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正处在新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而分工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下更好地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一体三链”体系，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支撑，也成为研究当今国际分工理论和实践核心问题的逻辑起点。

美国学者Porter（1985）首次明确提出了价值链（Value Chain）理论。他认为，可以用价值链来表示某个立足于垂直一体化生产的企业在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进行所有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与此同时，Kogut（1985）也运用国际分工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阐述了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国际范围内的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2001年，格里芬在基于网络分析国际分工与产业联系问题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概念。^①卢峰（2004）、张会清等（2009）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如何导致垂直专业化、价值链切片化、内部中间品贸易的情形，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其中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环节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行了探索。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②

全球价值链分工因为高度专业化导致的效率提升为参与分工的国家和企业提高了福利。据估计，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的人均收入增长。^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般把一个国家的GDP中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的，被称为简单的GVC；另一类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被称为复杂的GVC（koopman，et al.，2014）。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特别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是199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③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最突出的变化和特点主要有：一是，以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为代表的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二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推动的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三是，数字技术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江小涓、孟丽君，2021）。当然，近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对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产生了影响，有可能促使现有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点（世界银行，2020）。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分工的主导方式和主体形态，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全球价值链存在了几百年。为了使得整个价值链不断增强竞争力，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长期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通过价值链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制度机制，实现价值链内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的非市场化协调（Humphrey & Schmitz，2000）。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这种具有内生属性的能够根据内外部情势变化进行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调节、自主修复和自主适应的适应性机制，可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多边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秩序性安排的话，那么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模式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模式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协同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由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支配下必然产生的趋势性结果。这其中虽然有其他重要国际力量的推动和促成，但在总体上看它仍然是一个基于内生性的“自稳定性”机制作用的客观产物。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机制的形成机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国际分工通常都是参与国根据本国要素禀赋状况和国际分工利益预期自愿参加的，而且要素禀赋状况和国际分工利益预期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重大改变；二是，一国一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围绕价值链国际地位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贯穿全球价值链发展演化全过程，参与国国内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调控模式一般都会有适应性改变和相机调整，并具有较强的惯性；三是，国际分工体系可以被看成是国际多边力量推动和世界经济内在规律主导双重因素促成的“自然秩序”，因此，除了客观因素外，国际多边、双边规则和全球性区域性协定等制度性约束，进一步巩固了主要基于客观因素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体系；四是，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随着参与分工的国家越来越多，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参与者之间必须通过全球价值链运行规则和标准把离散性片段和区域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顺利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分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主导国家往往开始发挥“治理”的作用（Kaplinsky & Morris，2003）。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的重要生成因素。

上述因素在国际分工历史演化过程中的综合作用，逐渐生成了全球价值链“自稳定性”机制。这种“自稳定性”机制基本保证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正常运转，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科技进步条件下的不断深化，激发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全球化曲折进程中的自主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健康稳定发展。

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虽然具有“自稳定性”，但是，这种“自稳定性”本身也具有脆弱性的一面。根据各参与者之间协调能力的差异，可以将全球价值链内部关系的稳定性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共5个层次（Gereffi，Humphrey & Sturgeon，2003），处于前几个层次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本身就比较脆弱。一般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能够抵御普通破坏性事件或一般性风险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冲击，但是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将暴露其本身的脆弱性。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的脆弱性及其生成机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主要是基于体系内部因素过程调节的动态平衡，而影响动态平衡的内部因素日趋复杂，包括分工和交易的复杂性和可标准性等，无论是“动态”的上下幅度，还是“平衡”的时滞长度，将会因遭遇冲击的程度而变化；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自稳定性”的内生性由于受到处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或关键“链”的国家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产生了逐步外向化的倾向，“自稳定性”的内部调节阀部分“失灵”；三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如果体系遭遇整体性干扰和重大破坏，那么维护成本就会很高，这时如果处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或关键“链”的国家不参与维护，甚至做出相反的行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走向收缩甚至分裂（世界银行，2020）；四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稳定状态下，因为效率整体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收益总体上都会比较大，但是在体系受到冲击的不稳定状态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收益总体上都会受到影响，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处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劣势，其受到的伤害相对更大，因此，基于博弈的因素可能会出现更有能力维护体系稳定的发达国家参与者动力不足而有意维护体系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者力不从心的窘境；五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遭遇重大冲击、出现重大危机、需要全体参与者共同维护的情况下，非经济因素特别是地缘政治因素将会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这在处于全球战略竞争状态的大国之间的表现将更为突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上升较快且发展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遭受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遏制甚至是多个发达国家的集体挤压，这不仅是对发展中大国发展战略的考验，更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大挑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因为具有内生性，容易产生安全的假象，因此“自稳定性”的脆弱性不易被重视和认识。这种“自稳定性”的脆弱性存在，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经济全球化和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一定是有条件和存在边界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的，因此是存在系统性风险的。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环境下，一旦发生全球性重大突发性事件，将可能产生重大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及全球蔓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就是最新典型例证。

从理论上认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及其脆弱性，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参与模式，以及因应内外部环境条件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稳定性”遭受巨大冲击的条件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规模，特别是不同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国家所承担的风险及其表现是不同的。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般把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基本类型，后来又出现了基于大国经济分析的中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型”外贸发展战略。这些分析主要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实现本国经济成长的。

如果把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或方式与可能承担的重大风险作为考察的主要任务，并把所有国家或经济体都纳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模式或方式不同，其对应的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也不同。这同样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如果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都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根据各国或经济体共同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分工和贸易规则，自觉和充分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来，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担当与其产业竞争实力相应的分工角色，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因为自身行为而影响国际分工体系的完整性和正常运行，那么国际分工体系将是稳固的和充分有效的，而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也都能够从开放和自由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国际比较利益。当然，上述这个假设只是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假设的“完全开放”国际市场理论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完全开放”国际市场理论假设的意义在于，可以以此为基础模式，研判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国际分工体系参与模式及其效应，这也是后文分析的基础。

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型选择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政策等因素。从理论上说，一国或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无非就是以下5种具体模式，而每一种模式所对应的分工与贸易效应或可能面临的重大经济风险无论在机率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不同的，其相应的内在机理也是有所区别的。

第一种模式，基本排斥型。即基本不参与甚至排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实行的几乎是完全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的经济发展体系。在这种模式下，这类国家或经济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完全根据自身能力进行建设和维护。当然，这类国家或经济体也无法享受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任何利益，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水平通常比较低下，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状态通常也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在突发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或其他重大事件时，这类国家或经济体的内部经济活动和国民生活保障的外部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模式主要可能发生在：要么是因为国内政治体制性原因，不愿意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要么是小国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也有可能发生在固步自封的超大国家或经济体，在自身足够强大以后认为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国际分工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理论上说这往往是该国或经济体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第二种模式，完全融入型。即把本国或经济体视为全球经济发展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把本国或经济体的全部产业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也正因为如此，这类国家或经济体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参与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这种模式的缺点是，在突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或其他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当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时，这类国家或经济体不仅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无法继续，而且国民生活保障都将出现困难。更为严峻的是，因为这类国家或经济体已经不是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自主性经济体系，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在短期内的建立或重组将是十分困难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重大危机。这种模式主要可能发生在：要么是小国经济，没有其他更好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么是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国家或经济体，被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所吸引，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推动经济成长和增加国民福利。

第三种模式，相机参与型。即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实际态势，有选择地部分参与某些产业的价值链分工，或者是非主动性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经济运行本质上还是属于内部经济循环的属性。这类国家或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基本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立足于本国或经济体的内部循环，主要致力于建设较低层次的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国际分工基本上是国内分工体系的补充，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的利益也比较少。这种模式主要可能发生在开放度不高的大国经济。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在突发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或其他重大事件时，即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这类国家或经济体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国民生活保障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长期或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也较小。

第四种模式，支配主导型。即把支配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掌控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目标甚至主要目标。这类国家或经济体科技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强大，可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或支配地位，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利益。这种模式主要可能发生在世界超级大国或经济体，或者世界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在突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或其他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即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出现部分断裂，这类国家或经济体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国民生活保障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体系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有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稳固的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长期或重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第五种模式，自主可控型。即根据国际国内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从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和整体安全性出发，突出内部循环的主体性，主动调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和方式。选择这种模式，在遭遇突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或其他重大事件时，即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这类国家或经济体内部经济活动受到的影响将是短期性的和有限的，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这种模式主要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基础比较雄厚、内部工业体系比较健全、内部市场比较庞大的国家或经济体，它们通常拥有比较完整的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支配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发展中大国往往具有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天然的和独特的优势。比如，它可以选择相机参与型模式，可以有效控制外部输入型风险，但是无法更多分享当代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并影响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它也可以根据特定环境条件选择完全融入型模式，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分工、技术进步的收益，当然要承担突发重大事件导致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卷入全球性危机的重大风险；它还可以把自主可控型模式设定为目标模式，可以以现有国际分工地位为基础，进一步强化在主要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步实现在更多链条上的控制力，最终走上支配主导型参与模式。

如果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模式做一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大致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基本封闭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相机参与型，到改革开放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标志的完全融入型的演变。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如何用好大国经济的这个独特优势，因应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体系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立足于自身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增强，因应调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模式、程度和方式，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敏锐性、智慧与勇气。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具有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如何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正确选择或适时调整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4月10日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展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必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循环理论，到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驱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现代化的论述，再到由大国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源性特征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参与模式，都充分地体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及其必然性。

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循环理论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阐述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之间的具体循环过程，指出了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以及商品资本循环三种资本形态可持续的和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对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国民经济总循环的重要性。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产业资本循环最重要的环节是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如果不能实现这惊险一跃，将会出现产品过剩，社会再生产将难以为继，经济危机就会发生。马克思的分析对象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是其所揭示的却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般规律，强调了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依次继起、周而复始的循环与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经典现代化理论探寻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实现路径。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三次浪潮，即现代化研究、后现代化研究和新现代化研究，形成了众多学术流派和理论。从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来看，无论是社会学领域，还是政治学领域，亦或是经济学领域，总体上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变的学说。经济领域现代化研究的主要代表性理论是库兹涅茨、钱纳里等提出的增长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黄群慧（2021）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就是工业化，甚至可以把经济现代化就等同于工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过程。在这里，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实现技术进步并把技术进步的巨大潜力转化为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巨大动力就成为关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国的各种内部因素，而稳固的国家政权和高效的政府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中至关重要。

发展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向化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看来，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在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决定了大国经济国际分工参与方式和工业化发展道路在战略选择上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大国经济的特征^⑤主要有：一是规模性特征。具体表现在要素规模、产品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发展潜力等方面。规模性特征是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二是结构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大国的技术、产业、区域及城乡发展差异性所产生的多元结构和多层次结构。结构性特征是发展中大国经济的标志性特征。三是内源性特征。内源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大国可以主要依靠国内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实现经济自主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基本发展模式以及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的多元性。内源型特征是发展中大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性特征，其核心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也就是说，发展中大国可以凭借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优势，并整合大国各种其他有利条件，通过弥补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特别是突破在没有外部市场和资源条件下的一些约束，创造融合多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形成比较稳定的国内产业链、国内供应链和国内价值链，推动经济的自主协调发展（欧阳峣，2019）。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经济理论认为的内向化发展战略是方向性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时期抓住特定的和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也非常重要。而且，一国发展战略一经确定并实施后，它总有一定的时间惯性，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也不应该随意改变，它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总结分析与探索。同时，大国经济理论对“大国经济”的界定是很严格的。我国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只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还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经济”。这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选择内向化为主体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无论从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现代历史视角，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更长历史视角，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大历史视角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充分地体现了其历史逻辑及其必然性。

1. 新中国史中呈现出的总体趋于内向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⑥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给我们展示了在开放的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中国如何审时度势，科学统筹“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独立自主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在这样的特殊外部环境条件下，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当然，在这个时期，中国也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建设如何学会借力。

第二个阶段，出口导向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实际出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实施“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超过20年的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当然，在这个阶段，中国也已经注意到了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扩大内需阶段。在出口导向战略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也意识到，这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六个立足”，第一个就是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八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就是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个时期才是真正重视内需市场、积极平衡内外市场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畅通循环阶段。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宏观调节、微观搞活的关键词语。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个时期是在前期扩大内需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巩固的时期。

第五个阶段：新发展格局阶段。2020年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路径探索的全面概括和最新提炼。

2. 中国经济史的视角下呈现出的中国经济内需驱动发展的历史逻辑。经济史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很多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都呈现出诸如国内市场支撑产业发展、深度分工支撑社会协作、产业集聚支撑规模效应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周德钧（2020）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依靠自身领先于世界的发达农业技术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经济体量，构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这种强大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兴盛繁荣的不竭源泉。

3. 近现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下呈现出的大国经济发展内向化的历史逻辑。在这个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历史逻辑值得关注：一方面，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大国经济崛起的最为关键的标志是构建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刘元春，2020）。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经济发展，基本都经历了从“以外促内”的外向化发展到“以内促外”的转变，反映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由外而内、追求持续、安全可控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定式（周德钧，2020）。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赶超”过程中既存在“后发优势”，也存在“后发劣势”。“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幅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缩短产业升级的周期，实现经济快速起飞。“后发劣势”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赶超”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等产生“依附关系”，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锁定”在中低端位置。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技术创新和自主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技术上的“卡脖子”，现代化“赶超”进程就可能停滞甚至夭折（黄群慧，2021）。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还继续维持“依附”性发展而不是主动谋求“自主”性发展，还继续保持“外向化”发展而不是适时转向“内向化”发展，那么将可能落入“比较优势低水平发展陷阱”而长期不能自拔（刘元春，2020）。拉美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无论是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还是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上的深刻变化，亦或是国内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深刻变化，都充分地体现了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及其必然性。

1. 中国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和挑战都已经发生变化：一是，世界格局方面，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更加突出，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进一步向亚太转移，但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二是，世界经济方面，国际力量对比越来越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挤压越来越多；三是，世界科技方面，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新材料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异军突起，但是大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四是，世界文化方面，多元文化相互渗透，从本国实际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共识，“中国模式”受到更多关注；五是，世界秩序方面，“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2. 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及基础发生深刻变化。一是，雄厚的物质基础。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17%，完全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二是，庞大的市场资源。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近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维持在60%左右，大约拉动了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并使我国形成了6万亿美元规模的商品零售市场。三是，完备的工业体系。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四是，强大的科技潜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亿人，以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生产的智能化、智慧化正在各个领域迅速推广。五是，巨大的循环体系。居民消费优化升级与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六是，坚强的体制保障。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制度型开放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两个循环”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建堂，2021）。但是，从现在的很多关于新发展格局的解读来看，一些观点误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全部思想几乎都“早已有之”。国内循环也好，国际循环也罢，国内国际双循环亦然，不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了，外国自古以来也有了，而且都还是实际存在的。可见，如何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科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新发展格局到底“新”在哪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五新”：一是新在时代性，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二是新在思想性，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三是新在目标上，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四是新在战略上，是基于内循环主体的内外双循环；五是新在路径上，是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一是，要实现包括国内不同所有制形式、各类市场主体和要素活力的涵盖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和循环畅通，使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二是，要建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为基本框架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国内大循环。通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三是，要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加强创新链对接产业链，改变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情况，并在若干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取得优势，形成相互制衡、互为所用的关系，形成以国内产业链、国内供应链、国内价值链为主要支撑体系的循环。四是，要以强大稳固的国内基本盘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形成强大推动力，在功能上发挥主导作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强大竞争力。五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产业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存在而不是“回归”，应该最大可能地推动中国产业和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而不是“游离”，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提升中国产业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听任”。

如果按照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的差异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阶段进行划分的话，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依次递进的四个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1.0版；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2.0版；2012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3.0版；2020年以后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阶段，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4.0升级版。

当前理论界、学术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似乎存在一些误区，应该引起关注。

1. 防范理论误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经典作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简单继承，也不是大国经济理论的简单套用，更不是现代化理论的翻版，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2. 防范认识误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经济循环思想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以内扩外”思想的再现，更不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简单运用，而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路径的新认识。

3. 防范价值误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遭遇外部挑衅的冲动之举，也不是形势所迫的被动之举，更不是他国所逼的无奈之举，而是适应新阶段新形势新环境下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主动选择。

4. 防范实践误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对改革开放战略的简单调整和趋向封闭，也不是扩大内需政策的简单重复和量上的扩张，更不是应对外部冲击和防范风险的一时之策和权宜之计，而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探索。

5. 防范表述误区。新发展格局既不是简单的经济“循环”，更不是简单的国内“单循环”，也不能简单地用“双循环”来替代，而是一个不可分割和具有完整意义的科学表述。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而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讨论，主要聚焦在畅通国内大市场、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似乎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新发展格局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在对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生产力的变革力量所推动，或出现特定形势态势时，抓住发展契机，顺势而为，创新发展方式的转型或战略筹划（颜晓峰，2021）。事实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现路径，还是中国因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新发展变化的必由之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催生了以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内涵、新要求、新动能、新路径。因此，深入探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意义重大。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站在新的起点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只有准确把握住了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才能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的历史使命。一是，新发展阶段对外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所处战略机遇期的机遇与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二是，新发展阶段对外经济发展的目标有了新的调整，不再是简单地追求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而是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三是，新发展阶段对外经济发展的任务与过去有所不同，不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系；四是，对外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和障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是中国愿不愿意对外发展的问题，而是试图主导全球分工体系的国家或经济体愿不愿意接受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趋势性上升的问题。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同样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创新，就是要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目标，积极探索适应新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制、新途径、新形式；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协调，就是要统筹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基础上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基础上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在循环中推动转变，在转变中促进循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开放，就是要以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出发点，对标国际多边体制的发展和变化，实现从以要素流动型为主向制度建设型为主的转变，同时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开放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绿色，就是要坚持在维护全球共同的贸易投资环境规制下推动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强社会和环境保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就可以被广泛共享并持续（世界银行，2020）；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共享，就是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国际循环中形成共识，使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机制。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国内大循环主体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和以安全为前提基础上的发展。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衔接，不能简单地谈“以市场换技术”，要看到技术上“卡脖子”现象的严重性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二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基点，不能简单地重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三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不能简单地沿用传统的理论工具讨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要看到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及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四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相互支撑，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开放度指标（外资、外贸、出口、进口）衡量我国的开放程度，开放本身不是目的，要看到完全国际化的指标体系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对外开放实际取得的收益及成本；五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安全为根本前提，不能简单地讲“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要把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高培勇，2021）。

需求侧管理注重短期调控，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效率和供给质量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长期发展，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供给质量和满足需求问题（洪银兴，2021），两者必须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发展阶段的改革主线。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必须在围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基础的同时继续加强需求侧管理，打通“国内国际双供给—国内国际双需求”大动脉。一是，要从对外经济发展的视角理解“三去一降一补”，把“三去一降一补”从国内经济向对外经济延伸，在更宽视野下、更高水平上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二是，要在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自我吸收、自我消化功能的基础上，探索需求侧国际管理的路径和措施，推动在“国内—国际—国内”层面上建立“供给创造需求”和“需求引领供给”的双重机制，实现高水平上“供给—需求—供给”的动态平衡；三是，要以依靠“国内+国际”观念建立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为目标，从对外供给的质量、结构和方式入手，促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暴露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存在的许多风险隐患。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⑦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也是体现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形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自稳定性”的脆弱性也提示我们，为了保障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建立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稳定可控的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产业链。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必须能够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具体体现在：一是，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和过程就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更为合理和更加有效的衔接过程。二是，新发展格局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根据内外部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发展变化，主动调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和组成结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参与初级产品全球价值链时，人均GDP增长最快，但是如果不向复杂的其他参与形式转化，这种增长将无法持续（世界银行，2020）。三是，新发展格局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依托，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四是，新发展格局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通过创新链对接产业链，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所谓产业链现代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产品和服务生产各环节所构成的链条能够充分利用当代先进科技成果、生产组织模式和经营管理方法，整体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李晓华，2020）。五是，新发展格局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打破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局面。六是，新发展格局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过程的复杂性、可标准性和竞争性等要素出发，识别和掌握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具有高附加值的所谓“战略环节”，逐步建立起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分工体系。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逻辑主线，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新变化条件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三链”体系已经成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支撑。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自稳定性”，但这种“自稳定性”又有其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所承担的风险和后果是不同的，这又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有直接关系。如何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新发展新变化，适时调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考验各国的因应能力和抉择智慧。

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个资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个经济”、国内规制和国际规制“两个规制”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两个循环”的关系问题。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的新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新发展格局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新升级版。

新发展格局催生了以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现路径，还是因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新发展变化的必由之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强化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内经济基础；国际循环，实际上是通过治理和维护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营造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的良好外部环境条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际上是通过两个循环之间的交融耦合，建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的实现机制。

在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要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必须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逐步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要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供给需求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强化国内供应链基础，对接全球供应链发展，但不以全球供应链现状简单调整国内供应链链条；要发挥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支持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国内产业链基础，对接全球产业链发展，但不以全球产业链现状简单增减国内产业链链条；要发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前期优势，强化国内价值链基础，推动以创新链为支撑的价值链提升，对接全球价值链发展，但不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简单判断国内价值链的作用。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大致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封闭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相机参与型”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标志的“完全融入型”的演变。如何顺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稳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从“完全融入型”向“自主可控型”亦或“支配主导型”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自立自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