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Vol. 43 ›› Issue (3): 68-74.
严耀中
YAN Yao-zhong
摘要: 《大唐西域记》里有关印度婆罗门教记载的注意,揭示了一个中土高僧眼中的当时在天竺诸国印度教盛于佛教的形势,并且显示出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别也是其与印度民间风俗结合上的差别。这说明玄奘到达印度时,佛学在印度已经过了高峰期。《大唐西域记》里如实记载这些情况,是符合唐太宗经营西域宏愿之参考需要,所以不能站在纯粹的佛教立场上臧否详略。此不仅预示这二教日后在印度的彼此势力消长,还使中土的该书读者,尤其是僧人容易产生一种危机感。自唐宋以降,佛教中国化的速度遽然加快,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僧徒们惧怕佛教重蹈在诸天竺被异教所消亡的这种末世感,亦当是推动力之一。不过玄奘也看到当时婆罗门教在理论上还没有升华,无疑增强了玄奘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兴教信心,以及在中土发展佛学理论的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