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如果要从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相统一的坐标上标示出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可通过四个由远及近的视角对中国发展的时间轴进行分析：一是基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几个时期（子阶段）以及彼此的关系；二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中国经济起飞的"增长奇迹"背后的逻辑；三是基于进入21世纪以后的历史视角，剖析中国如何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完成从"全面赶超"到"全面超越"的目标；四是基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新常态"与"老常态"，梳理"习近平时代"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和继往开来的前进方向。

经济新常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判断，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中国经济新常态，既是中国经济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点和战略性抉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内将保持中高速的赶超型增长趋势，通过转换增长动力机制，引领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继续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经济新常态及其新赶超型增长，超越了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后赶超型经济体的总量赶超与结构赶超的二元特征和二次赶超的内在属性。经济新常态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赶超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目前有关记忆理论的研究，从方法上看，历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等领域展现出来的新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而哲学却依然停留在100多年前的柏格森、胡塞尔的反思与描述方法上；从理论创新来看，上述领域中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以及跨文化记忆等相关概念不断推出，哲学除了记忆类型的概念之外，没有提出其他有效的概念；从实践来看，记忆实践活动如各种纪念活动、各种记忆资料挖掘以及记忆实验从各自角度展开，而哲学并没有引领这些实践活动。这种情况是哲学自身的内在性所导致，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强大传统使得哲学自身遗忘了记忆现象及其问题。如果哲学要重燃记忆之火，重新发挥应有作用，需要回到记忆现象本身，这意味着要追问记忆体验的构成以及建构记忆研究的哲学起点。

民间文学是一国之民共同享用的口头文学。当代民间文学既以口头表演形式生成，也以书面文本形式生成，且通过口头、书面、影视、网络等多种途径传播，它们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节日和仪式为民间文学提供了制度化的表演窗口。当代民间文学通过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两种途径延续民族记忆。大量涌现的民间文学作品以"集体文本"的形式构成记忆媒介，在互动循环中维系国家的、民族的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中国当代民间文学既构建国家政治认同，也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二者具有较多的内容一致性。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满洲移民的记忆可划分为越境与继承两个阶段。1980-90年代末，为满洲移民记忆的越境期，这一时期，越境记忆促使了这一群体对在本土社会为对抗主流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被害者的记忆开始进行反思，触发了加害记忆的生成。并且，这一群体在面对自身战争被害与加害的历史意识的矛盾与冲突时，试图把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作为规避自身经验矛盾的途径。进入21世纪，为满洲移民记忆的继承期，口述历史实践与纪念馆是继承满洲移民历史的主要方式，这些活动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在地域社会中不断地被共有与扩展的一个过程。在面向未来的记忆中，移民经历者们试图把"负的遗产"转化为和平友好的历史实践。

2012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涉日游行对在沪日本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感到恐惧"是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主导叙事，他们的"恐惧记忆"主要是对"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心理反应，继而将它变为了身体记忆。而日媒"刺激性"、"偏见性"的相关报道，更使得"在日日本人"容易感到恐惧。"在日日本人"的"恐惧记忆"是通过日媒报道而被建构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想象中的恐惧"。可见，对该事件的"恐惧"既有"身体记忆的恐惧"也有"想象中的恐惧"。而在沪日本人则对该事件则保持冷静的态度，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他们对该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生活在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的存在，他们对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同情，强调中日两国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希望两国友好。事实上，这也是通过长期在沪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接触中国人的经验后发出来的"声音"。

哈特、奈格里基于认知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共同形式，认定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可能。其中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们"从资本转向阶级"的革命构想的核心议题，对此，霍洛威批判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判，使辩证法与否定性一同被倒掉，最终滑向对资本主义的依赖，从而停止对抗甚至消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设想实现"共有财富"世界的制度问题上，霍洛威也对其展开了批判，认为关键问题是突破和超越现存资本主义，而不是建立替代性的统治制度。通过对两者之间的争辩的梳理，提示我们重新突破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解读马克思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客观基础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危机设定为主体的意愿，这必然偏离对资本主义作严肃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2009年《共有财富》出版以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奈格里和大卫·哈维就该书所包含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哲学方法论依据、现实革命策略进行了对话和交锋。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发展，斯宾诺莎唯物主义之于当代左翼激进哲学的理论价值，以及共有权与阶级斗争策略之间的现实关联。作为该争论的延续，哈维在自己的近期讲座和新出版的著作中重新探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面对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较之哈特和奈格里、哈维的分析路径，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性使其集聚程度高于其他行业，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利用2004-2014年中国31个省份高新技术产业"二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双重回归，实证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其显著性并不稳健，而专业化集聚则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分地区考察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西部地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与全国层面的结果一致。以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进行门限回归的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各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全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西部地区则不存在门槛效应；全国层面与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在第二个门槛值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均有负的显著的影响，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影响则不显著；东部与西部地区在两个门槛值前后均呈现负的显著的影响。将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的进一步检验，则证实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

在传统经济变量代表性减弱背景下，创新性地选取资产价格指数表征货币政策操作，基于大量基础经济指标构造经济活动因子与价格水平因子，并在TVP-SVAR模型框架下实证考察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中美货币政策均具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溢出路径，两国间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具有双向性，且不同年份呈现出不同的溢出强度与持续性。可见，即使"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一国国内经济发展，但长期看终将因其他国家的政策博弈而自食其果。因此，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为货币政策的国内优化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更加凸显出其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实现合作基础上的效益最大化。

在Adrian和Brunnermeier（2011）的文献基础上适当改进条件在险值（CoVaR）模型，采用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05-2016年的周数据，实证研究各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及系统重要性程度，其结果表明：（1）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中，国有大型银行的条件在险值（CoVaR）、系统性风险溢出（ΔCoVaR）要远高于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和部分近年来业务发展较为迅速的股份制银行，其系统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2）规模和关联性是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重要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在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上，规模是关联性的4.8倍；在对系统重要性的影响上，规模是关联性的7.2倍。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长。相比于国内市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因而有必要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构建分别反映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规模与效率的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基于2004-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间接融资规模对我国OFDI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直接融资的影响不明显。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资本密集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间接融资规模和直接融资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融资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对于西部地区，不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金融发展都未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为了缓解美国军队面临的巨大压力，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后，特别提议招募来自苏东集团的逃亡者组建志愿自由队，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美军执行对欧军事防卫的职责。为早日实现该设想，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展开了双重努力。然而，因冷战局势缓和的冲击，特别是受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转变的影响，再加之决策层人事变动干扰，组建志愿自由队的设想最终夭折，美国转而选择采取其他措施利用逃亡者来实现其冷战目的。通过分析志愿自由队这一"未成功实施"的案例，既向读者呈现了美国为赢得冷战所做的蓄意谋划，同时也部分展示了美苏冷战对抗的有限性。

1961-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于外交环境日益孤立的中国而言，是一次亮相国际舞台的重要机会。在中苏分歧扩大、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世界革命，一方面也寻求与中间地带国家改善关系。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既实现了维持老挝中立并为巴特寮革命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也借印支问题缓和了与法国的关系，为后续的中法建交提供了一次关键契机。虽然毛泽东此时尚未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但这一政策正处于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行动已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开展。

在跨文化传播和翻译中，"格义"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格义"之后，需要做的是"正名"，这是纠正"格义"之弊，准确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所谓"正名"，就是在系统论思想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译传历史，对重要的文化术语及其译名进行重新审查和厘定。中华文化传译已经经过了几百年，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在译名中有许多适应西方文化的"格义"之处，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效果。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正搭上了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也走上了中译外的道路。在这情况下，更需要认真对待"正名"问题。文章对"正名"的重要性、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好像的历时发展路径为：动词性偏正短语→像似义动词→像似义副词→揣测情态副词→委婉情态副词→话语标记。"好像"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衍生出的话语标记用法，其负载着特有的话语功能，学界关注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据分析，"好像"特有的话语功能主要有主观评述，以不确定形式委婉传递说话人的真实想法，体现说话人对事态的否定和不满，说话人记忆模糊下的话语连接。但"好像"还没有发展到典型话语标记这样成熟的水平，尚处于话语标记用法阶段。

通常以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术保守与政治激进似构成一对矛盾体。就前者而言，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抵制其时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然而关于章氏对甲骨的态度，"一贯否定"说和"始疑终信"说均有待商榷。晚年章氏实已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对释读仍表怀疑）。此外也肯定了大部分钟鼎彝器以及宋以前的考释（对宋以后的释读仍持怀疑），而对《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的文字学意义则更是予以了高度肯定，甚至将《三体石经》提高到了与《说文解字》同等的地位。由章氏关于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不但显示出其学术上并非简单"保守"，也揭示出其对学术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尊重。章氏在学术场域中的严谨与政治场域中的激进均基于其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看似矛盾，实则互文见义，内蕴了深层次的高度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