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戴震研究热, 历经百年而至今依然。戴震在治学取径、方法论、目的论及批评宋儒诸方面体大思精, 论述颇丰。钱穆、余英时作为戴学研究的重镇, 他们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某些结论是否成立尚可进一步商榷。
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 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 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 因其与基层的政治体制变革紧密相系, 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 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 “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此事例揭示: 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 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自主性原则在现代价值中居于理一分殊的核心地位。然而在现实中它却遭遇诸多困境。与后现代思想无力化解迷思走出困境不同, 传统思想反而有回黄转绿之缘助力。中国精英文化传统虽有自主性思想资源, 但情形犹如现代性困境本身一样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紧张。事实上, 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两种主体都应得到相同的尊重。
大多数学者在探讨行政权的控制理论时, 基本上都是从行政权外部控制的角度出发的。外在性的他律控制虽是必要的, 但它却是被动的、高成本的。对行政权的控制, 内在化的控制才是主动地、低成本的控制。而行政法学界对于这一重大的行政权控制模式却鲜有进行系统研究者。对行政权自我控制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应包括行政权自我控制的法律意义、行政权自我控制机制、行政权自我控制对行政法治的挑战等方面。
法律理性化是西方法律文明从古希腊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当代法治国家正当程序原则的普遍化和对后现代法学之“元话语衰落”的追问, 表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实体理性思想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两次挑战, 正在出现某种更高层次的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及人类解放的思想, 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了法律理性,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旗帜。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法治理性化, 其实质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通过确立基本的法律理性原则, 实现正当程序的理性化, 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
通过对《清平山堂话本》中宋元话本文体形态的口头文学属性、民间性和明前期拟话本体小说文体形态案头化、文人化的分析, 可以看到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的发展和初步独立过程; 看到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独立过程中创作主旨的案头化以及《清平山堂话本》的丛集形式对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独立和定型的推动作用。
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 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 也将面临更为复杂和激烈的竞争环境。我国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如何深化改革, 增强竞争力, 以迎接挑战, 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当前讨论的热点。2002年10月, 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主办的“金融开放条件下的竞争与变革”研讨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刊这里编发的一组笔谈, 是在大会发言和提交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组织形成的, 旨在将相关论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一次史学革新。历史学家吕思勉——作为新史学的实践者, 在古史材料的整理研究、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引入社会科学新理论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海地方自治是清末地方政治实践的一个亮点。民间士绅的自治诉求得到了官方的回应, 二者合为一流, 成为自治最初的合法性来源。自治实践和选举模式将普通民众纳入自治范围中, 从而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 成为上海自治合法性的后续资源。正是由于具有深厚的合法性支撑, 才使上海自治获得了制衡官方的力量。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 国家主义视“国家”为人类最高群体, 坚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 鼓吹个人为国家无条件奉献。这些观点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都有体现。它表现在政治伦理方面的“群己之辩”上, 其内容不再是个人与普遍的“人类群”的关系, 而是个人与“政治国家”的公私之辩; 也表现在自由观上, 其自由成为张扬团体(国家)自由、抑制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国家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梁启超的个案折射了国家主义发生初期的思想环节, 也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国家主义的内容。
我国农地征用中有关土地补偿费的现实矛盾十分突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过程中, 农地征用应按“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进行, 征地补偿费应以被征地的正常市场价格为计算依据。各地应根据地域差异性等特征, 分别采用不完全货币化模式即以货币补偿、劳动力安置相结合的补偿模式, 和完全货币化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 征地补偿费最恰当的核算方法应当是房地产估价的收益法; 在后一种模式下, 则可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
主要从总体上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状况与潜力趋势的宏观评价, 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劣的评价中具有中、微观评价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是中、微观评价的基础。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利用程度、使用效率、土地投入强度与可持续性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城市间的比较, 揭示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差异, 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途径和措施, 是城市土地利用潜力宏观评价的一般范式。
本雅明关于城市“游荡者”的理论把“人的移动”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结合了起来。通过一个与本雅明取向不同的问题意识, 经由对具体个案的讨论和分析, 也可看到在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 “性别移动”和城市流动空间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
语感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随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入日益显露出来, 但是至今缺少理论上令人满意的界定和论证。从语言的出现造成意识心理和无意识心理的对立, 以及无意识心理在人的意识活动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入手, 可以看到语感就是我们对语言的无意识, 由此, 就可能深入探讨语感在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学习两方面的表现。
考察语言中的生命范畴需要分析这样三个问题: 一、客观世界中的生命概念; 二、语言学中的生命范畴; 三、有生词语的语义结构。从有生与无生对立的角度观察, 词语可以分为有生、无生两大次系统。有生词语既包括与无生词语共有的语义要素, 也包括有生词语特有的语义要素(主要如[±高权威义/低权威义]、[±称谓/非称谓]、[±阴/阳]、[±可控]、[±自主]等)。在有生词语中, 按生命度的差异也可分为不同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