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赔偿:美苏对德占领政策中的合作与冲突——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四)
Post-war Reparation Reflec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s in US and Soviet Postwar Policies toward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The Econom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ause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4th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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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上海,200241) 。
赔偿问题是美苏对德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经历了从协商、合作走向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美苏求同存异在对德索赔问题上达成共识,确定了赔偿原则。尽管苏联在东部地区采取单边行动,且战后美苏矛盾加剧,但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然而,由于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产生的分歧加剧,统一赔偿计划从未得到落实。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是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终于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关键词:
An important issue in US and Soviet postwar policies toward Germany was about German reparation. Over this issue, the US-Soviet relations went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disagreements and confrontation. At the 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the two governments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German repa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eeking their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their differences. When the World War II ended, the Soviets began to act unilaterally in eastern Germany, and the US-Soviet disputes over other issues also became intensified. Nevertheless, the two governments continued to pursue big-power cooperation and were able to adopt a common plan for German reparation in March 1946. Eventually, the plan was not implemented because the two sides could not overcome disagreements on basic orientations and policy goals in enforcing German reparation. In April 1947, at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 in Moscow, the US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s parted their ways over the reparation issue. In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 in London decisively ended an allied common approach to the reparation issue. The Soviet occupation policy in Germany focused on obtaining war reparations. The origin of Germany’s division was the US-Soviet split over the reparation issue. The US-Soviet disagreement over an occupation policy in Germany also began with the reparation issue.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沈志华.
SHEN Zhi-hua.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无疑是冷战时代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打败德国是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内容,而战后在德国问题上的较量也是美苏在欧洲争霸的主战场。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预示着冷战时代走向终结,战后德国的分裂也成为欧洲分裂的前兆和冷战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德国的分裂,特别是这一现象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德占领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德国史、冷战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释,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根本性影响,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谓美苏战后对德政策分歧中的经济因素,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作为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起点的战后赔偿;将德国西占区纳入美国经济援助范畴的马歇尔计划;美苏在德国分别进行货币改革而引发的柏林危机。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美苏在战后德国问题上分歧和争论的紧密连接的三个阶段,而且与德国(乃至欧洲)的分裂过程也是同步发展的。笔者将依次研究这三个问题,本文集中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有一些研究,但直接使用档案文献作为叙述主体的不多,讨论也不够细致。
本文拟利用美国和俄国双边档案文献,叙述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从协商、合作走向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并提出这样一些看法: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一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
作为打败德国的两个最大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直到战争后期对德方针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削弱德国,使其永远不再成为威胁欧洲和世界安全的发源地,尽管苏联的愿望更强烈一些。然而,在战后如何削弱德国以及削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情况却比较复杂。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德国的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对前者美国和苏联的认知是模糊且变化的,对后者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是一个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德国,其赔偿方式、规模和程序都有很大区别,结果也会完全不一样。
莫斯科官方的历来说辞是:苏联“一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德国社会对苏联赔偿政策的普遍不满。然而,档案文献表明,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恰恰是苏联人。早在1941年11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在给驻英国大使迈斯基(И.М. Майский)的电报中就提到,莫斯科认为:“奥地利应该从德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德国本身应该被分割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国家,以此为未来欧洲各国的安定建立保证。”
不过,这些都是秘密交易,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苏联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1942年2月23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宣称,“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标”—“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11月6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
美国内部对战后是否肢解德国的看法确实有很大分歧。虽然罗斯福认为必须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但专家们都认为这样做行不通,而为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文件的正是这些专家。10月23日美国关于对待德国的建议并没有提到肢解德国的问题,除了同意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文件要求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
在12月1日德黑兰的三巨头圆桌会议上,罗斯福率先提出了“分割德国”的问题,斯大林立即表示“赞同分割德国”(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笔者),接着丘吉尔也表示赞成。随后罗斯福提出了将德国分为五个独立国家的计划。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但立即又提出将德国南部地区纳入多瑙河联邦的设想。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美国的计划可以研究,但无论怎样分割德国,都无需建立什么“毫无生命力的多瑙河联邦”。丘吉尔争辩说,他并非不赞成分割德国,而且“至少要使德国保持分裂50年”(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笔者),但如果仅限于分割而没有联合,那么就像斯大林说过的,有朝一日德国还要统一起来。斯大林立即反驳: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斯大林还以德国和匈牙利的合并为例,提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他们的重新统一和复活”(苏方记录在此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笔者)。最后罗斯福出面调和,建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在外长会议上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来解决。
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肢解德国委员会,
斯大林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顾忌,在1944年10月17日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他一再催促英国人说出自己肢解德国的计划。英国的方案是将德国分为三个国家:普鲁士;由鲁尔、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奥地利—巴伐利亚国家。斯大林立即表示赞成,并说这个方案比罗斯福在德黑兰提出的方案好。丘吉尔借机提出请苏联考虑在欧洲建立某种类似关税同盟的经济联合体的问题,斯大林却婉言谢绝。
离战胜德国的日子越近,大国领袖们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就显得越加谨慎,雅尔塔会议仍然没有就分割德国的问题讨论出具体结果。在1945年2月5日的首脑会议上,三巨头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但谁都不谈具体方案,最后只是决定将“分割德国”写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并委托三国外长研究具体方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谈到德国问题时,首先提出了占领区问题,尽管这是暂时的问题,但“正在变得愈来愈迫切”,并与管制机构问题相关。当斯大林强调首先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占领区将是分割德国的第一步”
波伦的感觉没错。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确定成立以艾登为首的肢解委员会研究具体程序。
表面看来,雅尔塔会议以后分裂德国的问题似乎过去了,但实际上只是转换了命题,转为讨论如何划分占领区,如何解决鲁尔和萨尔地区的地位,以及如何建立德国管制机构和行政机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与另一个处理德国方针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这就是战争赔偿问题。“肢解(分割)”无论对于苏联还是美国来说,都存在一个未来在德国的声誉和形象问题,都是难以公开启齿的。但在赔偿问题上就完全不同了,双方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没有任何忌讳,所以态度也是明确的、坚定的。
1943年8月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结束,意味着苏德战场攻防战线易位,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盟国开始考虑战后赔偿问题。不过从一开始,美苏之间关于赔偿问题的认知似乎就显示出分歧的迹象。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准备的战后对德政策文件中,关于赔偿只简单地谈到了形式问题:拆除工厂设备、移交德国商船和提供德国劳动力。
实际上,斯大林对战后向战败国索取赔偿早有惦记。苏联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是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那时希特勒进攻苏联仅半年,斯大林在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德国应为受害国的损失提供补偿,并征求艾登的意见。艾登只谈到财务赔偿会带来很大麻烦,斯大林表示同意。
经过精心的准备,1944年7月28日赔偿委员会提交了“苏联赔偿计划总方针”(第一号备忘录)。这个长达76页的文件,以详细的数据,全面地论述了苏联赔偿政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备忘录指出,赔偿具有双重目的: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帮助苏联实现经济恢复和把德国军事潜力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从德国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赔偿的依据应该是受害国的损失而不是在战争中的开销,因为苏联的损失最大,而战争支出(到1944年为850亿美元)远低于美国(1500亿美元);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国家特别委员会预计的3750亿卢布,而是7000亿—8000亿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即1400亿美元左右;赔偿的最主要条件是确保苏联享有获取赔偿的“优先权”;赔偿的形式有两种:到敌对行动终止后两年内的一次性赔偿和战后十年每年提供实物、劳务和货币的分期赔偿;赔偿的规模分一次性没收(不含黄金和贵金属)170亿美元,十年内的供货60亿美元和劳务赔偿(按每年提供500万劳工计算)350亿—400亿美元,再加上德国卫星国的一次性赔偿20亿美元,十年内供货100亿美元,总计700亿—750亿美元。这个结果,完全在委员会估算的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800亿—850亿美元)可支付的范围内。迈斯基特别指出,这个备忘录只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并非为与盟国谈判所准备,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执行赔偿计划“培养人才”和尽快在莫斯科建立德国赔偿物品执行中心和在进攻部队中组建一支专门的“赔偿纵队”,以便立即清点被占领德国领土上可供赔偿的物品。
此外,参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还有在1943年9月4日组建的由李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К.Е. Ворошилов)领导的停战委员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也在研究战后对德经济政策,而且分歧很大,但讨论的焦点不是赔偿问题。据葛罗米柯观察,财政部提出的摩根索计划主张战后德国的非工业化,应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工业,并可在半年内补偿受害国,但没有提到赔偿的金额。战争部和国务院多数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并使其农业化的计划,他们认为,没有德国工业,欧洲经济就不可能恢复。总统罗斯福因受大选的影响,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在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政府和商界缓和与德国关系的倾向也越来越清晰。
尽管有这些理念上的差别和矛盾,大家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处理德国而是如何战胜德国。因此,为避免盟国内部冲突,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或模糊处理的方式。
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对德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将一个经过改造的、和平的、经济上没有侵略性的德国同化到一个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但战后初期的目标则是“减少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和“协助战胜国的经济重建和发展”,限度是“维持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赔偿应该是短期的(尽量控制在5年之内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年),主要是实物(也许还包括劳务)支付,重点是转让德国现有资本设备而非现有产品。德国的现有产品应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赔偿,以避免美国以任何方式资助德国赔偿的转移。文件特别指出,美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苏联对劳务赔偿的要求,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还在1944年3月3日迈斯基就提出,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进行磋商,就赔偿总额和分配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并建立盟国联合机构负责实施赔偿计划。
苏联最在意战后赔偿问题,也知道在具体要求上与美国存在分歧,那么为何不积极进行谈判,从而为三国首脑会议最终解决问题扫清道路?俄国档案披露的一段历史真相道出了个中原委: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决策层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赔偿委员会1944年7月提交的苏联赔偿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回复,档案文件也没有显示苏联高层进行过相关讨论。
显然是接到“上级”旨意,12月19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В.Г. Деканозов)要求迈斯基编制一份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写明苏联对德国赔偿的要求是50亿美元。迈斯基没有按要求编写备忘录,反而于当天越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直接给斯大林写了报告。迈斯基坦率地指出:“您所提到的50亿这个数字,在我看来似乎太小了。”迈斯基还说,如果这样,按照人均计算,德国的赔偿将少于芬兰,而且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对德“经济裁军”愿望也不会实现。至于与同盟国的谈判,最好争取在莫斯科进行,赔偿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
1945年1月4日,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迈斯基,要求他将德国的赔偿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情况进行比较,论证100亿美元而不是50亿美元的合理性。1月5日迈斯基答复,比较的结果是,对德国赔偿水平的确定没有问题。他还引用瓦尔加提供的数据说明,德国对苏联的赔偿不应少于100亿美元。
直到1月中旬,迈斯基委员会的方案依然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批准。在这情况下,1月20日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迈斯基不得不回避对诸如赔偿金额、支付年限、劳工人数等具体问题的回答。不过,迈斯基还是强调了几点:安排赔偿优先顺序时首先应考虑战争损害和对打败德国的贡献;把劳工列为赔偿的一部分,数量会达到数百万;坚持对德国进行经济裁军。
在2月5日下午的首脑会议谈到赔偿问题时,斯大林请迈斯基发言,说明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看法。此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看最新文件,而莫洛托夫也没有看完。斯大林小声叮嘱迈斯基:不要谈劳工的事情,但可以说出100亿美元。于是,迈斯基用英语概述了他设计的赔偿方案。
在2月7日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赔偿计划:总额200亿美元,其中苏联100亿,英美80亿,其他国家20亿。
雅尔塔会议对于美英苏三大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过,最得意的还属斯大林。在德国东部边界划分、波兰临时政府组成、远东势力范围确认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联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赔偿问题虽未取得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还符合莫斯科的意愿,尤其是美国的表态。2月15日迈斯基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苏联驻外使节的通报,结论是:“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赔偿问题上。”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赔偿问题一下子就从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了现实问题。也就在此时,美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倾向转右,反苏反共的势力有所抬头,租借中断风波、对苏贷款谈判起步艰难都是迹象。
然而,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美国提议增加法国为成员国,苏联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直到斯大林5月27日与霍普金斯谈话时对此事表示极为不满,美国才作罢。
会议陷入僵局后,美苏代表团都在考虑妥协方案。正式拒绝苏联提案后,波利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核心是“按比例分配”,即“用百分比而不是货币”来表示各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其他内容还包括:允许在制定出赔偿计划前,提前没收德国的部分企业和工厂,但须建立一个联合赔偿机构;估算德国企业和货物价格时应按照1美元兑换2.5马克的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等。迈斯基除对汇率表示异议外,基本上同意美国的建议。
7月9日,莫洛托夫召集了最高层会议讨论赔偿问题。会后由迈斯基起草了给斯大林的报告,建议同意美国关于赔偿原则的方案,同时提出了苏联对200亿美元具体说明的文件:两年内一次性赔偿清单,共350亿—400亿马克,十年内分期赔偿清单,共150亿—200亿马克,合计500亿—600亿马克。请求斯大林批准。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非常满意,关键是美国和苏联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不想在首脑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不愿意给美国新总统提供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在6月下旬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没有包括赔偿问题。
莫斯科的顾虑是有原因的,早在盟国赔偿方案谈判之前,甚至在德国投降之前,苏联军队就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抢夺“战利品”的行动。1945年4月23日中央统计局局长斯塔洛夫斯基(В.Н. Старовский)呈交了第一份关于战利品的报告,以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有一份相应报告。
对德索赔问题上,波茨坦会议最后确定了两项相互矛盾的原则,即“德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和“分区赔偿”
必须看到的是,在盟国形成统一赔偿方针的同时,也遗留了诸如劳务、分期支付等一些实际问题。即使已经解决的问题,如赔偿分配的百分比、占领区之间的货物转移等,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的问题。这些都为日后的持久谈判留下了空间。更何况在对德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方面(德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及中央政府建立等),会议只是做了模糊化处理,而并未消除其间的分歧和矛盾。
二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便开始行动了。8月5日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并希望在两天后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提纲主要内容包括: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机构,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CC)协调工作;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特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并组织实施;制定德国的“生活水平限度”,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
然而,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便遇到了搬迁“风波”。8月1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鉴于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他提议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国的用意,他谨慎地回复,原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但强调莫斯科必须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
美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主持赔偿工作,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解除”,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
就在莫洛托夫于9月6日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事情发生了逆转。这一天,美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出;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存在,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的统一计划,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美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
所谓赔偿计划,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德国能够拿出多少“剩余”的工业设备(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为此,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盟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标不同—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而后者则着眼于维持德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工业水平”或“生活水平”。按照波茨坦会议决定,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该委员会经济局(WECO)在8月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胡佛(K. Hoover)为首的工业水平委员会(LOIC)来承担这一任务。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科尔帕科夫(Б.Т. Колпаков)为该委员会代表。
9月17日,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活水准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胡佛的结论是,以德国估算人口7000万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为140亿马克;以战前(1938年)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则战后“剩余”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于10月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苏联专家认为,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7000万的估算“显然是夸张的”(苏联认为只有6000万),将1932年人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不正确的”(苏联认为后者只有202美元)。因此,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德国战后消费所需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而是79亿马克,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比战前低20%计算,即是63亿马克,而“剩余”工业产值则是262亿马克。这就是说,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德国工业的80%都是“剩余”的,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
11月12日,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
表 1 苏美英法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工业水平估算表
生产类型 | 单位 | 苏联 |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石油 | 百万吨 | 1.86(2.43) | 3.0 | 2.87 | 2.147 |
钢材 | 百万吨 | 4.6(6.0) | 7.8 | 10.8 | 7.0 |
电力 | 十亿千瓦/小时 | 20.1(25.0) | 36.3 | 41.5 | 36.0 |
发电站 | 百万千瓦/小时 | 4.7(6—7) | 10.9 | 11.0 | 10.3 |
煤炭 | 百万吨 | 50.0(70—80) | 142.0 | 160 | — |
铜 | 万吨 | 8.1 | 16 | 16 | 16 |
锌 | 万吨 | 8(12.5) | 13.5 | 13.5 | 13.5 |
铅 | 万吨 | 8 | 13 | 13 | 13 |
电机、马达等 | 亿马克 | 2.05 | 8-10 | 8-10 | 8-10 |
氮 | 万吨 | 45 | 60 | 60 | 60 |
磷 | 万吨 | 54 | 66 | 66 | 66 |
钾 | 万吨 | 81 | 120 | 120 | 120 |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量(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而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则希望为德国多保留一些工业设施(赔偿数额必然减少)。对于苏联来说,谈判的目的主要是要从西区(特别是鲁尔)拿到赔偿,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专家,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
波茨坦协定规定:“因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最迟必须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
实际上,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一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1946年3月21日,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
消息传来,美国代表如释重负。3月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大类:禁止生产(武器装备和物资)的和限制生产的。以1938年的水平为标准,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钢铁冶炼25%,化学工业36%,机器制造36%,轻工业60%—75%,采矿66%,电力生产60%,煤炭生产不受限制。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象。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划,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时间初步商定在4月20日。
3月29日,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基督教民主联盟机关报《新时代》称,计划中的“整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首先,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发,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这一点,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艾森豪威尔(D. Eisenhower)与朱可夫(Г.К.Жуков)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其次,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联而是法国。例如,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为避免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这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区,法国政府声称,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
再次,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最反动的立场”(尽量减少赔款额)。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存在,但“英国人态度强硬”,而美国人“不是很坚定,倾向于做出让步”
最后,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政策的变化。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划,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谈判的技术层面看,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所以急于达成协议,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苏联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统一经济体”的决定,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英国也持反对立场,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持沉默。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西区获取赔偿,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独立性”,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1945年9月贝尔纳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的条约。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于表态。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签署非军事化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标—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所以,从根本上说,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议的,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美国对立。然而,这些都是处理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当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三 赔偿计划执行中的美苏冲突(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
到1946年春天,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经济状况也日益严重,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制约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复兴。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那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到1946年春夏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破裂。
4月5日,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在激烈的争辩中,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科瓦利(К.И. Коваль)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划,坚持按照“分区赔偿”的原则,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并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
在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法国认可后,4月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并声称,“如果在今后两三个月内,不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为此,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万—1.7万人的工作,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器。苏联代表则认为,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基础来实施。会议决定搁置争议,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偿问题上。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却因1946年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凯南、墨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并且正在努力获取更多利益,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为其在西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机会。副国务卿艾奇逊(D.G. Acheson)和克莱顿(W.L. Clayton)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析,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食物,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国摊牌。
苏联虽然对克莱5月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谢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德政策发生了变化,“目的性和攻击性更强”,赔偿问题造成“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最反动立场的”是英国,美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着苏英之间“友好调停人”的角色。美国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清单,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13日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其要点如下: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德国应该是统一的和民主的国家;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并保证苏联将从这里得到赔偿;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作为过渡措施,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苏联也不反对。
1946年7月9日和10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两个高调声明,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文字也是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美、英、法以及德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一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的赔偿,感到惊讶和愤怒。
7月17日,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原普鲁士的莱茵省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鲁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就要变成现实了。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8月9日,成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8月20日,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土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
这样,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苏联由主张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美国则由主张“统一德国经济”转向“统一西占区经济”—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却。面对美国的“新方针”,已到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分紧张,9月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9月12日又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
在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轮廓。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主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情况下,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恢复之后,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对此,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朱可夫已奉命回国)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他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索科洛夫斯基指出,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克莱的建议是朝着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9月12日,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天,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起来。
双占区建立的初始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以减少美英两国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赔偿义务—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向分裂的步伐。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为维持西区的经济,“盟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美英每年大约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而在苏占区,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除运往苏联,价值约15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策,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必然对苏联不利。因此,由于经济统一的工作(在苏联的反对下)受挫,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钩。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W. Ulbrich),他在1946年9月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建议成立在苏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逐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人。10月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因为在占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
到1947年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英国无力应对希土危机,“邀请”美国干预欧洲事务,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在国会顺利通过,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军人出身的马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似乎也象征着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硬。
四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
苏联为召开莫斯科会议做了精心的、充分的准备。早在1947年1月6日部长会议就命令莫斯科市组成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负责从酒店安排到通讯联络的会务工作。外交部还组织了政治和组织委员会,负责准备各种材料和谈判方案。宣传和舆论工作也在年初就开始布置了。
根据莫洛托夫3月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科瓦利3月11日起草的准备提交外长会议的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草案
关于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苏联坚决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苏联有权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按1938年的世界价格计算)的赔偿,包括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西部地区运往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设备拆除工作应在1948年7月1日以前完成,
美国对赔偿问题也给予极大关注。“鉴于赔偿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可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杜鲁门决定将有关赔偿程序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集中交给国务卿马歇尔,而派专门负责赔偿事务的波利作为特别顾问随行。
关于经济统一原则和双占区问题。莫洛托夫指出,英美占领区的合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违背了经济统一的原则,特别是没有考虑在此区域履行赔偿义务。因此,该协议的基础是错误的,必须废除。苏联建议在德国建立几个中央经济部门,在保证经济统一原则的同时,必须解决赔偿问题。针对苏联对双占区的指责,美国在会上答复说,两区协议正是“由于未能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产生的经济混乱迫使美国和英国签订的”
关于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苏联的方案是:作为建立德国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应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建立德国中央财政、工业、运输、通讯和外贸等行政部门;指示控制委员会在民主党派、自由工会和其他反纳粹组织以及各州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部临时民主宪法;根据德国临时宪法举行选举,选举后应成立德国临时政府。至于德国的国家制度,苏联反对美国的联邦制方案,建议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举在管制委员会直接监督下的中央政府。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必须履行包括赔偿义务在内的所有义务,所以权力必须集中。美苏都不反对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关键问题是苏联主张中央集权制而美国和英国都主张联邦制。在4月8日的讨论中,马歇尔解释说,美国希望避免建立一个可能很容易转化为专制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可以交给德国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贝文坚决反对,他回顾说,德国人民在不久前曾两次“支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由于争执不下,会议放弃了这个话题。接下来在关于临时政府的讨论中,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同意,除了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外,所有权力都应归属州。莫洛托夫坚持认为,中央政府有权承担起履行德国对盟国义务的责任。虽然莫洛托夫同意删去“安全警察”权力一条,但在保留给中央政府权力的问题上各方立场分歧很大,最后也因无法达成协议而搁置。
关于鲁尔工业区的地位问题。苏联坚持要求外长会议形成一项决定,对鲁尔工业区实行国际监督,由四大国共同控制;鲁尔地区的工业除满足德国经济需求外,必须用于赔偿。对此,马歇尔在4月11日的会议上说,美国赞成对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方控制,但反对为鲁尔区建立一种单独的制度。美国认为,对整个德国实行国际控制的障碍是未能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一旦实现经济统一,鲁尔地区的问题就解决了。
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斯大林对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很恼火。苏联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波德边界)以及从割让地区迁走德国人,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是“最终决定”,后来也得到了法国政府认可,因此不容更改。马歇尔在4月9日发表了关于波德边界的声明,承认东普鲁士南部和德国上西里西亚应该成为波兰的领土,但要有充分的保障措施,以确保其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可用性,帮助维持欧洲的经济。美国提议成立特别边界委员会,以便修改波德边界并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莫洛托夫反驳说:波兰西部边界已是“永久边界”,波兰会就经济问题作出安排,并断然拒绝了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随后,美苏就波茨坦会议是否最终确定了波德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会谈无果而终。
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苏联提出对美国的非军事化条约草案必须进行实质性修改,增加关于鲁尔地区、去卡特尔化、民主化(如土地改革)等条款,结束占领的期限为40年,而不是美国建议的25年。占领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并确保德国履行对盟国的赔偿和其他义务,其中“赔偿义务优先于其他所有义务”。苏联还建议条约的名称改为“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约”,由美苏英法四国签署。马歇尔在4月15日的讨论中反对苏联为非军事化条约增加的一些与主题不相干的条款,认为这将“完全改变条约的范围和目的”,况且在这些条款上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苏联把这些分歧引入讨论,“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四方条约”。在莫洛托夫发表了长篇大论后,鉴于无法达成协议,马歇尔建议“转到下一个项目”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争议非常激烈,经济专家一般都主张与苏联妥协,但国务院的官员态度非常强硬,马歇尔居中调解,经过很大努力最后才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然而,这一方案不仅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也被苏联代表团所忽视。克莱的感觉是,“更可能的是,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任何真正的协议”
综上所述,莫斯科会议讨论的所有议题,几乎都牵涉到令人头疼的赔偿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会议一无所获。
苏联人万万没有想到,马歇尔回国后一个多月,美国便启动了一个为重振欧洲经济提供动力的历史性项目—马歇尔计划。由于巴黎会谈受挫,再加上莫斯科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本无意援助苏联,斯大林在一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宣布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
现在轮到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了。1947年7月以后,关于德国工业水平计划的讨论只是美、英、法三国代表之间开展的业务,完全排除了苏联和管制委员会。
马歇尔计划宣布和苏联拒绝加入的消息传开以后,欧洲反响极大,莫斯科的声誉和地位一落千丈。1947年10月美国军政府在德国西部地区做了一次民意调查,63%的人相信美国会公平对待德国,45%的人信任英国,法国只得到4%,而苏联则是零。
莫洛托夫似乎要为争得西部德国的赔偿做最后一番努力,从而对伦敦会议尚抱有一丝希望。外交部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关于德国经济统一以及和平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共有七条,实际上都是围绕赔偿问题提出的。
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议上的处境十分艰难,并且尴尬。几乎所有议题的讨论,苏联都处于以一对三的弱势,而苏联代表的发言,在西方代表团看来,往往都是“冗长的”、“无关紧要”和“令人厌烦”的长篇大论。
在12月15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面对莫洛托夫的百般辩解和争论,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突然提出建议: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英法代表表示赞同。
1948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编写的政策文件建议,“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占领区向苏联(和波兰)交付所有的德国工厂”,正在交付而尚未完成的工厂除外。具体说就是,在达成德国经济统一的四方协议之前,扣留对苏联无偿交付的赔偿;在苏联确实履行波茨坦协定之前,暂停对苏联交换支付(预先支付)的赔偿。国务院将继续与英国,并开始与法国谈判,以求在暂停向苏联交货问题上达成协议。
然而,停止西部地区赔偿交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情。在西区1800家计划拆除的企业中,美国占60%,其余是英国495家,法国233家。到1948年4月前,美国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81%,而英国和法国只完成了33%和30%。
此后不久,作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执行机构的管制委员会也停止了呼吸。3月20日,在索科洛夫斯基主持召开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苏联再次与西方代表发生激烈争吵。这时,索科洛夫斯基采取了马歇尔在伦敦会议上的同样举动—宣布中止会议,随即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开会场。
五 简 短 的 结 论
在对历史过程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战后赔偿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毋庸置疑,特别是在无法得到美国商业贷款的情况下,获取战争赔款几乎就是苏联战后重建唯一的外部资源—这就是苏联从始至终咬住100亿美元不松口的原因。赔偿是苏联在德国占领政策中的优先选项,也是对德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不是占领政策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处于核心地位,却有不同看法。很多研究者认为,在苏联对德占领中,解决安全问题才是第一位的。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占领德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且从一开始就把苏占区作为自己的卫星国。
2. 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
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结果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且分属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但如果从这一结果推导出德国分裂的最初原因也是如此,就值得怀疑了。出于恐惧和仇恨,苏联和西方盟国最初都主张肢解德国,即把德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但这与后来所说的德国分裂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出于不同的目的,战胜国后来都放弃了这一主张。从逻辑上讲,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两原则—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这一矛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不过,当时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保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从历史过程看,美国提出的“两区合并”是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而这道裂痕的产生,也是由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中,经济恢复优先于战争赔偿,美国人无法赞同苏联在其占领区的赔偿政策,更不能容忍这一政策影响到德国西部地区。从这一点说,美国的双占区措施的确是无奈之举,其本意最初也不是要分裂德国。同样,分裂德国也不是苏联的目的,莫斯科锲而不舍地追求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必须看到,苏联在其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分裂的趋势。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政权的建议,苏联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状态:为了取得西部地区的赔偿应该加入甚至主导统一的中央经济机构,而一旦统一的经济政策形成又会干扰东部地区的赔偿进程。在对德占领政策中,美国和苏联都高举着德国统一的旗帜,但前者绝不会放弃(只能扩大)双占区,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赔偿问题。因此,当事人克莱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导致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终止的伦敦外长会议为“建立西德政府的决定铺平了道路”
3.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除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对战后德国一致采取遏制政策外,美苏对德占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经济管理方式、对外贸易控制、政府组织形式,乃至人口管制、占领期限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方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当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这一点始于波茨坦会议,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而且与苏联的始终如一的目标—从德国获取经济资源—产生了分歧。纵观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历史,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反感,从政治上讲反映在波兰临时政府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而从经济上讲就反映在苏联的赔偿政策上(苏联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的是美国的疑虑而不是反感)。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战利品”的行为,不仅影响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讨论的结果,而且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同样,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试金石。不过,美国在波兰和东欧的问题上对苏联试图建立势力范围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华盛顿在日本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赔偿问题上就大不相同了,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而苏联考虑的都是如何从德国“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无论如何,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而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改变了立场,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总之,如同笔者研究战时美国对苏租借和战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时得出的结论,美国对苏联的指责和不信任始于政治问题,而苏联对美国的指责和不信任则聚焦于经济问题。双方的关注点不同,影响其政策的驱动力亦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于研究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不是没有意义的。
① 参见丁建弘、陆世澄、刘祺宝主编:《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北京:三秦出版社,2005年。
② 参见Anne Deighton,
③ 在这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有
④
⑤ 研究美国赔偿政策的有桂莉、孙文沛:《美国对二战后德国赔偿政策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苑爽:《论二战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研究苏联赔偿政策的有李凤艳:《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对德索赔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研究美苏赔偿政策分歧的有田小惠:《试析战后德国战败赔偿政策》,《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孙文沛:《二战后盟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与决裂——兼论冷战对赔偿问题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6卷第3期(2013年5月)。
⑥ 如见Benjamin J. Cohen,
⑦
⑧ Christian F. Ostermann,
⑨ 见
⑩ 如见
【-逻*辑*与-】#9322; 在俄国档案方面,除了大量有关苏占区经济政策的文件尚待公布,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档案和军事档案没有对外开放,研究者无法得知苏联驻德军事当局与莫斯科之间在对德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情况,特别是高层讨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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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12991;
(51)
(52)
(53) АВПРФ,ф.048,оп.48,п.431,д.10,л.34-5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124-135。很可能是受到艾登的启发,此时斯大林对赔偿的理解很简单,就像他对迈斯基所说:“来自德国的4万台机器——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赔偿!”АВПРФ,личный фонд Майского,оп.1,п.2,д.10,л.8-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701。
(54)
(5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3,д.1049,л.4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26。
(56)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3,л.1-76.
(57)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26.
(58) АВПРФ,ф.0511,оп.1,п.2,д.6,л.140-17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365-392.
(59) АВПРФ,ф.0512,оп.2,п.8,д.4,л.22-28//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450-454.
(60) АВПРФ,ф.059,оп.12,п.34,д.213,л.204-21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50-553。关于美国内部的分歧,还可参见Herbert Feis,
(61)
(62) АВПРФ,ф.059,оп.12,п.34,д.214,л.293-29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71-575.
(63) АВПРФ,ф.06,оп.6,п.16,д.165,л.1-1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54-559.
(64)
(65) АВПРФ,ф.06,оп.6,п.20,д.168,л.34,转引自
(66) АВПРФ,ф.06,оп.7а,п.58,д.22,л.15-16.
(67) АВПРФ,ф.06,оп.6,п.16,д.165,л.1-1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54-559.
(68) АВПРФ,ф.0428,оп.1,п.1,д.7,л.7,转引自
(69) 根据赔偿委员会的文件编号判断,迈斯基此后应该还提交了赔偿计划的第二号备忘录,但所有的研究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个文件。不过有资料显示,1944年11月17日莫洛托夫曾与迈斯基讨论过盟国赔偿会议和劳务赔偿的问题。АВПРФ,личный фонд Майского,оп.1,п.2,д.11,л.162-16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688-689。
(70) АВПРФ,ф.017a,оп.1,п.2,д.11,л.180-181,参见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688-689;Jochen 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aper for the Conference“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Yale University,23-26 September 1999,pp.8-9。
АВПРФ,ф.06,оп.6,п.17,д.169,л.52-7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76-589.
АВПРФ,ф.06,оп.6,п.17,д.169,л.73-7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89-591.
АВПРФ,ф.06,оп.6,п.17,д.169,л.76-8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591-595.
АВПРФ,ф.06,оп.7а,п.58,д.22,л.18-20;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1,л.1-2. 另参见АВПРФ,ф.017a,оп.1,п.2,д.13,л.6-7,转引自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p.9-10。
АВПРФ,ф.06,оп.7a,п.59,д.23,л.24-38.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1,л.38-45. 实际上迈斯基在1月8日就起草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只是口气非常婉转,但这封信没有发出(文件在开头部分有铅笔打的叉)。见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1,л.30-37。迈斯基如此做法的动机尚不清楚,但这无疑引发了同莫洛托夫之间的矛盾,一年后迈斯基被免去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与此不无关系。
АВПРФ,ф.06,оп.7,п.5,д.51,л.1-8//
АВПРФ,ф.017a,оп.1,п.2,д.13,л.16-18,转引自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698;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10。
АВПРФ,ф.07,оп.10,п.16,д.212,л.7-1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601-604.
АВПРФ,ф.06,оп.7a,п.59,д.23,л.41-56.
АВПРФ,ф.06,оп.7a,п.58,д.21,л.1-4。会议讨论见
АВПРФ,ф.06,оп.7a,п.58,д.21,л.8.
АВПРФ,ф.06,оп.7a,п.58,д.21,л.11-14.
АВПРФ,ф.06,оп.7a,п.58,д.21,л.18.
АВПРФ,ф.017,оп.3,п.2,д.1,л.52-5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606-608.
详见沈志华:《“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6期。
Merrill(ed.),
Ostermann,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3-23、24-28;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0,л.13-16//
АВПРФ,ф.07,оп.10,п.7,д.72,л.8-1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34.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5-726;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01-105、113-114.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06-107.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55-60. 6月26日杜鲁门指示美国驻欧洲军队总司令艾森豪威尔(D.D. Eisenhower),必须在1946年4月前从德国西部出口2500万吨煤,说这是占领政策的第一优先事项。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49-54、106-107. 迈斯基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美国的统计始终使用的是战前官方汇率。
АВПРФ,ф.07,оп.10,п.7,д.72,л.51-53.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01-105.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45-150.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13-114.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15-118.
АВПРФ,ф.017,оп.1,п.6,д.61,л.55-57//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5。这里用的是市场汇率,以后苏联的统计基本都使用这个汇率。如此换算的赔偿总额就是700亿马克。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36-138.
АВПРФ,ф.0428,оп.1,п.4,д.25,л.22-2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5.
为会议准备的有关德国的文件只有两个,分别涉及德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建立。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4-45。
АВПРФ,ф.0639,оп.1,п.1,д.8,л.4-6;ф.06,оп.7,п.43,д.678,л.1-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3-54.
РГАЭ(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ф.1562,оп.329,д.1771,л.203-20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9。
АВПРФ,ф.0639,оп.1,п.3,д.53,л.2-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180.
РГАЭ,ф.1562,оп.329,д.2150,л.1-46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9.
АВПРФ,ф.0639,оп.1,п.3,д.53,л.2-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180.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34.
Ostermann,
АВПРФ,ф.0639,оп.1,п.5,д.84,л.5-22//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195-207.
АВПРФ,ф.0639,оп.1,п.3,д.53,л.8-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30;
早在1944年5月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战委员会的报告就表明,联合管制机构是苏联官员的心病。АВПРФ,ф.06,оп.6,п.15,д.150,л.452-45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1,с.478-480。
АВПРФ,ф.0428,оп.1,п.1,д.7,л.13-14、32-3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187-188、183-186;Ostermann,
Dennis Merrill(ed.),
АВПРФ,ф.0639,оп.1,п.5,д.84,л.5-2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195-207.
关于这些方面的论述,可参见John Gimbel,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60-164.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65-168.
Правда,13 сентября 1945,2-3-й стр. 迈斯基的建议见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89-193。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6,л.27-29.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82,л.160-164.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34-735. 迈斯基不过是提了一个建议,这样处理显然是过分了。这里不排除是莫洛托夫对他此前越级报告行为的报复。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79,л.49-50.
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p.15-16.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59-760.
АВПРФ,ф.07,оп.10,п.31,д.413,л.85-88//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7. 为了在国人面前不失脸面,莫洛托夫在向苏联驻外使节通报时的说法是,“外长会议采纳了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联合赔偿委员会应该从莫斯科迁移到柏林”。АВПРФ,ф.0431,оп.1,п.5,д.26,л.26-47//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260-261。
Lucius D. Clay,
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р-7317,оп.4,д.107,л.347-366//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79,л.12-14.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3-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84.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3-5.
见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6-8、9-12、15-16、25-27、53-55、56-57、61、62-64、66-67、68-70、71、72-74、79-80、82。
表内数字取自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62-64、66-67、71、83-84,括弧内为苏联代表团在谈判中拟让步的数字。
АВПРФ,ф.06,оп.7,п.18,д.179,л.35-36;п.19,д.190,л.1-2.
Ostermann,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28-29.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17-19、20.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79-80、82.
АВПРФ,ф.06,оп.8,п.32,д.500,л.17//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8-59.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793.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9.
АВПРФ,ф.06,оп.8,п.32,д.495,л.45-5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16-426. 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
АВПРФ,ф.07,оп.11,п.13,д.175,л.54-60,转引自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84。
此前(12月28日)诺维科夫已被召回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62。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84、59-60.
АВПРФ,ф.07,оп.11,п.13,д.175,л.76//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90.
АВПРФ,ф.06,оп.8,п.29,д.456,л.54-7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37-450.
АВПРФ,ф.06,оп.7,п.30,д.407,л.25-29;ф.045б,оп.4,п.2,д.5,л.3-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245-249、281-283.
Ostermann,
从1945年7月至1949年4月,仅美国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就给国务院发电报17928份,给战争部发电报23000份,还有频繁的电话会议和各种报告,见Clay,
[德]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德国战后经济史》,史世伟译、冯兴元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АВПРФ,ф.07,оп.10,п.6,д.64,л.4-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295-297.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68-7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00-504;АВПРФ,ф.082,оп.30,п.134,д.66,л.16-83.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2.
АВПРФ,ф.06,оп.7,п.19,д.190,л.72-74.
就笔者所见,这是苏联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及租借、贷款等问题谈判中惯用的手法。
数据从15.4亿美元到50亿美元不等。参见РГАЭ,ф.4372,оп.94,д.865,л.17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814-815;
至1947年1月1日,苏联共收到各种赔偿设备110.9万台(件),投入运行的只占32%。见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35.
Ostermann,
直到1946年5月28日索科洛夫斯基才公开宣布:苏联的拆迁工作基本完成。
当然,美英都不同意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提供工业产品作为赔偿,但苏联人会想到,管制委员会通过的赔偿计划是针对整个德国的,这也是苏联从东部地区索取赔偿的合法性保障。
Ostermann,
Ostermann,
АВПРФ,ф.06,оп.8,п.46,д.768,л.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335-336.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6、777.
АВПРФ,ф.06,оп.8,п.46,д.768,л.1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52-454.
[美]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157页。
Clay,
ГАРФ,ф.р-7317,оп.4,д.84,л.88-105//
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
[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216页。
1946年4月谢苗诺夫向莫斯科报告了墨菲在一次亲密谈话中倒出的苦水。АВПРФ,ф.082,оп.30a,п.155,д.3,л.44-58//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61-473。
关于美苏贷款谈判参见沈志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6期。莫斯科会议失败后,斯大林在4月15日与马歇尔谈话承认苏联不能像英美那样放弃赔偿时,直接的理由就是“国内恢复”的需要,并前后两次抱怨美国曾答应给予的贷款一直未能兑现。АВПРФ,ф.06,оп.9,п.71,д.1104,л.29-39//
АВПРФ,ф.06,оп.9,п.71,д.1104,л.29-39//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3-64.
Clay,
[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215—216页。
John Gimbel,
Clay,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叶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997页。苏联的反应见Правда,10、16、17、19、22、27 мая,1946。
Clay,
参见Gimbel,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4、804.
Clay,
Gimbel,
[美]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159页;第158—159页。
谢苗诺夫对法国在谈判中立场变化的分析,见АВПРФ,ф.082,оп.30a,п.155,д.3,л.64-87//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81-499。
Paterson,
据美国军政府报告,1946年有4万吨设备从美国占领区移交出去,其中3.9万吨交给了苏联。[英]迈克尔·鲍尔、费约翰·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263页注释。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806.
[美]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158—159页。
Clay,
АВПРФ,ф.082,оп.30a,п.155,д.3,л.64-87;оп.30,п.134,д.66,л.16-8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481-499、500-504.
АВПРФ,ф.082,оп.30,п.130,д.29,л.106-11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558-561.
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公报,从美英占领区向苏联运送的赔偿物资直到1948年2月才完全停止。截至1946年底,95%已经拆卸的设备运到了苏联。见Sutton,
Ostermann,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38,л.115-117//
唯一对局势感到担忧的是副外长李维诺夫,他在6月18日对美国驻莫斯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因为东西方的分歧过于深刻;分歧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和平共处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和解。见
Alan Bullock,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 год,с.233-237、238-241;АВПРФ,ф.06,оп.8,п.31,д.481,л.1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20.
Правда,12 июля 1946,3-й стр.
АВПРФ,ф.082,оп.30-б,п.158,д.2,л.20-4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49-669.
7月18日克莱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要求各占领区在经济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以改善经济状况。为此似乎需要在经济部门做出一些行政安排,但只有在四个占领区都加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提出建立中央行政部门的建议。Clay,
АВПРФ,ф.06,оп.8,п.2,д.10,л.22-2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42-644,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指示见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4.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 年)》(下),第1113—1115页;Ostermann,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4-65.
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p.19-20.
Ostermann,
Military Government Gazette Germany - British Zone of Control, https://www.lwl.org/westfaelische-geschichte/que/normal/que1167.pdf,2021年8月4日访问。
[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225页;Paterson,
АВПРФ,ф.06,оп.8,п.30,д.464,л.42、44-4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93、81.
АВПРФ,ф.0431,оп.2,п.11,д.48,л.73-74、75-77、85-86;ф.06,оп.8,п.30,д.464,л.26-3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94-695、695-697、697-699、699-703. 文件集编者透露,档案馆中保存的书面报告共有10份之多,虽然发表出来的只有4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 год,с.188-191.
АВПРФ,ф.07,оп.11,п.13,д.176,л.6-8;ф.059,оп.16,п.46,д.294,л.228-23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144-146、165-167. ГАРФ,ф.р-7317,оп.4,д.84,л.88-105//
R. Harrison Wagner,“The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97.
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pp.20-21.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52.
АВПРФ,ф.082,оп.34,п.154,д.84,л.13-14//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21-223.
АВПРФ,ф.082,оп.34,п.154,д.84,л.49-5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25、706.
АВПРФ,ф.082,оп.34,п.146,д.8,л.146-148//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66-269. 这与9月27日诺维科夫报告的结论完全一致。АВП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
Gimbel,
克莱的本意如他的政治顾问墨菲所说,利用建立统一经济管理机构的机会,“在苏占区引入民主的方式”,见
Jussi M. Hanhimäki and Odd Arne Westad,
Ostermann,
ГАРФ,ф.р-7317,оп.4,д.84,л.88-105//
АВПРФ,ф.06,оп.9,п.47,д.692,л.191-211//
АВПРФ,0457-а,оп.4,п.20,д.52,л.297-29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124-126.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65.
АВПРФ,ф.06,оп.9,п.48,д.704,л.7-1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26-228.
АВПРФ,ф.0431,оп.4,п.5,д.17,л.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36-237.
АВПРФ,ф.0431,оп.4,п.5,д.17,л.2-5//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43-244.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91,л.43-54//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4,№4,с.35-41.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7год,Часть вторая,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416-422.
[美]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第206—207页。
Ostermann,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703、70-71.
АВПРФ,ф.0431,оп.4,п.5,д.20,л.125-12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85-289.
АВПРФ,ф.0431,оп.4,п.4,д.12,л.1-8//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289-295.
АВПРФ,ф.0431,оп.4,п.7,д.33,л.16-1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300-302.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7год,Часть первая,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412-433、437-442、457-470、473、479-520、529-530.
АВПРФ,ф.0431,оп.4,п.4,д.12,л.81-88、8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322-328、330-331.
以下关于苏联的要求和建议摘自上面所引档案文献,不再出注。
根据美国军政府的报告,截止到1947年3月底,美占区运往苏联的赔偿设备为66981吨,价值4524.6万马克,按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约1800万美元(Sutton,
АВПРФ,ф.06,оп.9,п.47,д.692,л.191-211//
Merrill(ed.),
关于会上的争论,详见
苏联外交部4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维辛斯基在最后回答美国记者关于各方代表观点难以协调的原因这一问题时说,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已经表明,“分歧涉及赔偿这样一个主要问题”。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7год,Часть первая,с.377-383。
АВПРФ,ф.06,оп.9,п.71,д.1104,л.29-39,
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策略,国际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将专文讨论这个问题。
William I. Hitchcock,“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West”,in Melvyn P. Leffler,and Odd Arne Westad(eds.),
Gimbel,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Germany,p.151.
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参见:Charles S. Maier and Günter Bischof(eds.),
详细情况参见
Gimbel,
详细情况参见
Gimbel,
АВПРФ,ф.082,оп.34,п.154,д.79,л.57-7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486-497.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57-58.
Hans-Peter Schwarz,“The Division of Germany,1945—1949”,in Leffler and Westad(eds.),
АВПРФ,ф.082,оп.34,п.154,д.79,л.57-70;ф.06,оп.9,п.45,д.673,л.15-16//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486-497、504-505.
笔者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和意义的分析,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АВПРФ,ф.0431,оп.5,п.2,д.12,л.24-3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537-542.
АВПРФ,ф.0431,оп.5,п.2,д.6,л.9-1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521-522. 档案集编者在此处加有注释:对莫洛托夫的指示草案“未发现有批准的文件”。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7год,Часть вторая,с.259-262;V.M. Molotov,
Yergin,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7 год,Часть вторая,с.262-267.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2,с.723.
Molotov,
Clay,
ГАРФ,ф.р-7317,оп.4,д.20,л.252-254//
或许可以参考的情况是,苏联经过千辛万苦谈判,通过“管道”协议争取的美国租借贷款也只有2.134亿美元(РГАЭ,ф.413,оп.12,ед.хр.10949,л.259-270)。
Sutton,
АВПРФ,ф.06,оп.10,п.43,д.583,л.1-2//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ом.3,с.612-613.
АВПРФ,ф.0457-г,оп.1,п.1,д.1,л.76,转引自
不过,战争赔偿并未就此停止,只是在东西方分开进行了,直到1950年代初。此后就是国际条约支付和个人赔偿了,这主要是对犹太人的。至于苏占区的赔偿问题,是笔者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如见John Lewis Gaddis,
莫洛托夫在1946年5月巴黎外长会议期间准备发表的声明稿里有一句话很说明问题:“在战争赔款支付的执行得到保证以后,占领德国领土的必要性就消失了。”见
如见Vladislav M. Zubok,A Failed Empire:
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49.
参见[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1章,特别是第260—272、280—288、290—296页。
Clay,Decision in Germany,p.150. 关于美国代表团内部的争议,参见Philip Zelikow,“George C. Marshall and the Moscow CFM meeting of 1947,”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 8,№2(July 1997),pp.106-112。
马歇尔1月上任后便开始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在安排代表团人选时,马歇尔邀请了几位对苏关系的“鹰派”人物:杜勒斯(J.F.Dulles)、参议员范登堡(A.H. Vandenberg)、波伦和前驻苏大使史密斯等人。Philip Zelikow,“George C. Marshall and the Moscow CFM meeting of 1947,”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 8,№2(July 1997),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