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以及变迁与延续，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进入对社会记忆问题的探讨。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识到记忆在现代多元分工社会中对传承社会价值和整合社会的重要意义。^①Maurice Halbwachs分析了家庭、宗教和社会阶层是如何依赖社会习惯（social conventions）保存对过去的回忆。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习惯一方面来源于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来源于关于现在的知识。^② 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非常创造性地将社会语境引入到记忆的研究，将记忆从心理层面带入到了社会事实层面，但同时过于依赖一种自我循环的分析思路：集体记忆依赖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也依赖于集体记忆。扬·阿斯曼（Jan Assmann）开始打开了这一自我循环的黑匣子， 分析文化记忆和集体认同是如何通过媒介（如仪式和经典文本的书写）而生成，由此进一步分析记忆在文化系统中的铭刻过程，^③但阿斯曼对哈布瓦赫最初关切的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缺乏关注。

在中国语境下，剧烈社会变迁下的记忆问题成为学者们考察的一个重点。这些关于社会记忆的书写往往过于宏大，且往往没有注意到市场、城市化和大规模迁移对“社会记忆”的重构。此外，这些学者往往强调记忆是依赖于现在的语境而构建，将记忆作为现在行动的一种资源，这一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往往忽略了记忆如何在社会层面制度化的过程和黏性。记忆不只是依赖行动者在话语层面的构建；在叙述之外，记忆受到物质和空间地点等非言语因素的限制。^⑥

本文汲取扬·阿斯曼将媒介问题带入记忆研究的成果，关注记忆制度化过程中的媒介作用。同时将这一问题置于一个变迁的中国社会语境中考察。本文的分析基于笔者2013至2019年间在上海关于外来打工者的田野研究。离乡外出打工和参与更大的市场将打工者带出了从前生活的家乡社区，他们必须面对多元的社会组织形式，如都市陌生人社区以及工作组织。这一扩大和重组的社会空间不断地重构打工者对“社会”的认识，记忆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构。通过分析打工者对家庭、家乡和职业生涯的记忆，本文试图揭示记忆如何通过物质媒介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建构，物质媒介在促成一种人际间的人情记忆和认可的同时，也激发了对“遗忘”人情的担忧和对一个陌生化“社会”的道德批评。在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记忆不只是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得以重构，而是塑造着我们对“社会”的理解。

我的报告人往往用“家”指代自己的亲密家庭和更加广义的家乡，将外出打工称之为“出门”。很多打工者提到在90年代初家乡人对外出打工的负面印象。一位来自四川的女性打工者回忆道，“家里人当时觉得打工是骗人的，你出去打工就像你家人把你卖掉一样。”许多打工者都会谈及自己在旅程中如何被骗的往事。一些打工者即便没有遭遇骗局，但同样担心自己被骗。一位女性杂货店店主回忆她第一次来上海的体验，“家里都是左邻右舍的熟人，很放心，在外面就觉得别人会不会骗我，偷我东西啊。”跨出家“门”打工意味着踏进“危险”的“社会”。

费孝通认为，安定少流动的乡土社会依赖熟悉，习惯，依赖面对面交流和口口相传。在这一传统的乡土社会，记忆有时候都变得多余。^⑦而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们需要重建记忆和信任。都市生活的不确定和动荡加强了对家乡和乡土的记忆。

在打工者聚集的城市城中村，基于乡土记忆的“老乡关系”是陌生人社区的一个重要纽带。一个人的“家乡”成为定位一个人的重要面向，同乡人聚居也是城中村的常态。即便邻里和社区公共空间的相遇让陌生人成为熟人变得可能，我的报告人告诉我即便“熟人”也从来不“串门”。一位女性报告人解释她为什么跟一个熟人从来不串门，“我们又不是老家人，又不是亲戚。”

当他们居住的都市城中村在被不断地拆迁时，我的对话人经常提起回老家的计划。在一次拆迁过程中，一位49岁的女性打工者告诉我她的回乡计划，她特别跟我提起家乡新鲜的空气和种植健康食物的菜园子。不只是消失的居所，还有城市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让我的报告人经常提起“回乡”的计划。“老家”在记忆中不仅有安定的居所，而且在经济生计上也是安全的。一位50岁的废品回收工谈到自己未来回乡的生活，“在家是自己的房子，房前屋后种点地，一天不需要开销。”而在上海，“你一天不出去赚钱，就要吃老本，房子要交房租费”。老家在记忆中被田园牧歌化了。

虽然城市提供了不同地域的年轻人浪漫相遇的机会，老一辈的打工者都强调子女“找老家人”结婚的重要性，年轻一代的打工者也大都遵循着这一原则。我经常听到男方家长对“外地新娘”会在婚后跑掉的担忧；女方父母也会担心女儿远嫁会在他们难以触及的远方“受欺负”。为了及时地引导和控制子女的“当地婚”，很多父母将子女的结婚时间大大提前。当然，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相遇，父母很难完全控制和引导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一位母亲在干涉女儿的浪漫爱情失败之后，最终同意她女儿解除在老家定的婚约，同自己认识的男生结婚。解除家乡的婚约无疑对父母来说有点丧失颜面，但她补救性地向我说明新女婿的家其实离他们家很近，就在“水泥路的东边”。虽然男女双方是在上海认识，但男方依然安排了当地的“媒人”协调双方结婚前的安排。婚姻将都市打工者与家乡联系起来。我的对话人为了儿子能在当地迎娶到新娘一般都会早早地在老家盖好房子。房子盖好才会有媒人过来提亲。男女青年回乡省亲往往是相亲的重要契机。

即便在家乡相亲和媒人的介绍，相互信任也不能视作当然。以刚年满十八周岁的彬彬为例。他在腊月回家过年的时候在媒人的安排下相亲。他告诉我，在相亲第一个女孩的时候他穿了一件大号的衣服，手于是经常蜷缩在袖口里，后来才得知女孩怀疑彬彬是在掩藏一些身体缺陷，没有同意。在与第三个相亲女孩短暂见面后，彬彬就确立她为结婚对象。随后彬彬家就通过媒人给女方家送去1万块现金和啤酒、白酒、猪肉等礼物提亲。新年过后，彬彬和自己的未婚妻前往各自的城市继续工作；秋天，他们回家正式完婚。在秋天婚礼之前，彬彬父母又一次给女方家送去钱和礼物。有意思的是，结婚前男女双方的父母从未会面，而是通过与双方都熟悉的媒人在其中协调。婚姻的安排不是完全依赖对家乡的记忆和乡土网络，此外还依赖于物质的流动。

虽然推崇“当地婚”，但是很多男方家长也会抱怨日益上升的婚礼费用。从事废品回收的志平就对我说，三四年前，自己的侄子结婚的时候彩礼才六万，现在要二十多万。虽然他的两个儿子都未成年，他已经开始担心这日益攀升的婚礼费用。虽然对“家乡”的记忆给打工者的婚姻提供了信任的保障，但这些金钱花费构成另一种记忆和期待。

虽然我的报告人经常提起“回家”的计划，这些计划总是不了了之。很多人“回家”了，但并不是回到自己出生的“老家”，而是附近的市镇或城市。在近几年，相对于在农村盖房，在市镇上拥有房产被视为是更好的投资。打工者“回乡”的决定显然不只是取决于对故土的记忆，而是与市场机会紧密相关。

一位回乡创业的打工者对我说回乡是基于一种对家乡的美好想象和幻想。在家半年后，他的幻想就破灭了。返乡的打工者纷纷抱怨当地复杂的“人情”和“面子”，这些基于地方性记忆的关系网络成为他们重新融入家乡的障碍。一位返乡工作的木匠比较家乡和城市的差异：“外面生活单纯些，家里出去做点事还要找关系。家里别人帮了些忙他觉得你欠了他一个大人情，什么事都要靠面子，非常复杂。外面你帮我忙了，我给你多少钱。比较简单。”他哀叹，家里“地方小，勾心斗角”。

基于“老家”和“家”的记忆是打工者形成安全感和信任的重要基础。这种记忆同时依赖于物质（钱，房子等）方式而延续。随着打工者和物质的流动，“故乡”也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和更大的“社会”紧密相连。流动的生活不断激起他们对“故乡”的乡愁，与此同时物质也让他们哀叹衰落中的家乡共同体。

哈布瓦赫将家庭视为承载记忆的一个重要制度。^⑧家庭同时也依赖于共同的记忆，这些共同的记忆依赖于日常照料、陪伴和仪式。外出打工让很多家庭分散在两地，空间的距离给家庭的共同记忆带来了挑战。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担心长期的分离会让自己与孩子“不亲”。一位母亲沮丧地说她女儿暑假来上海的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将她称呼为奶奶。因为女儿常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她更加习惯呼唤奶奶而不是妈妈。由于不熟悉女儿的身高体重，她上次给女儿买的衣服也不是很合身。从事废品回收的志平每年都会安排子女暑假来上海跟他和妻子团聚。在一次送别儿子回程的晚宴后，志平小心翼翼地把一些现金存放在儿子衣服的内侧口袋里，嘱咐他交给奶奶保管。在收获季节回乡的时候，志平会带着儿子和女儿上街买衣服。这些小的日常行为试图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家庭记忆。志平的妻子跟我说她上次离开家时，小女儿哭喊着让她不要走，她只能对哭喊着的小女儿说，“我去外面赚钱，帮你买东西。”

在父母2003年开始外出打工后，1990年出生的婉颖就辍学在家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给他们做饭，洗衣服。直到十八岁的时候，看着同龄的女孩一个个外出，她决定外出打工。她回忆说当时父母还是希望她留在家，但她坚决要出来看一看世界。现在弟弟已经上了大学，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和父母也同时在上海打工，住在同一个城中村。虽然母亲曾经让她辍学照顾家庭，她也曾跟父母抗争，但她跟我说得更多的是家庭穷苦的历史以及她母亲对家庭的贡献：“一开始我们家很穷的，连盐和油都吃不上。我们小的时候很穷的。我妈妈去很多地方打工，她捡破烂，背大包把背都磨烂了。我姥姥看到后都哭了。”后来我也从婉颖的妈妈那里听到她对过去“穷苦”日子的讲述， “我们以前很穷的。穷得连油都吃不上。那时候借钱盖房子，一下子借了一万多块钱。我就开始出门赚钱。” 婉颖说母亲微驼的后背就是曾经吃过苦的印记。

考虑到婉颖被父母强迫要求退学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她的弟弟后来上了大学，她本可以抱怨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我确实曾经在别的报告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抱怨。但在这里，对“苦”的记忆遮蔽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家庭的维持和延续依赖于对过去“苦”的记忆。不同代际的人虽然都会面对不同的生存境遇，但是他们都会记得家人过去所遭受的“苦”。对“苦”的记忆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

虽然在家庭内部“苦”的记忆可以通过故事讲述的形式传递，但物质形式在这一记忆的传递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婉颖和母亲在回忆曾经的“苦日子”的时候都提到“连油都吃不到”。当我在一位年轻的打工者家午餐时，他的妈妈告诉我，我们正在吃的豆子是她远在家乡的父亲一颗颗种的。她说她上次回家对父亲说，“等有一天苦了一点钱，不欠别人的账了，我就回来照顾你们。”随后她跟我回忆起她父亲劳累的一生，尤其是在她母亲死后将他们抚养成人。一位粉刷工指着手上的老茧对我说，“我在家里从来不说苦。这次我让我哥哥从家里给我带点肉给我。我爸妈带过来的全是瘦肉。他们知道我不喜欢肥肉。爸爸妈妈怕我吃苦。”物质不仅传递“苦”的记忆，同时也传递对“苦”的承认。

我的对话人经常会刻意跟家人隐藏现在受的苦，“报喜不报忧”。在家庭内部，人们非常克制地表达自己现在的苦。而在纪念那些失去的亲属时，人们会强化表述她们在世时为家庭所受的苦，甚至会说她们“没有享一天的福”。苦在沉默和言语之间成为一种家庭记忆，指向过去。我的对话人会回忆起夫妻一起吃苦的往事，承认对方“吃了很多苦”。这些苦的记忆往往通过物质和身体的印记得以传递。

在家庭语境下，对苦的沉默给相互理解和认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造成误解和冲突。亲人之间可能不理解相互的苦，或者认为自己的苦没有被认可，从而引发冲突。当然当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苦的交流往往超越默默地承认，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倾诉，特别是向家庭以外的人倾诉。玉兰被丈夫要求回老家照料丈夫的父母之后，跟丈夫的关系变得紧张。她跟我哭诉自己在老公家的苦，以及两人的争吵。她将两人恶化的关系表述了苦的难以沟通，“以前有什么不开心对我说。现在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在外面不开心，就要喝酒，在外面苦了对我发火。”她感叹，人心隔肚皮，自己的苦别人很难理解。玉兰还跟我提起她在跟丈夫谈恋爱时无意中发现他会把他去玉兰家花的礼钱记在账本上。玉兰只是在这个纷争时刻提起这段往事。志平也曾跟我悄悄说妻家将他送去的彩礼用于妻弟的婚事上。当说起这段往事时，志平特意嘱托我不要在他妻子面前提起这件往事。为了家庭的安稳，这些过去似乎最好被遗忘。家庭的共同体感同样也依赖于忘记，忘记那些具体的金钱数目。而志平的太太在另一个场合评论女孩的彩礼时认为女孩家留点钱也情有可原，“女方也把女儿从小带到大，也很辛苦”。在她看来，父母养育的辛苦不足以用金钱来衡量。

迁徙和分离给家庭的团结感提出了挑战。打工者试图在家庭分离过程中创造一种为家庭牺牲奉献的共同记忆。这一关于“苦”的共同记忆不只是基于言说，物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物质的流动不断创造着共同的记忆。与此同时，物质也创造着自身的记忆，其中包括物质的计算和分配不公。有些有害的记忆可能转变成对家庭的控诉。与此同时，苦的记忆跨越时空，让分散在不同地点和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分享一种共同的家庭记忆。苦的记忆创造了一种为家庭牺牲的伦理动力，在家庭内部形成一种情感联结。^⑨

研究“农民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关注在阶级形成的问题上，^⑩而忘了阶级或职业规范的形成往往依赖于某种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开始涉及职业和阶级的集体记忆问题。以律师行业为例， 哈布瓦赫分析了律师这一行业如何依赖于社会传统和记忆。他同时认为，与律师这样的职业群体不同，工人阶级跟物而不是人打交道，工厂的门将工人的工作世界和社会生活隔绝开来。^⑪这一分析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以来的社会批评理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的讨论。我的报告人往往将开始工作视为进入“社会”的标志。“工作”意味着进入“家庭”之外的组织。对于打工者来说，“工作”同时也意味离开熟悉的家乡社区进入城市，与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遇。打工者来到城市工作并不意味着她们被抛弃在一个没有记忆的异化世界里。

我的对话人深知城乡不平等和教育程度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底层”地位，从事的都是一些低薪，技术含量低的“苦力”工作，“苦”成为他们关于都市工作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记忆。这些苦的记忆不只存在于话语讲述之中，同时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身体和物质痕迹之中。很多打工者将自己身体的疾病与从前的工作联系起来。工资的数额也是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

女打工者艳梅跟我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做包子，早上五点起来，做到晚上七点。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以前工资低，一个月800块，都没有休闲。”一位男打工者回忆刚来上海的日子时说，“那个时候劲大，什么苦事我都干过，一开始是450块一个月，做装修工25块钱一天，学过厨师350块一个月，什么我都干过”。

一位做木材生意的老板谈到自己最初在上海的工作，“我踩三轮车上吴淞大桥。从下面到上面，总共有三公里路。我当时一个人推上去，推到上面的时候我喉咙管里就冒热气，当时就有一股血腥味冲到鼻子上，当时就停顿一下。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听父母说，怎么在劳动中用力过猛做成劳伤。当时推到离上面十米的时候，血就到了喉咙管里。我就把它吞下去。当时就感悟到了劳动的心酸和辛苦，这是拿生命去赚钱。”也是因为这次经历，他决定开始自己做生意。

通过“苦”的记忆，打工者展示了“能吃苦”这一积极的认同，让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与此同时，吃苦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意义，将他们的工作与对家庭的贡献联系起来，超越了结构性不平等给他们职业赋予的位置。那些获得成功的老板也通过苦的回忆建立起财富的合理性。吃过苦的老板更令人信服，有道德权威，阻止了针对财富可能的道德谴责和嫉妒。

这些苦的回忆和讲述试图唤醒人际间的承认和同理心，以此缓解危险的“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工作中的“人情关系”也成为打工者记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往往依靠自己的亲属朋友熟人获得工作机会。通过熟人关系在工作组织中获得愉悦。在一个法律机制不是很完善的工作世界中，他们也依赖熟人关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很多雇主和经济组织也依赖“家”和“人情”原则来招募和管理员工。

王兰从90年代初期就在她四川老家的镇上开始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包装厂里。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她依然回忆道，“那是最好玩的时候，厂里全是一般大的女孩”。王兰在1993年随自己的姐姐来到上海，在一家饭店打杂工。工作和生活同样艰辛，“一天到晚”都需要工作，“吃住都在饭店里，冬天都睡地上”。虽然工作辛苦，她依然不忘其中的欢乐，“接触的人多，见识多，自己能赚钱自己花”。她特别跟我回忆起她同老板儿子之间友好甚至有一些亲密浪漫的关系。后来她去了另一个餐厅工作，她回忆说：“那个老板娘对我真是很好的，我这副耳环就是她送给我的。过年也会给我买回家的火车票。”

虽然对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有着美好的回忆，王兰同时也换了很多次工作和雇主。王兰在餐厅工作之后开始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她回忆道，“我一开始也不愿意去，家里人觉得当保姆名声不好的。去了以后发现给别人当保姆也挺好玩的，人家有文化。就像我们在家伺候爸爸妈妈一样。这家每个月给我六百块钱，不然我为什么去做保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候给人打工才三百块一个月。”我认识王兰的时候，她是社区公益组织里的临时工，最后与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不欢而散，她跟我解释她离开的原因，“你把他当朋友，他不把你当朋友。”

不管是浪漫化还是抱怨自己曾经的工作，王兰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来记忆曾经的职业生涯—饭店工作时与老板娘儿子的浪漫关系，保姆工作中与服务老人如家人般的关系，与公益组织负责人失败的朋友关系。当然物质（金钱工资，耳环）在这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个人关系在王兰的记忆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她如今很少再跟她提到的这些人联系，这无疑让这些人际关系更加成为一种回忆，这也让她对曾经的同事和老板的怀旧之情变得可能。

装修工崔军常常怀念从前房东雇主与装修工之间的关系，“我98年来上海的时候，生意好做，现在房东越做越精了。那时候我们来上海打工的时候。人家下午买包子给你吃，吃点心，现在没有这种传统了。以前对待我们蛮好的”。现在他们要面对房东的种种不信任，与此同时装修工也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多一点利润。崔军自己也承认装修行业现在充满着欺骗，“水太深”。崔军一次跟我说，一位他负责装修的房主在另一个房间里偷偷抽烟，他后来故意把装修费抬高一些，以便给这位不分享香烟的屋主一个教训。其实崔军并不抽烟，甚至有点反对同伴们经常抽烟，但在这里他用一个“记忆中的传统”来合理化自己的收益。崔军经常跟我回忆起他曾经遇到过的“好房东”，他如何与这些房东继续保持礼物的往来和走动，并期待在未来能有“房东”和“朋友”帮他介绍生意。

当然并非所有的报告人怀念往日的工作关系，我的许多报告人将过往的工作经历记忆为一系列的人际间的“羞辱”和“受气”。冯大姐在从事独立的废品回收之前有过两次打工经历。第一次是在深圳的玩具厂，“那些主管为了完成任务，不管你做得好的，做得坏的，一起骂。我看不惯。”第二次，她在江苏启东的一家棉花厂打工，“那个厂里90%都是本地人。工资是按计件的。有任务来了后，先让本地先，我们没有。他们本地人工资比我们高一半。”她在离开这个工厂后决定再也不进工厂打工。丁良在回忆自己最初为什么从一家食品厂辞职转做蔬菜生意的决定时说，“我上了七天班，从白天到夜里三点，我问一下工资是多少。他说大概六块钱一天。当时他们把我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当一个女工，只给180元。我就决定不做。”他在这里在意的并不是工资本身的多少，而是他的工资与女工一样多。他解释这是由于他被视为“乡下人”从而得不到“正常的待遇”。

现代社会试图创造一种依赖技术理性而不是记忆的组织，然而组织都是有记忆的。组织一方面有其特殊的历史印记，^⑫同时组织中人也以特殊的方式记忆组织。我的对话人试图将自己工作的组织和职业生涯“个人化”。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际关系和其中的物质流动是如何形塑打工者对职业的记忆。用人情关系来记忆曾经的职业生涯合理化了固有的职业分工，但与此同时也是在呼唤社会认可，试图将“经济”道德化，打破等级，保持改变自己职业生涯可能性。面对工作组织里的不平等，打工者往往不是诉诸法律和阶级共同体，而是希望离开工作组织，得到“贵人”的帮助，成为“老板”。

迁徙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让离乡的打工者面对一个比家乡社区更为广泛的“社会”。他们不再只是面对一个基于人情往来的熟人社区，而是要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和工作单位这样的非个人化的机构。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情记忆在打工者面对复杂的“社会”时起着重要作用。物质的流动，特别是金钱，构成了人情记忆的一个重要媒介。与此同时，我们报告人经常抱怨现代“社会”太重视物质（金钱），充满不信任，容易让人遗忘人情温暖。一位从事运输业的老板告诉我，“社会记忆的时间短，你几年不联系就忘记了。”他于是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多读书，觉得同学情才是“真情”。现在让我们回到钱这一社会记忆媒介本身，分析钱的流动所折射的社会记忆与遗忘。

打工者将钱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也会给来城市短暂访问的子女和亲戚带一些钱回家。一个家庭的重要生命历程（如建房、结婚、生病）都牵涉到金钱的借贷。由于打工者往往被排除在正式的银行借贷体系之外，他们依赖于亲属和朋友网络以备不时之需。“人情”的记忆依赖于金钱的流动，与此同时金钱的借贷依赖于某种“人情记忆”。

当装修工崔军准备结婚盖房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送来三万块钱。他家甚至都没有开口向这位朋友借钱。一年之后，崔军准备还款，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他在本金之外多给了一千多块钱。这位朋友拒绝了这多加的钱。崔军然后买了很多烟和酒给他，并强调“人家借这么多钱是很大的一份情谊”。几年之后，轮到这位朋友家盖房。崔军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凑了几万块钱给他。崔军跟我解释说，借这个钱就有情分在里面。他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诠释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随着外出打工，原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的报告人经常抱怨“一打电话就要借钱”的亲戚朋友。当志平的堂弟从福州打电话来借2万块钱的时候，志平的妻子说自己一家人都要用钱，没有那么多钱。她跟我解释说，为了不亏堂弟的面子，她提出借5000块给他。虽然这个堂弟宣称借钱是为了在福建开厂，但志平的妻子告诉我，“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知道他干嘛，如果是离我们近，我们才知道他在干嘛。”后来堂弟没有接受这五千块钱的借款。虽然他们好久不见，志平妻子还是觉得不能亏待了堂弟的面子，面子是基于对亲属关系的记忆。不过她并不确定堂弟现在的状况，所以没有答应他的借款请求。借贷并不只是依靠亲属记忆，还要依赖关于现在的信息。

除了信息之外，金融理财概念和产品的普及也让利息成为金钱流动的市场化参考空间。亲戚朋友借钱到底该不该收利息现在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金钱在市场上可以实现增值，钱的另一个时间线可以根据利息来衡量。理想状况下作为借出方的亲戚朋友不应该收取利息。但借钱的一方可以在还钱的时候通过物质的方式表示感激。崔军在还钱的时候一开始多给一些钱，被拒绝后赠送了一些礼物。在崔军的老家，即便是亲戚之间的借贷收取一定的利息也是可以接受的。从贵州嫁到崔军江苏老家的一位女性打工者对此表示很难理解。她和她老公买房子的时候从他叔叔家借了一些钱，她和她丈夫需要付出比银行更高的利息。她跟我说，“如果不给利息，他就不借给你。我家人找我借钱我不要利息。要利息，就感觉很生分的，一点亲情都没有，那还叫什么亲戚朋友啊。”她同时赞赏她老公姐姐的“亲情”。老公的姐姐借给他们六万块钱买房子，没有要一分利息。当她最近要还钱的时候，老公的姐姐说现在不要还，让他们把钱留着买车。

对“人情”的记忆为“亲人”和“朋友”之间的金钱借贷提供了可能。借的钱也承载着人情的记忆。这种借贷往往不需要任何书面的借条，而是基于口头的约定。欠款拖得越长，人情的记忆也越深厚。与银行机构不同，借贷的双方对借款归还的期限应该保持模糊。理想中人情是一种弥散的记忆—要记住人情，记得报恩。如费孝通所言，“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⑬在各类重要的家庭庆典，收礼人会非常细致地记录别人送礼的状况，以免造成遗忘。

在由陌生人构成的都市城中村，打工者非常谨慎地处理金钱的借贷和逾期支付。我经常听到熟人借款后消失的故事。很多小店会用牌子写着“小本经营概不赊账”。但小店的老板告诉我，赊账依然不可避免。在城中村基于“熟人”和“面子”的赊账依然有可能，当面回绝别人的赊账请求不容易，所以只能用书写的方式表达“概不赊账”。虽然打工者之间也形成朋友关系，借贷也时有发生，但不足以确保稳固的信任。崔军借钱给一位同为油漆工的朋友，这位朋友由于在家滞留时间过长而没有按时间返还借款。崔军非常紧张，几次打电话催款。虽然他以前也借过钱给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也还款了，但过去发生的事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记忆。最后这位朋友回到了上海，把钱还给了他。即便如此，崔军还是经常跟我罗列那些欠钱不还的朋友，哀叹现在社会“你借钱给别人时你是大爷，找他要钱时你是孙子”。

金钱的借贷依赖于人情记忆。在人与人的相遇中，这种人情记忆似乎难以否认。随着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入分工复杂的社会，金钱借贷也依赖于人情之外的信息，特别是市场的信息。金钱不只是在亲属中流通，而且是经济领域的媒介。人情记忆依然通过金钱的流动得以维持和更新，但金钱也让人情记忆有了被遗忘的风险。我的报告人经常道德化这种风险（批评亲戚收利息），怀念一个逝去的人情世界，将现代社会批评为“金钱社会”。

在关于北海商业实践的民族志中，刘新观察到，与生活在祖荫下的传统社会不同，人们生活在“今天的今天”，难以表述自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⑭有的理论家同样也认为资本主义金钱经济会造成历史意识的丧失和遗忘。^⑮在另一方面，学者们观察到“怀旧”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在社会转型和都市重构^⑰中的兴起。在遗忘与怀旧之间，我们还需要分析记忆如何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得以沟通和制度化。本文以迁徙到城市的打工者为例，分析了日常生活中“家”和“职业”这些制度的记忆如何得以传递。这一沟通不仅限于日常话语本身，而且还依赖于物质形式（如食物，身体，礼物和金钱）。与此同时，物质本身也承载着自己的信息和记忆，让对家庭和职业的记忆充满不确定性和难以表述。这一难以表述的空间恰恰可以促成一种对人情的记忆和认可，对“遗忘”人情的担忧以及对“社会”的道德批评。

社会记忆的研究往往关注记忆如何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社会”在这里往往成为控制和解释“记忆”的框架和语境。本研究试图表明“记忆”及其物质媒介形式同时也塑造着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记忆”很难完全控制现代“社会”，而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代社会于是越来越多地诉诸书写的法律、合同以及其他抽象的信任机制。这些抽象社会机制与记忆的关系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