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58 ›› Issue (3): 91-100.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9
朱银宁
Yinning Zhu
摘要:
“体兼说部”是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四库总目》 确立的“诗文评”五种子类之一,以《六一诗话》 《中山诗话》 为代表,其历史生成有三个关键时刻。其肇端于宋,欧阳修有意在“资闲谈”外衣下借小说之体、运良史之才、作文章家言,创体了被追溯为类例代表的《六一诗话》 ;发扬于明,王世贞基于吴中文化与门户立场,联合群体在文权角逐中彰显文化资本与治学个性,将《艺苑卮言》 纳入了自己文集中创设的“说部”;确立于清,《总目》 底本中的部分“说家”作品被《总目》 改隶“诗文评”,乾隆帝与纪昀又肯定说部学术价值,“体兼说部”类例得以成立。三朝历经个人创体、群体运作、官方建制,可见“体兼说部”是出于理性设计与历史选择的诗学范式,具有合法性、有效性、日常性,值得与西方诗学系统性理论专著的主流范式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