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趋新与壮大是其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在各种外在的不断变化的摄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其行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特色各异，而其中变化程度最为激烈，首尾反差巨大者当属近代小说。

所谓“近代”，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该时期小说的发展形态、特点与节奏，与中国一步步地沦于灾难深渊有着莫大关系。如果将“晚清小说”（指戊戌变法至清亡）切割出来，确可集中地显示这14年的创作状况，也便于与现代小说起点相衔接。然而，从传统小说转向现代小说的全过程却遭到人为割裂，此时若与晚清前相比较，刺目的现象会使人感到突兀且不知原因之所在：原先每年至多三四十种作品问世居然骤增为数百种；一时间竟会有这么多人都对写小说产生了兴趣；创作题材由狭邪、侠义公案急速地转至救亡与开民智；遭阅读市场排斥的翻译小说突然又大畅其道。这一系列问题在“晚清小说”范畴内恐难得到解释，而相应的，“小说界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也无法寻觅。

上述变化并非发生于一夜间，此前其实有一个长时期的量的积累过程。从增量甚少到渐渐增速，而自甲午战争以降的八年里拥有了极大的加速度。光绪二十一年之前与二十八年之后的小说状况差异极大，而衔接这两者的八年，正是近代小说发展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就在这期间，对日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以及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入侵等极其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中国社会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这既是近代小说发展转折的基础，同时也是催化剂。

小说发展受诸多因素的约束，影响直接且重要者则为出版、作者、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与读者等五个因素，其要求或支撑程度约束了各时期小说内容、形态及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各受社会生活约束的这五个要素又互相约束，构成较为稳定的系统，其平衡的打破须得有猛烈的冲撞。因此直到清同治末年，尽管各种流派此起彼伏，小说发展态势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在已维持了300年的系统的制约下，小说不可能出现清王朝最后十余年那般景象，而这种景象终于出现时，原有系统的平衡实际上已被打破，在经历了一场动荡之后，这五个要素已构成了新的、更有力的系统平衡。

系统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出版及其所含的传播方式。这是支撑小说发展的基础，同时也约束了它的规模。从明初到中叶小说创作停滞了近200年，根本原因就是印刷条件成了小说发展的瓶颈。同样，要像晚清小说那般作品繁多，出版与传播快捷，原有的出版状况也根本无力支撑。作为小说发展的前提要素，出版首先受到要求变革的冲击。变革的可能性在同治年间已经形成，其时大批人口与资金因战乱流入上海，在客观上为近代小说崛起作了最基础的准备，因为新兴的大城市储备了庞大的读者群，印刷业的升级换代也可寻找到资金的投入。

率先冲击者是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的申报馆。同治十一年（1872）四、五月间，《谈瀛小录》等三篇翻译小说接连刊载于《申报》；不久它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刊物《瀛寰琐纪》，并连载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翻译小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报载小说示范了新的传播方式；以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刊印，打破了数百年来传统印刷的一统天下。《申报》开张不久就锐意创新，显然早就定下通过报载小说使两者相互借力，从而行销更广的计划。可是报载小说只持续了三个多星期，《瀛寰琐记》一终结，《昕夕闲谈》便也不再见下文。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中国读者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已形成一个独特的阅读体系，它会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吸纳新鲜内容，但大量外来物猛然强行嵌入，自然会因格格不入而遭排斥。

申报馆很快又有另一尝试：同治十三年九月底，它排印了1000部《儒林外史》，结果不到10天就已售罄，再版1500部，购买仍很踊跃，于是后来又有三版。此举开辟了新的财路，美查立即有意识地利用出版优势刊印传统小说。经济实力增强后，又扩大再生产，添置设备放手大干。美查并不知道，自己在不自觉间已按下了一个按钮，开始冲击已维持数百年的小说发展模式的平衡。以往小说多以雕版行世，其价格约束了读者群的组成，读者、创作与出版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平衡。如今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价格又低廉，这便使那些作品的读者陡然增加，此状况若扩展到所有小说，整个读者群的规模与组成都要发生变化，创作与出版就会面对新的要求，并因约束力的变化而相应调整，这时小说发展的态势就会异于数百年来基本不变的模样了。

中国拥有极其广泛的小说读者，申报馆起步时占据阅读市场的份额尚小，于是不少小说仍以雕版刊行。光绪二年（1876），美查开设点石斋书画室，引入照相石印法；光绪十年（1884）又开设拥有凸版全张印刷机的图书集成局。出版快速、版本精美、价格低廉，且可借报纸造势，以旧式印刷术刊印小说即使顽强抵抗也无法与之抗衡，以一元的廉价挤垮每部六元的汇珍楼版《野叟曝言》就是典型一例。申报馆在小说出版领域获得了远高于平均率的利润，刺激了其它资金的强劲进入，申报馆的独占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

此后仅上海一地，以先进设备与技术涉足小说出版的机构不断涌现。光绪七年（1881），徐润等人集股创办同文书局，购石印机12架，雇佣工人500人，后来徐润还开设了铅印印刷局广百宋斋。光绪八年（1882），凌佩卿创立鸿文书局，这也是出版小说的重要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创办蜚英馆，它与点石斋、同文书局在石印界恰成鼎立之势。加入竞争的还有多家书局，同样拥有出版优势的新闻报馆、沪报馆，在每日出报的同时也都紧咬小说市场的利润不松口，印刷先进如今也成了它们号召读者的资本。同时，新兴的代客印书业务又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无力购置印刷设备的书局或个人同样可加入竞争。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上海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已有相当规模，那些出版机构轮番上阵，几乎将传统的旧小说重版殆尽，申报馆已不再独擅风流。激烈的竞争已在所难免，如《七侠五义》的风行使新出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行情看涨，一时间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以及申报馆纷纷加入战团，如此密集的销售大战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还是头一遭。竞争迫使出版者让利，读者群则相应扩大。

竞争又使读者逐渐适应新的传播方式。尽管申报馆当年的尝试并不成功，但报刊登载小说是发展的趋势，而使读者终于认可同样是以旧带新的模式。当《野叟曝言》刚行世时，《字林沪报》每日增加两页连载，其格式统一，日后可装订成书，而且随报附送，不收分文。此招一出，报纸销路分外顺畅，先前的报纸还两次应读者要求重排。此后，该报又连载《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随报附送。连载是新的传播方式，内容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字林沪报》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此。刊载小说从此成了报刊不可或缺的栏目，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已被中国的广大读者认可与接受，读者队伍还因此而扩展。

印刷术的先进与普及，已可支撑小说的繁荣，新的传播方式也已被接，但小说的繁荣与突飞猛进还须有待时日，因为其他四个要素的重大变化需要社会急剧动荡的巨大刺激。社会的迅猛变化将促成创作冲动的酝酿，其内容则是急剧的社会动荡的反映。作者群因观念变化而迅速扩增，且创作宗旨已与经世致用、改良社会，甚至还与革命连在一起。同时，翻译小说大量涌现是晚清小说一大特色，创作观念与方式，作品内容与形式乃至整个创作状态都甚受其影响，故而“译者”也可归入“作者”这一要素。然而，从国门初开到有一批通晓外语且有志于文艺的翻译人才，还需有二三十年的等待。理论这一要素也与翻译小说有相当关系，当时理论内容与形态的明显改观，都借鉴了翻译小说带来的叙事方式与创作风格，以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传统的序跋与评点的主导地位逐渐逊让于理论论文。同时，由于社会急剧动荡，政治观念必然融入小说理论，救国救亡、开启民智等议论开始取代劝善惩恶的说教。至于官方的文化政策影响方面，清政府禁毁小说的政策难以进入租界，这是上海许多书局集中于四马路一带的重要原因。随着印刷业的改造，小说市场迅速扩大，舆论环境已完全有别于先前，颓坏的国势使封建统治者无暇也无力于关注或控制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最后，广大读者的共同喜恶是制约创作或出版的最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本身的发展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中，他们的阅读兴趣会逐渐发生变化，这恰与感同身受的作者创作变化基本同步。如果说在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的近代，市场对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决定小说市场走向的，则是读者的选择。

概括地说，若没有出版方面的先行准备，其他因素的变化还难以使小说面貌迥然改观；反之其他因素若无动静，出版的准备将无用武之地。这时，历史提供了机遇。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爆发，其后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使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都陷于急剧的动荡，也促使了影响小说发展的其他因素的激变。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又侵占辽东；三月，清政府被迫订立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马关条约”。日本入侵台湾，中国军民的抗击坚持了近半年；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并发动了首次广州起义；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在上海创立。也是在这一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军。这一连串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它迫使大众关心时局，小说创作也立即转向现实，甚至与正在发生的事件相平行，而作品的增多与畅销，表明了读者的扩展以及他们对创作转向的支持。

日军侵犯台湾才一个月，描写台湾刘永福黑旗军抗击的《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初集就已问世。半个月后又出版二集，开卷即见台湾全省地图，以激起读者对割让宝岛的痛心，书载20幅反映情节的图画，便于识字不多的读者浏览。初、二两集与台湾战事同步，写作与出版完成于一个多月间，是小说史上问世最为迅捷的时事小说。小说以报上所载台湾战事的重大事件为框架，但其间八卦阵图、小姐统兵、道士作法、埋棺轰倭、狗阵蹈坑之类，却是剪裁历来小说故事的内容作填充镶嵌。其时全国百姓群情激愤，期盼台湾军民的胜利，这些故事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应该肯定作者与出版者的爱国热情，同时也须承认，如此快捷也是为了乘时牟利，而且他们确实是如愿以偿。再过半个月，第三集又出版了：

今将台南、台北近日战事情形绘以图说，付诸石印。书面用外国颜色鸡皮纸为记。详载出榜招贤、豪杰归心、疑兵破倭、拘民当兵、阵困倭奴、倭国丧师等情节。奇文快事，有目共赏。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每部售洋一角四。初集一角，二集一角，如合购初、二、三集，收洋三角。零趸批发，格外公道。在上海四马路五层楼内售书处文宜书局。函购原班回件不误。宏仁堂启。^①

广告中“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一语，透露出该书因销路甚佳而遭盗版。作品畅销的根本原因是民众急切希望了解战况进展，且愿闻其详，尽管作品中一些情节可能是虚构编造的。

其时《台战演义》初集也开始流行，不到一个月又出续集，也附台湾全图。作品中日军屡屡中计，其蠢笨使人可笑，可是不少情节太离奇，细读后就难免生疑。不过，作品描写的毕竟是黑旗军大败日军，关心战事的读者明知书中虚构不少，但仍读得津津有味，所以报上广告称“始可笑，继可疑，终乃大快”。广告还强调作品的可信性，说该书出自刘永福的幕僚，“故能言之凿凿也”。^①作品结尾称：“剿灭倭贼，克服台北、澎湖等处，可拭目待矣。”这种乐观的希望，也为读者所共有。此时流行的还有《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它描写台湾战事时有意联系历史上戚继光平倭等故事，从而揭示日本侵略的一贯野心；又收录“上总署衙门全稿”等文件，以助读者真实地了解事态发展，这也表明关注战事的读者并非全着眼于故事情节。作品框架基本真实，内容则是近日的消息、传说以及作者编造的糅合，基调高昂激奋，可激起读者同仇敌忾的心情。标榜“图说”是该书特色，图文并茂，既可激起读者的阅读热情，又增加作品的通俗性，面向更多的读者。

七月，又有《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问世，内容为张秀容在丈夫战死后，毁家助饷，召集旧部，消灭日军。书首“竹隐居士”的序中有段话颇可注意：

彼世之居高位、享厚禄者，第知养尊处优，营私肥己，据仕路之要津，弃江山如敝屣，犹以为度量宽宏，功资燮理，俨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命为大丈夫者也。孰不知其遗大投艰，畏难苟且，周旋委曲，竟如妾妇从夫逞计，千古遗羞，万人唾骂哉。

猛烈抨击朝中权贵，表明作者与读者都已开始对这场战争作较深层次的思考。

盼望台湾的抗争能出现奇迹的希望破灭了，但该题材的创作却未终止，讲述明代戚继光平倭的《蜃楼传》正问世于此时。现实战场上不断败退时，复习历史上的故事却可以帮助人们确立最终胜利的信心，也可提供梳理辨析纷乱头绪的借鉴。作者还特别强调，平倭初期失利就是因为朝中权奸擅窃国政，古今对照，读者会立即想到批判矛头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向。其时又有在想象中战胜倭寇的作品，较典型的有《梦平倭奴记》，篇首按语称创作是为了“以快众人之心”，而篇题中的“梦”字，却也正突出了对现实的无奈。《仙侠平倭演义传》则是糅合才子佳人与神魔、狭义小说的内容，创作的重点已是供读者们娱乐。可是这样的作品也在描写平定倭乱，并与朝中“奸权害国”紧密联系，却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时局剧变对创作的影响。

与前面几部时事小说不同，《中东大战演义》从日本入侵朝鲜一直写到台湾军民抗击日寇及其失败，整个战事中各历史事件的头绪、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及转折等都交代得比较清楚。此书出版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作者不再以快读者之心为职责，而是较从容地辨析梳理并作相应的反思。光绪二十三年，此书以《说倭传》为名出版时流播似尚不广，但三年后人们似乎突然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申报》与《新闻报》也都刊载广告介绍，其原因就在于这期间接连发生了戊戌变法失败与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变法图强的希望破灭了，人们还预感到一场更深重的灾难即将袭来，他们不得不关注迅速发展的局势，忧虑国家的前途，而观察与思考时，又不能不与五年前的那场战败相联系。此时读者们急于阅览的并不是《台战演义》那般激情多于理性的作品，而是需要对当年战争进展及其后局势演变的有条理的叙述，以及相应的客观评价与分析。此书改名为《中东大战演义》再版，正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按《说倭传》问世时间，它仍属时事小说，而社会剧变的一再发生，相应的时事小说就不断问世。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出现《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等作，而辛丑条约签订仅两个月后，《世界繁华报》便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后又结集出版。李伯元在自序中说，他创作的目的是愤于社会不思反省：“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他还在《例言》中强调真实性，“是书取材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敷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小说体裁，自应尔尔，阅者勿以杜撰目之”。不过，作品并非纯客观的记录，而有其倾向性，即所谓“彰善瘅恶，自有微权”，这与作者的写作宗旨相一致。

当时讲史演义创作出现了新动向，即开始讲述与现实政治发展与变化关系甚大的本朝的历史事件，这也可看作是某种反思。《林文忠公中西演义》从荷兰占领台湾一直写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源源本本，详述无遗”，虽然售者声称“酒后茶余，可资谈助”，^①可是酒后茶余也在谈论重大政治事件，正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此时反思的深入人心。《扫荡粤逆演义》是第一部描写太平天国全过程的小说，而《羊石园演义》描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军民抗击英军侵略的故事，它先在《东华日报》上连载，后又结集出版，可见也甚受欢迎。这三部小说描述了中国近代史最初二十多年里最重大的三个历史事件，它们的问世与流传，表明了人们开始探究为何中国会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到受列强欺凌的弱国。

在甲午战争前已流行的创作流派此时也有所变化。《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各种续书也相继而出，《施公案》更是出到“十续”。社会急剧动荡之际，该流派也与时局挂上了钩。《李公案奇闻》的内容无非是李持钧为官清正，公平断案一类，但该书主人公已不再是古人，而实指光绪间的李秉衡。他曾率军北上抵抗八国联军，战败自杀。清廷曾优诏赐恤，后屈服于联军淫威，诏褫职，夺恤典。“恨恨生”在作品序中直言此事：“骨肉未寒，而罪名加矣；诏墨未干，而恤典撤矣。纪功无录，归狱有辞，岂始愿之所及乎?”此时还连续有几部讲述剑侠故事的作品问世，“狎鸥子”在《飞仙剑侠奇缘》序中指出了它们与时局的关系：

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无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其编其奚属哉?

那些作家也痛心于国家危机的深重，但又看不到出路，只能写些幻想中的剑侠故事算是慰藉，而这些作品出现于有关义和团各种传闻流播之际，其间也应有某种联系。

此时的狭邪小说与基调慷慨激昂的时事小说正相反。这八年间上海继续迅速发展，资金与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它很快呈现出一个大都市的风貌。国家危难在不断加重，此时上海的冶游生活却异常发达，夜夜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狭邪小说创作依托于此而繁荣。《海上花列传》开始较广泛地传播，但原因却异于韩邦庆的初衷。该书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意义被略过，或宣传“人生行乐，不外乎吃着嫖赌，吃着赌各处仿佛，为嫖则上海为最胜”。^②或强调该书“将万种迷惑柔软情形逐节细表，编成演义，使人皆知妓之迷术，应对有方，不为所困”；读后又可懂妓女的苏州话，“庶可彼此对谈，不致茫然草董，岂非醒迷妙诀，极佳快事。”^③书也被改名为《海上看花记》或《海上百花趣乐演义》，韩邦庆的精心之作被说成嫖妓启蒙教科书了。孙家振在自序中自称作《海上繁华梦》是“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但他描摹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时，暴露远多于劝惩，局骗赌术诸事尤发挥无遗，出版商便将其当作嫖妓防骗术推销。此时走红的又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它一面世就有多家书局盗版翻刻；两个多月后其续集又行世，“所有姘藏马夫、戏子争风吃醋等事，莫不描摹尽致，并于四大金刚之外所有上海一切淫妓行状尽皆罗致书中，亦历历如绘”。^④作者刊登的广告不说风俗劝惩之类的话，强调的是“所印无多，望速赐顾”。一时间，描写妓家故事似成风尚，《梦游上海名妓争风传》、《野草闲花臭姻缘》、《欢乐梦》、《海上时新名妓演义》等接踵而出，这类书的畅销，正从一个侧面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种社会风尚。

以上几类作品，都属传统小说范畴，内容与旨趣各不相同，甚至反差极大，但与先前的创作格局相比，都显示出了越来越关注现实的倾向。社会的急剧动荡，使传统小说的创作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同时它又使人们开始读到了从未见过的新类型的小说。

同治末年《申报》尝试之后，也有过些零星的翻译小说，而作为一个连续的运动，其始端应是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时务报》创刊伊始就刊载了《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其后又接连连载了四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风靡全国的《时务报》将这些作品传至各地，而侦探小说情节吸引力强，读者很快就被案件的悬念与神秘性抓住。案件的实质不难了解，如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归纳其根本，却是已熟悉的财、色二字。可是破案过程却让中国读者折服了，这里没有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而是全靠惊人的智慧、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最后人证物证齐全，分析滴水不漏，案情大白，凶手伏法。案情渐渐明了，情节跌宕起伏，一环紧扣一环，气氛紧张神秘，有时还有点恐怖，受到震撼与冲击的读者一旦捧读，就不忍释手，读罢掩卷思索，也可有许多收获。那些侦探小说宣传的是公平公正的思想，最后都是好人伸冤，恶人受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与中国传统的劝善惩恶精神有某种一致性，大团圆结局也为读者喜闻乐见，这都有助于克服阅读时可能产生的障碍，这也是翻译小说首先以侦探小说的流行站住脚的原因。当然，破案过程中居然没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几乎必不可少的如严刑逼供之类可能会使读者惊讶，但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科学与文明方面确实是逊于别人，维新变法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时务报》刊载侦探小说是宣传维新变法的辅助手段，它的成功在小说史上也产生了重要意义。其后侦探小说接踵而出，正证明了读者的欢迎，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小说占据了中国广大阅读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小说发展进程中将出现一个全新的大类。翻译小说的流行还意味着中国读者代代相传的欣赏习惯的变化。就叙事模式角度而言，我国小说常由一说书人担任全知叙事者，负责讲述故事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还可以进入情节剖白人物的内心活动，叙事策略则是从头道来，一竿子到底，而作品结构基本上都是将情节元素按时顺作串联或并联。西方小说中常出现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时间的安排又有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方式并交替使用。中国读者在欣赏紧张的侦探故事时，逐渐接受了这种陌生的叙事技巧，长期以来的审美趣味开始显示出多元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不久即创办《清议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他鉴于小说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便从创刊号开始连载翻译小说《佳人奇遇》，并配以《译印政治小说序》。该文最后写道：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时务报》刊载侦探小说还只是宣传的辅助手段，《清议报》刊载《佳人奇遇》则明确地直截了当地为政治服务，近代小说史上也首次出现“政治小说”的标识。

“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也是后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导思想，它或有助于政治活动，但以此指导创作，却会将小说发展引入偏途。《佳人奇遇》连载结束后，《清议报》又开始连载同样表现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以及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的《经国美谈》。早在连载前，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已作了宣传：“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这两部翻译小说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向全国传播，随之一起流传的，当然还有梁启超对于政治小说的赞誉。

然而，当时这两部政治小说未能成为最受欢迎的翻译小说，因为有一部作品已高踞榜首，那就是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二十五年上海素隐书屋将其与《新译包探案》^①合为一集出版，几家报纸几乎同时刊登广告推出，一时间读者们多已知晓这部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来有多家书局出版与再版，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与其他侦探小说也是一出再出，其盛况都远过于《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言情与侦探终于使翻译小说在中国畅行无阻，两者都以情节取胜，但社会效果却不一。侦探小说中的破案过程、司法制度、科学手段的运用、逻辑推理的严密等都迥异中国，其情节固然吸引人，但弥漫于作品的氛围、各种理念与制度，甚至人物的言行举止对读者来说都较陌生，他们通过阅读对西方这方面情况开始有所了解。《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也有许多中国读者陌生的东西，如舞厅、剧院、社交场合、社会风尚以及法国的浪漫情调等等，但其内容读者却是熟悉，各朝各代，何曾少过描写才子与妓女故事的作品?作品主人公马克格尼尔的美丽善良与其命运的悲惨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真挚的爱情不得不屈服于门第等级观念与金钱势力的压迫，这则故事里的许多元素其实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多可找到，但也应该承认，似尚未见有如此作这般哀婉凄艳，林纾的译笔又传神动人，于是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确是对作品流传后轰动效应的真实写照。

一直到光绪二十五年，翻译小说主要是出自两个点，一是梁启超为宣传维新改良，在《时务报》与《清议报》上刊载的侦探小说与政治小说，另一则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翻译小说在中国正式起步时译作只有几种，但其行世很快就带出一股热潮。《佳人奇遇》等作适应了政治的需求，而侦探与言情小说刺激了读者的欲望，它们一旦为大众所接受，其他题材的翻译小说也顺势进入了国门。

光绪二十六年，经世文社出版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此作含有大量的科学知识，并在当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作大胆但又合理的想像。科学知识在作品中并非生硬地排列，而是融入惊险曲折的情节发展，同时又是情节构思与矛盾解决的重要元素，有时神秘气氛的烘托或出人意料的结果都与之相关。该书在中国极受欢迎，多次再版和再译，凡尔纳的其他作品也纷纷被翻译，于是科学小说也成了翻译小说中的重要一类。此时重要的译作又有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该作描写了美国南部奴隶制的残暴，以及黑奴们非人生活的惨状。辛丑条约签订后，人们都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而此书更使读者形象地感受到亡国后的处境。这也是林纾翻译的目的，他在书后跋中写道：“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出版，这是《鲁滨逊漂流记》在中国最早的译本。这部小说使中国读者看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所萌生的那种进取精神与冒险精神，以及对个性自由、追求财富的赞扬。其时中国正处于动荡的大时代，这种顽强的冒险精神与进取精神给读者们树立了一种榜样，这种崭新的精神哲学也影响了许多年轻人。

《八十日环游记》由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合译，陈寿彭在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曾留日与留英；其兄陈季同为清政府外交官在法国等地生活了十五年。陈氏兄弟曾创办《求是报》与《时务报》呼应，光绪二十三年时还连载了陈季同翻译的法国小说《卓舒及马格利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者之一王寿昌也是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曾赴法国留学六年。若与同治末年《申报》刊载翻译小说的尝试失败作比较，三十年后的局面已迥然不同。最早派出留洋的学生开始纷纷归来，其中爱好文学者将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学视为己任，而这支队伍随着归来者的增多而不断扩大，又恰逢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迫切需要了解外国的方方面面，于是翻译小说的兴盛便成了此时必然的现象。此时亦有未曾留洋的译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励学译编》开始连载杨紫与包天笑合译的《迦因小传》，他们的翻译方式有点像王寿昌与林纾、薛绍徽与陈寿彭，但他俩都没有留洋背景，只是杨紫在上海中西书院学了三年英文。凭借国内学习的外语翻译小说，这种情况当时少见，后来却是翻译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这部《迦因小传》只译了下卷，翻译时又小心地将私生子之类描写全都删去，将迦因塑造成纯情少女的形象，直到后来林纾将全文译出，读者们才见其真面目。

对读者来说，翻译小说的流行不仅增加了小说阅读的种类，而且还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它的叙事模式，于是传统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也随之逐渐改变。然而，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若将《时务报》刊载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今日译本对照，可以发现原作的叙事模式已有不少改动，如将倒叙改为与事件发展顺序相一致的直线型叙述；删去铺垫类的描写，以照顾读者快速进入情节发展的愿望；减少头绪使结构较为单纯等，这些修正与改变都是同一指向，即替代以中国读者所习惯的叙事方式。《时务报》让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故事叙事方式，但翻译时又使之向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作一定的倾斜，以免读者一时间受冲击过大而弃之不读。梁启超本人的翻译也很注意“仿旧来小说体”，^①“按之中国说部体制”。^②其实，其他翻译小说进入中国阅读市场时都程度不等地有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西方叙事模式的进入与读者的接受，实际上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当读者对西方的叙事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时，译者与出版者就不再特别注意与读者传统的欣赏习惯相合拍。如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陆》第一号开始连载《鲁滨孙漂流记》时，篇首“识语”就声明：“原书全为鲁宾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翻译小说在中国的畅行，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也逐渐改造了读者的欣赏习惯，仅就这个意义而言，翻译小说此时的开始兴盛，确是近代小说发展过程极为重要的事件。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征集针对“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即鸦片、时文与缠足提出“祛各弊之妙法”的小说，并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且能“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征文结果见于六个多月后《申报》的“时新小说出案”，当时来稿或“非小说体格”，或“事多不近情理”，或“仍不失淫辞小说之故套”，仅由于“若过吹求，殊拂雅教”，才选出二十位应征者奖励。根据韩国学者吴淳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查到的83篇的目录，可对这次应证情况有个大概了解。应征者主要来自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尤甚，其中教徒占了相当比例。这样的分布与《申报》、《万国公报》覆盖范围有关，同时也由近代以来各地区社会与文化环境变化的程度所决定。来稿中相当一部分并非小说，如南洋水师学生于基万稿件的题目就是《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鸦片、时文、缠足，若不设生更改，终非当强之兆说》。来稿众多表明，相当多人认同对缠足、鸦片与时文的批判，他们对这个论题确有不少意见要发表，却不擅于甚至是不会小说创作。可是热情仍在，又急于发声，于是就以论述文来应征了。

这次征文活动并不成功，但对于近代小说的发展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开登报征集小说，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也是后来各报刊小说征稿的先声，它给众多潜在的小说作者指示了今后作品发表的园地，尽管该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待时日。这次征文活动更重要的意义，是它明确且突出地标明“求著时新小说”，要求针对当前社会之积弊，提出改良的方法，而限定体裁为小说，则是因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这个思想已与“小说界革命”相通，后来梁启超能振臂一呼，群起呼应，其实就是这八年来逐渐积累的结果。

若将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相关的创作、理论及活动按时间顺序作一排列，可以清楚看到“新小说”萌生与逐步成长的过程。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傅兰雅针对“中华积弊最重大者”征集“时新小说”，征文虽未成功，却在方向上指出“新小说”存在的必要性。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时务报》创刊，它接连连载西方侦探小说，借其所隐含的科学、文明思想配合维新变法的主张。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序》，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他首次明确提出借小说扩大政治改良影响的主张。同月，天津《国闻报》开始连载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文中亦云：“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他们一南一北，同时注意到这一事实，而严复与夏曾佑所提出的“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观点，后来则被梁启超充分发挥。仍是同月，《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这份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的宗旨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起看了有益”，即对“新小说”形式上的要求也已开始提出。同样是光绪二十三年，维新变法主将康有为出版《日本书目志》，其卷十中云：“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由此可见，借用小说作宣传，已成维新派的共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要求变法改良的呼声未形成压倒性的舆论，借助易使家喻户晓的小说便更具有急迫性，而为此目只有一个狭窄的选择，即政治小说。他创办的《清议报》连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还连载了曾对日本维新成功产生过影响的《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因为它们是“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浸润”一词的出现，表明梁启超已开始研究小说为何能如此影响读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衡南劫火仙”在《清议报》上发表《小说之势力》，称赞欧美小说立意“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又批评中国旧小说如“《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可是对广大百姓却影响极大，“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总结这些理论上的思索，不难发现与两年后梁启超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论断已十分相近。

随着“新小说”在理论上的步步进展，其实践也终于面世。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杭州白话报》创刊，它从创刊号开始就连载了《波兰的故事》，讲述俄国与列强如何将波兰“同那分西瓜一般，都占去了”。这篇小说于当时中国有极强的针对性，为了让读者明白这意图，篇前的序还写道：

我因为这件事体，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所以把波兰灭国的故事告诉你们。要晓得你们再不明白，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孟夫子说的，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便是这个道理。

一个月后，它又开始连载讲述美国独立故事的《美利坚自立记》，篇首题解云：“美利坚就是美国，‘自立’就是自己强起来的意思”，篇末结语则道：“列位，你不要把这部书当做《三国演义》、《封神传》看。我们演书的意思，是要望你大家一心一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争气呢。”可以看出作者既注重通俗普及，开发民智，又宣传中国当自强的思想，同时还隐含了批判旧小说，提倡新小说的意味。该刊第11期又开始连载《俄土战记》，故事虽在讲土耳其如何被列强欺凌，但着眼点仍在中国，故而篇首的点题中写道：“据外国人的公论，他道东边有两个国度，好像病人一般。这两个国度是谁?原来一个是土耳其，一个就是中国。”故事结束时作者呼吁：“列位，我们都是中国人，照现在的景像比较起来，与土耳其也相去不远了。但是大家若果有志气，还可以救得转来。”紧接着，15期开始连载《非律宾民党起义记》，故事是讲菲律宾百姓如何反抗侵略，但作者在篇首已点明宗旨是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讲究那保护种族的道理”。《杭州白话报》第20期开始连载的《檀香山华人受虐记》则是以事实让读者明白，倘若中国灭亡，人们将会遭受这样的冤惨。

《杭州白话报》第一年各期的小说着重以外国的实例警醒国人，亡国后会落到怎样的惨状，第二年各期的小说则较多地介绍外国百姓如何从自己做起，终于使祖国富强。《日本侠尼传》通过一个普通日本女尼救国的故事，解释原先“内政不修、外邦欺侮的情形，却和中国现在相仿”的日本如今之所以成为强国，“这多是他们国民的头颅掉换得来，志士的热血浇灌出来的。”现在“瓜分的说话已听惯了，奴隶的苦处要到快了”，亡国的危机已在眼前，中国人必须立即觉醒，当普通百姓“脑筋里也有国家思想，也有国民精神”时，国家就有希望了。创作《三大陶工故事》的意图在篇末讲得十分明白：“愿诸君想想中国的商务怎样受亏，工艺怎样不振，也设个法子，把极贫极弱的中国，变成极富极强的中国。”至于《女子爱国美谈》，则是收集了各国女子的爱国故事，作者在篇首就感叹道：“难道我们女界中竟没得一个英雄豪杰么?”她希望中国女子行动起来，“也做些爱国救民的新事业，替中国争光呢!”

《杭州白话报》也连载过传统形式的通俗演义，但纯用白话，而且有意识地与旧小说相对立，《救劫传》的作者就认为读他的小说，“恐怕比看《三国志》、《水浒传》还要多得些益处哩。”这部小说系统地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整个过程，使读者明白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作者在篇后的跋中又写道：“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四百兆，虽经此番创钜痛深，安在无自强之日”；而具体做法是“非开智无以自强，非自强无以弥患”。另一篇是讲述中日战争全过程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作者同时向读者灌输道：尽管不断丧权辱国，但“中国仍旧不肯变法，不肯维新”，以致于国势几不可收拾，作者写小说是直接诉诸大众，希望大家向曾败于法国的普鲁士学习：“普国百姓大家发愤，同心报仇，不上几年工夫，终究胜了法国，吐气扬眉，成为地球上一个强国。”这两部小说采用传统的形式是有意而为，正如《救劫传》后的跋所云：“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新小说》创刊，它标志着“小说界革命”的正式提出。这份以小说为主的刊物每期刊载的作品较多，题材也多样化，虽重政治小说，但也有科学小说等的烘托，既有自创，又有翻译，眼界更为广阔，论述的学理性亦强，显出了较大的气势与规模。因由梁启超为主编，创刊前又作了较好的宣传，出版后即由上海发行，故而产生的影响亦大。与此相比，《杭州白话报》在各方面都显得较为单薄，小说的主旨始终是在直接强调亡国在即，大家应警醒奋起，而未能像《新小说》那般虽以此为中心，却能在各方面展开，在其烘托下，读者也始终明白中心之所在。然而，在几个重大的关节点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在认识到小说影响力巨大的基础上提倡政治小说，希望以此唤醒民众，环顾世界大势，关心国家存亡；它们还都批判旧小说，其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显示了新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杭州白话报》是《新小说》的先声，它是小说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而它一旦出现，也意味着“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已为期不远了。

光绪二十年时还是传统小说的一统天下，光绪二十八年底却已开始了“小说界革命”，这对比已显示出其间八年作用的关键。在这八年间，接连发生了对日战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戊戌变法失败、庚子国变与辛丑条约的签订等重大事件，社会的急剧动荡直接导致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感受的变化，作者创作的宗旨、内容以及形式也随之相应改变，同时相应变化的又有创作观念与理论。这期间，翻译小说的崛起又给上述变化增添了有别于传统意味的新色彩，而连续的政治震荡与打击，使清政府已无力对意识形态作严密的监控，小说发展获得了较前宽松的环境。已率先完成改造的出版业对期间的变化起了放大的效应，它刺激了读者群的迅速扩展，并保证了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创作后，其作品能够发表与传播。制约小说发展的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并重新构建新的平衡，主要就发生在这八年间，此后便是它的逐渐稳固并制约小说创作步入新的历程。并不是“小说界革命”使制约小说发展的系统发生变化，相反，是该系统已基本过渡到新的平衡，“小说界革命”的发生才有可能。当时间临近光绪二十九年时，经过数十年的准备，小说已走近从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在临近转折的最后八年里，小说发展与政治进程两条线索渐行渐近，当政治家决意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时，才出现了名为“小说界革命”的交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