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学、地理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交叉研究的重点。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的内生关系。人口作为经济增长重要的驱动要素，其在地区间的再分配会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增长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会导致人口分布进行自发性的再调整。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问题突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中国的人口分布主要受制于地理环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早在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黑龙江爱珲—云南腾冲人口地理分割线，发现分割线西侧的西北半壁占全国土地面积64%，人口只占6%，而东南半壁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36%和94%。这背后反映的是“第一自然”，即海拔、气候、地貌等自然环境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历次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改革开放后高强度的区域间人口流动未能改变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地理格局，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化也反映了我国区域间人口分布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统一（吴瑞君等，2016；王桂新等，2016）。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成为了形塑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力量。从“五普”和“六普”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出现较大调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着人口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集聚，且集聚度不断增强，而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人口总体呈现流出态势（段成荣等，2013；王桂新等，2012）。

怎样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以及经济发展格局，才能在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经济外部性作用的同时最大化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效应？张车伟等（2013）、肖周燕（2013）认为，经济集聚是改变我国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要促进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相耦合，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逯进等（2014）运用省级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五普”至“六普”调查时期之间，各省区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存在稳定的正向协调演进机制，东部地区人口流入有助于帮助该地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人口流出地区通过适当的人口减少能显著促进人口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综合来看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应当进一步增强耦合性。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地区间在地理环境、市场规模、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存在，区域协调发展当顺应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91；陈钊等，2015）。结合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要想实现国家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促进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集聚状态相协调，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进而追求人均GDP的均衡而非总量上的均衡（陆铭，2017；陆铭等，2019）。本文主要根据第五、第六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各省市人口数据、以及普查年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分析2010年前后两个10年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人均GDP区域差异的变化状况，并探讨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区域均衡发展问题。本文关于区域划分，一是按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分，二是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分，三是按南方与北方分。^①基于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主要指标见表1，其中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分布都以占比百分比表示，人均GDP比较指数是指GDP百分比与人口占比百分比之比值。

“五普”、“六普”和“七普”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变化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2000、201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5.6%、37.98%、39.99%，2000—2010年间提高了2.38个百分点，2010—2020年提高了2.01个百分点，前后两个10年人口占比有所收缩；中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分别为27.84%、26.77%、25.87%，2000—2010年下降了1.07个百分点，2010—2020年降幅缩小为0.90个百分点，增幅同样有所缩小；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分别为28.13%、27.04%、27.16%，2000—2010年下降了1.09个百分点，2010—2020年由由降转升，上升了0.12个百分点；东部三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8.44%、8.22%、6.99%，2000—2010年下降了0.22个百分点，2010—2020年降幅扩大到1.23个百分点。

根据四个区域的人口占比变化分析，在2000—2010年的十年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的份额（2.38个百分点）中，中西部人口占比下降份额（2.16个百分点）的贡献率高达90.76%，而东北人口占比下降份额（0.22个百分点）的贡献率仅为9.24%；而在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的份额（2.01个百分点）中，东北人口占比下降份额（1.23个百分点）的贡献率竟攀升至61.19%。诚然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与其近年人口自然增长负增长有一定关联，但依据人口迁移增长的数据变化，初步显示我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由“西人东迁”向“北人南移”的转变，但最终的结果有待“七普”省际迁移数据发布之后加以验证。

以胡焕庸线为界，2000、2010、2020年，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6.42%、6.53%、6.50%。两大半壁的人口占比，2000—2010年间表现为西升东降，升降幅度为0.11个百分点；2010—2020间表现为东升西降，升降幅度为0.03个百分点。前后两个十年间西北半壁占比由略有上升转变为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变化甚微，胡焕庸线基本稳定。

对比前述四大区域的人口占比趋势，不难发现，西部地区人口占比在2010年前后的两个10年间发生了转降为升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只是发生在西南6省，而属于西北半壁的西北6省，总体表现为转升为降。

2000、2010、2020年，秦岭淮河以北16个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42.16%、42.30%、40.85%，2000—2010年间上升了0.15个百分点，总体变化不大，南北人口空间分布相对稳定。而2010—2020年间则下降了1.45个百分点。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直辖市的人口增长变动对南北人口分布变化具有一定影响。如果不计这三个直辖市，2000、2010、2020年北方14个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40.27%、39.86%、38.32%，2000—2010年下降了0.41个百分点，2010—2020年下降了1.54个百分点；南方14个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54.07%、53.81%、55.11%，2000—2010年下降了0.26个百分点，2010—2020年则上升了1.30个百分点。由此说明“北人南移”的现象同样存在。

从人口增长变化的省际差异看（见图1），2000—2010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其增长率分别为3.75%、3.44%、2.77%、2.04%；人口负增长的是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其增长率分别为−0.56%、−0.39%、−0.24%、−0.14%。2010—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市的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西藏、广东、浙江、新疆，其增长率分别为1.97%、1.91%、1.72%、1.71%，人口负增长的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山西、甘肃。其增长率分别为−1.83%、−1.31%、−0.27%、−0.27%、−0.23%、−0.22%。

与全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从2000年到2010年再到2020年，人均GDP的区域差异变化主要呈以下几个特点：

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差与中西部地区的低差趋于缩小。如表1所示，2000、201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47、1.40、1.30，中部地区的相应指数分别为0.73、0.74、0.86，西部地区的相应指数分别为0.61、0.69、0.78，都呈现向1即全国均衡水平变化的趋势。而且，后10年的均衡化趋势要比前10年更加明显。东北地区由偏高地区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这3个普查年份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19、1.04、0.72，即2000—2010年东北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高差趋于缩小，到2020年，已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

2000—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的高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的相对增幅大于GDP占比的相对增幅（以期内占比变化百分点与时期初占比之比值表示，下同）；中部地区人均GDP的低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的相对降幅大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西部地区人均GDP的低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下降而GDP占比提高；东北人均GDP的高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的相对降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2010—202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的高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提高，而GDP占比下降；中部地区人均GDP的低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下降，而GDP占比提高；西部地区人均GDP的低差缩小，主要因为GDP相对增幅明显大于人口占比相对增幅；东北地区人均GDP由高差变为低差，低差缩小，主要因为人口占比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都比上一个10年明显增大，同时GDP占比的相对降幅又明显大于人口占比的相对降幅。

2000、2010、2020年，东南半壁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02、1.01、1.02，西北半壁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0.70、0.87、0.74。可见，2000—2010年，两大半壁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趋于缩小，其原因主要在于：东南半壁的人口占比相对降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相对增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增幅；2010—2020年，两大半壁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又趋于拉大，其原因主要在于：东南半壁的人口占比相对增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增幅，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相对降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两大半壁人口与经济体量相差悬殊，其人口占比在两个10年里的消长变化微乎其微，GDP占比的变化大于前者（仅1%左右），据此，东南半壁的人均GDP指数略有变化，西北半壁的人均GDP指数波动较大。胡焕庸线两侧人均GDP指数差距扩大需引起高度关注。

2000、2010、2020年，北方地区（16个省）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0.98、1.01、0.87，南方（15个省）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01、0.99、1.09；不计京津沪3个直辖市的北方地区人均GDP指数分别为0.93、0.94、0.79，南方地区则分别为0.97、0.95、1.06。可见，2000—2010年，人均GDP的南北差距不太明显，但2020年转变为南方明显高于北方。其原因在于，2010—2020年，北方地区的人口占比相对降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降幅，南方地区的人口占比相对增幅明显小于GDP占比的相对增幅。我国人均GDP水平的南北差距明显拉大，既突出地反映于东北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突出地反映于西部地区的南北差异。2000—2010年，西北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高于西南地区，而且前者的高差趋于拉大；2020年，却出现了西南地区人均GDP反超西北的转折性变化。

从分省区的人均GDP指数变化来看，2010年前后两个10年里，全国多数省份的人均GDP都发生了向全国平均水平接近的均衡化转变。如图2所示，东部沿海多数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本格局未变，但其高差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河北与海南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尽管中西部多数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本格局未变，但其低差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缩小，重庆市的人均GDP已经转变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00、2010年相比较，2020年东北三省的人均GDP指数明显下滑。2000年，辽宁和黑龙江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2020年东北三省的人均GDP业已跌落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由于历年人口数据的常规统计存在一定的误差，且不同省市误差率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基于常规统计的地区人口数据误差进行分析。如果将2020年“七普”各省的人口数与2019年的常规统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省市的人口数出现了超常规的跳跃性增加或减少（与基于常规统计的2018—2019年的增长变化相比较）。例如：广东、浙江、江苏2018—2019年分别增加了175、113、19万人，而“七普”人口却比2019年分别增加了1080、607、405万人；辽宁、吉林、黑龙江2018—2019年分别减少了7、13、22万人，而“七普”人口却比2019年分别减少了93、284、566万人；山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口2018—2019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七普”人口却比2019年明显减少。

根据“六普”和“七普”数据，2010—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08%、0.22%、0.61%、−1.05%，而根据“六普”和2019年年度统计数据，2010—2019年这四个区域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却分别为0.74%、0.47%、0.63%、−0.16%。根据以往的人口普查和国家卫健委历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以后我国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有所趋缓。但是，根据“六普”和“七普”数据，我国流动人口从2.21亿人大幅增加到3.76亿人。笔者认为，在国家统计局已经确认“七普”的精确度明显高于过去历次普查和常规统计数据的前提下，2019年及其之前的人口统计数据在人口大量净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低估误差，而在人口净流出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可能存在高估误差，也就是说，部分流动人口的常住地，没有登记在其事实上的常住地，而是仍然登记在其所流出的户籍所在地。这些地区之间的错登率，可能会明显大于人口总数的漏登率。以往这样的地区之间的错登率偏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动人口统计数字增幅的偏大。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迁移流动规模依然非常可观。然而，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迁移浪潮是否仍在并将继续不断的一浪高过一浪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分析显示，影响人均GDP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从2010—2020年各省人口占比与GDP占比变化幅度看，除了广东、浙江、甘肃、宁夏、新疆以外，其他26个省的GDP占比变化幅度都明显大于人口占比的变化幅度。所以，尽管2019年及之前的各省市年度人口统计数据可能存在偏高或偏低的误差，但这些可能误差对上述分析的人均GDP区域差异变化没有产生明显的实质性影响。根据2020年“七普”和2019年各省市人口及相应年份统计数据计算各省人均GDP指数相差不大，与2010年进行比较，2010—2020年与2010—2019年按四个区域、按东西两大半壁、按南方北方划分的各区域人均GDP指数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例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按2020年各省“七普”人口和GDP占比计算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30、0.86、0.78、0.72，按2019年各省年度人口统计数和GDP占比计算的人均GDP指数分别为1.34、0.84、0.77、0.66，二者的数据虽然不相一致但趋势完全一致，与2010年相比，东部、中部、西南部地区都发生了向全国平均水平接近的变化，只有东北的人均GDP发生了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明显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西北地区的人均GDP也更加偏低。

综上所述，以人均GDP指标来衡量，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趋于明显缩小。与此同时，2010年以来东西两大半壁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距趋于拉大。实际上，东西两大半壁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地区的南北差异，也就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北发展相对滞后，总体来看，东北和西北发展的相对滞后，成为新时期区域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

各省的人口占比相对增幅与GDP占比相对增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2010年前后10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1376和0.5458。如果把这种正相关称为正向耦合，那么，后10年的这种正向耦合的关联程度要明显高于前10年。将全国31个省按人口占比升降与GDP占比升降分，由表2可见，2010年前后10年，二者占比都上升的分别为9个和12个，占31个省的比重由29.03%提高到38.71%；人口占比上升而GDP占比下降的分别为7个和4个，占31个省的比重由22.58%下降为12.90%；人口占比下降而GDP占比上升的都是7个，人口占比与GDP占比都下降的都是8个，前者与后者占31个省的比重在2010年前后两个10年里都是22.58%和25.81%，即没有发生变化。这10年里，人口占比上升和下降的分别有16和15个省；GDP占比上升和下降的各有19和12个省。如果把人口占比与GDP占比发生同向变化（都上升或都下降）称为正向耦合，把二者占比发生反向变化（一升一降）称为反向耦合，那么，2010年前后两个10年相比较，属于正向耦合的省有所增多，这个变化也可说明我国人口分布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耦合关联程度有所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总体来看，上述正向耦合关联性的增强基本上顺应了区域均衡发展的需要，但是，不能认为凡是反向耦合都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例如，2010—2020年，中部6省人口占比都下降，但除了山西以外的其他5省的GDP占比都上升，即主要表现为反向耦合，但这种反向耦合导致其人均GDP的提高。同期，东北三省的人口与GDP占比都双双下降，并且GDP占比的下降幅度明显低于人口占比的降幅，这种正向耦合导致其人均GDP明显下滑。中部和东北同样存在人口流失，其重要原因都是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但是，中部地区的人口流失，主要因为该地区加快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即主要导因于外部吸引力。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则是主要导因于本地区经济严重滑坡的内生推力。

当然，从人均GDP的分母效应看，中部的人口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均GDP的提高，东北的人口流失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均GDP水平的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正向耦合与反向耦合，都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效应。然而，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人均GDP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就东北而言，总体上是经济滑坡引起了人口流失，但人口流失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加剧经济滑坡从而制约了人均GDP的提高，并且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失。显然，急需避免这样恶性循环式的正向耦合。事实上，不论正向耦合还是反向耦合，其对区域均衡发展都有正负面相互交织的复杂影响。二者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错纵复杂，不宜一概而论（或，不能简单区分孰优孰劣）。

根据以往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的净迁入人口绝大部分来自于东南半壁的内地；西北半壁的人口一方面向东部沿海净迁出，另一方面也吸纳来自于东南半壁内地的净迁入人口。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迁移浪潮中，东南与西北半壁之间的人口迁移只是“涓涓细流”。西北半壁地广人稀，从来没有成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要源头，也不可能成为大量吸纳东部移民的希望所在，但是，人口扩容潜力尚存。

如前所述，根据“七普”与前两次人口普查的地区分布数据比较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格局，可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从“西人东迁”向“北人南移”的转变。但是，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尚待地区之间迁移流动人口详细数据的发布。

人口迁移流动是影响中国人口分布变化以致整个空间发展格局的引致因素，体现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尽管大量人口的迁移流动对流出与流入地的发展带来各种正反面相互交织的效应，但总体来看还是以积极的正面效应为主。劳动力的流动趋向于集聚更有效率、更能实现自身价值和美好生活追求的地方。促进人口分布、迁移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并非在于加强对人口的调控，而是以人民为中心，顺应迁移流动客观趋势，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与过去长时期里中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迥然不同的是，未来中国将要迎来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被称为中国“21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有关研究预计，中国人口将于2065年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②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总量将介于5亿到9亿之间，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内的规模。如果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将基本稳定于75~80%，那么，在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总量可能减半的预期下，城镇人口总量将明显少于目前的城镇人口规模。换言之，未来可以在城镇人口容量不扩增的情况下提高城镇化率。但现实状况却是，许多地区仍在着力于城市扩容，但是收缩型城市却日渐增多。关于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将进一步取决于城市群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成渝城市群在西南地区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进一步提升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需要依托城市群的经济与人口集聚效应。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快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转变。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不要追求增量扩容，而是要进一步把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均衡发展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

总而言之，促进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相互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不但需要关注于全国宏观层面上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数据指标，更要在不同尺度的层面上更好地关注每种群体、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发展理念，每个城市都要更好地帮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为他们更好地“共创”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