些彰显帝俄时代科技进步的文学家，无论他们所写的科幻小说多么畅销，或迫使他们滞留国内且不能发声，或迫使他们流寓国外，甚至直接驱逐他们。1891年就开始发表军事畅销书的帝俄将军卡拉萨诺夫（П. Красно́в，1869—1947），1920年代流亡到德国、法国，1936年成为德国公民，其间在柏林出版了科幻小说《在飞廉草丛里》（1920），叙述了未来陌生世界里奇特的男女关系。在国内侥幸能继续创作的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则需在国外刊行，如著名作家扎米亚京（Е. Замя́тин，1884—1937）的《我们》便是这方面典型。《我们》（1921年刊于柏林）不同于当时苏俄凸显社会主义革命之巨大感召力的科幻小说，而是和奥威尔《1984》、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一样，表面上是科幻小说，实则是反乌托邦小说，即巧妙叙述极权制度如何在宏大叙事的口号下，运用高科技成果、现代公司运营方式等于社会治理，严密监控每位居民的言行举止、思想、思维，监管着社会运行，极富前瞻性。如此叙述，深得俄侨读者和欧洲斯拉夫学界青睐，很快成为畅销书，随即被译成英文版（1925）、捷克文版（1927）、法文版（1929）等。

总之，国力达及帝俄最高水平的白银时代，科技进步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有效运用，尤其是修筑大幅提升帝国竞争力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拓展的地理空间由此变成可有效治理的疆域，以及大量译介欧洲科幻小说，使这期间有了一种广为流行的畅销文学即科幻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幻想小说在19世纪20—30年代所遇到的那种境遇。

白银时代科幻小说之兴盛，一方面是当时帝俄与欧洲殖民大国竞争的意外成果，当代科技成就所带来的世界认知变化，成为重要的叙述因素、叙述动力，叙述过程充满着大帝国的未来意识；另一方面又是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之紧迫情势所推动的——那些热心于革命的有为青年，投身于科幻小说，秉持知识分子传统思想，写出革命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这些作品并非只是要展示人类尤其是俄国的科技成就，而从俄国人角度，“考虑人的内部世界，为了精神复兴，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中叙述一些重要问题”^㉖。

不可否认，这类科幻小说热，显示出因科技进步而加速强盛起来的帝俄之自信，真切呈现出帝俄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所带来的审美观念变化，但终究未能出现风靡世界的俄国科幻小说。这并不只是俄国作家的科幻小说写作能力不足所致，更因俄罗斯帝国的构成和治理方式皆不同于英、法：技术发展不仅是大英帝国或法国物理性膨胀的前提，也是其内在变革的驱动力，由此改变了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欠发达区域的意识，新技术被公司、企业无道德和伦理之限制地广泛实验、运用于殖民地区域，确立并强化英、法等国制造技术霸权的客观标准，在殖民地这些标准变成了技术专制，机械生产的指数增长和生产机制的持续推进，不断扩大了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差距。^㉗而俄国实行内部殖民，帝国统一协调不同区域的专业化生产，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多来自当局推动的帝国战略，这样的科学成就及其转换为生产力的方式不被欧洲和美国所尊重；相应的，受科技进步影响，俄国文学家对帝国信心倍增，写出了许多科幻小说，但他们整体上囿于俄国认同，对人类普遍问题和未来前景的思索，明显不及英、法和后来居上的德、美，从而得不到欧美重视，并且这种情形在苏联时代更甚。1924年之后，科幻小说在苏联仍然兴旺，并成就了和西方不一样的科幻小说，这是另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