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58 ›› Issue (5): 64-76.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5.007
张勇安
Yong’an Zhang
摘要:
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生产的海洛因以“不会成瘾的吗啡替代物”和强效止咳的“特效药”问世,却以“最危险的鸦片衍生物”和受国际公约管控的“最危险的成瘾药物”收场。海洛因的“退隐”既是医学/药学发展与进步的自然旨归,也是国际社会权衡经济利益与人类健康福祉后作出的正确选择,但更是“技术官僚组织”推动的必然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联盟及其鸦片咨询委员会虽曾努力扮演此等角色,但“弱国联—强国家”的结构性矛盾,致使国际社会在海洛因列管问题上难以形成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致瘾药物专家委员会以医学知识和科学评估为武器,通过调研、动议、决议、吁请,推动国际社会逐步达成共识,进而通过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协同合作,建立起了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为载体的国际规制,实现了对海洛因生产、进出口和使用的全面列管。国际组织推动医学知识转化为国际政策的历史过程,为理解当今全球毒品治理体系的形成机制以及应对当下新型成瘾物质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