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哲学中, 死亡就是虚无, 只不过虚无被包含在了存在之中。勒维纳斯认为, 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毁灭他人的倾向。为了使他者不受我的侵害, 死亡必须被看成陌生, 从而赋予死亡以伦理内涵。

人类的成熟曾被视为启蒙的目的, 通过比较康德和列维纳斯对“什么是人类的成熟”以及“什么是成熟的宗教”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启蒙的意义与局限。康德认为, 人类的成熟意味着人类从宗教的他律中摆脱出来, 进入完全自主的状况。而列维纳斯则认为, 成熟的人不只是为自己负责, 还应当能够为他人负责, 因此仅有自主性（l'autonomie）对于人类社会是不够的, 还需要思考一种“他人先于自我”的他律（l'hétéronomie）精神, 并且通过这种他律精神来重新理解宗教的意义。

在世界早期文字中, 甲骨文字形具有异乎寻常的规整化特点。既有研究虽然揭示了这一现象, 但却仅限于文字的外部形态和相关外部生成条件的讨论。本文深入到字形结构的内部, 通过定量的纵向比较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研究表明：甲骨文平面结构、构件方位属性的超常发展, 印证了严苛的甲骨契刻书写条件对字形规整化所起的作用；字形规整化并不意味着甲骨文构形具有全面的较高发展程度；而层次结构的较低发展水平, 作为甲骨文字形规整化营造因素, 亦同甲骨契刻的书写条件相联系。

“坡芽歌书”在记录语言时虽有其不成熟的一面, 但将其视为一种早期文字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根据它记录语言的特点, 在类型学上可将其归入“语段－表意文字”一类。该文种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早期文字的发生、形成、发展规律等问题具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

作为介于上海话与普通话之间不断变化的语音系统, 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呈现发展的阶段性。本文以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大纲为标准, 通过建立中介音语料库, 对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的六个发展阶段进行了阶段性特征分析和级差分析, 展现了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发展的动态过程。

吕思勉是现代著名的史家, 然鲜为人知的是, 他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部名为《中国女侦探》的小说。本文通过具体资料, 论证署名“阳湖吕侠”的作者实即吕思勉。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篇久觅无着的吕氏佚作, 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讨其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以近代小说史研究而言, 则解决了一项长久以来未获解答的疑难, 使这部笔名“吕侠”的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归属。

“非个人化”一直以来被视为英国诗人T·S·艾略特标志性的诗学主张, 但这一提法远不能涵盖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发展。事实上, 艾略特的中后期诗学思考体现出了鲜明的“个人化”价值取向, 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本质和文学阅读三方面均极力强调个性因素、个人视角的重要性。这与其早期的哲学探索《F·H·布拉德雷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深深暗合。应该说, 艾略特的这篇博士论文所孕育的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种子, 在其中后期的诗学观中得到了绽放。对艾略特诗学观中“个人化”取向的梳理, 有助于补正和完善艾略特的诗学形象。

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是旅游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因素角度构建其评价指标与模型。而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内涵的重新审视, 基于旅游目的地投入产出效率, 构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并运用数据差异驱动原理, 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竞争力展开量化研究, 则具有创新意义。据此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入产出效率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 且大多数旅游目的地对其所占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使用Shift—Share方法, 将旅游业潜力从产业结构变迁和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 可以系统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结构, 实证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识别和比较“结构红利”中旅游业潜力的形成和动态变迁机制, 从“结构红利”角度解释旅游业潜力的来源、形成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部分省份的影响比较显著, 显示出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和发展表现, 但是, 对于另外一部分省份来说, 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的旅游业潜力并未出现, 这也影响了其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指现有的旅游产业资源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 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潜在能力, 这一能力是对产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力的支持与保障, 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竞争实力和发展力。在此概念框架下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系统结构、影响要素、测度模型及相关测度环节进行层层递进的剖析, 可为下一步开展不同尺度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纵向测度和横向评价构建理论框架并提供操作思路。对于涉及到产业发展潜力测度的具体问题, 应结合评价体系和案例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 这样才能得出更翔实的结论。

学术界在对铸币税、国际铸币税的认识与测算中存在着几个误区。应明确的是：首先, 铸币税来源于政府对实际资源而非金融资源的占用, 因而在测算上需要坚持本金论, 摒弃利息论；其次, 借助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简表可以发现, 铸币税仅为基础货币, 而与狭义或广义货币余额无涉；再次, 国际铸币税不仅包括流通在境外的基础货币, 而且包括中央银行吸收的外国官方储备存款及非居民持有的国债。

施米特、阿伦特与勒弗尔皆承认18世纪末的革命开启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形式(或体制), 即：代议民主制；也强调唯有了解革命如何将国家主权转向人民主权, 我们才得以掌握现代民主制的深刻问题。他们各以其政治现实的关怀与理论立场, 阐释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真实意义。对于他们而言, 革命涉及难解的"民主基源性"及其正当性之论据的吊诡。施米特以"主意论式"的政治决断论, 肯定人民集体的政治决断本身即是正当性, 不必援引任何道德及伦理的规范原则, 就此他肯定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主义", 继而推展出主权者与人民同一性的民族论式的民主理念。阿伦特、勒弗尔反思批判施米特的阐释, 以此为取向, 重新阐释革命, 针砭"雅各宾主义"如何从倡议人权、法治、公民德行与爱国主义的崇高理念, 走向扭曲, 甚至摧毁民主革命的途径。

随着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型, 一方面, 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概念被置换成为快乐、满足、成就这些稍纵即逝的私人观念, 另一方面, 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只可能承诺某种消极价值, 比如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所有公民的正派社会, 或者一个制度上保障公民自尊的正义社会。试图让现代政治社会（民主制度）为每个个体提供现成的幸福乃是一个"范畴错误"。在现代性背景下, 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 政治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的多元共同体主义结合, 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 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

近代上海租界的法制是现代法制。这一法制引导、规范了上海租界现代社会, 其中包括：现代议政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现代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施行、现代司法的诞生和运作、现代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等。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中有瑕疵, 包括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等方面。形成这种瑕疵的原因主要是：上海租界当局有殖民意识、部分执法司法人员法律素质低、上海租界当局不深谙上海的社会实情等。上海租界现代法制的瑕疵对上海租界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并使之出现了病态。

1905年哄闹公堂案发生后, 上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连日集会抗议, 形成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风潮固因公堂案而起, 但其背后实隐含着中外双方对于租界内警政和司法权力的争夺。在抗御外侮、卫护国权的过程, 上海绅商一直主张以和平、文明的手段和体现华人尊严的方式, 合力与争, 并提出了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设华董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此前历次民族主义风潮中“文明排外”的抗争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承袭, 实际上也提示了“文明排外”的新趋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3号文件和第5723号文件, 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台湾政策的重要纲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政策的核心是“将台湾作为自由中国替代共产党中国的中心”。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成为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与中国大陆对峙的重要前提条件。

环境伦理已有的理论建构主要是规范伦理向度的建构。规范伦理向度建构面临着规范生成困境、规范有效性问题、规范与行动之间的逻辑距离、规范普遍性与主体差异性的矛盾等诸多困境。事实上, 环境伦理在德性伦理向度的建构不仅可能的, 而且可以有效地超越规范伦理向度的各种困境。德性伦理向度的建构思路包括传统德性伦理德目意义的拓展以及具有环境美德的新型道德人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