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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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标准与国际法——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英]佩里·安德森, 丁雄飞/译

2025 (2): 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1

摘要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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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历史始于 16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的著作，其探讨了西班牙对美洲土地的占有权，为西班牙帝国主义征服行为辩护，奠定了 “万民法”的基石。其后，经过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人的不同角度的阐述，至 17 世纪末形成了欧洲帝国扩张的论证体系。1815 年维也纳会议引入国家等级制度，“五强共治” 出现。1873 年后，文明成为划分世界的标准，“文明的标准” 学说将国家分为文明、犯罪、半野蛮、衰老或低能等类别，不同类别国家待遇不同。如今国际法已全面制度化，但仍具歧视性，如美国等自由主义列强常违反国际法却不受惩罚。总体而言，国际法虽有一些普遍适用内容（如外交豁免权），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既不国际也非法，其实质仍是意见或意识形态，是强大权力工具。芬兰学者马尔蒂·科斯肯尼米认为国际法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技术，可被挪用和颠覆。对于国际法，捍卫者认为有胜于无，批评者则认为其是恶伪装成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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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森叙事”中阅读西方文明内在批判的宝贵潜力

童世骏

2025 (2): 7-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2

摘要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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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通过对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梳理，不仅告诉我们作为事实概念的某个“文明”是如何界定作为价值概念的“文明”含义的，而且在揭示文明与野蛮辩证法的同时，展示了“讲理”与“不讲理”之间的奇特结合。我们只有带着对叙事的讲者语境和听者语境两方面的高度敏感性，才能从这样一个“安德森叙事”中得到尽可能多的阅读收获，并让这种收获去对接为人类创造一种新文明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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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继续往下想？——对佩里·安德森教授演讲的回应

王晓明

2025 (2): 17-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3

摘要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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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指出，所谓“国际法”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并常为帝国强权所用。认清这一事实后如何接着思考，以回应世界和中国当下的各种思想与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回顾历史，中国第一批现代思想家如王韬、杨度、严复等在倡导向西方学习时，并未将西方视为文明最优代表，而是充满困惑与矛盾。张君劢、梁启超等则开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关系，思想焦点转向 “是否有可能改变世界的野蛮规则”，鲁迅、孙中山等则提出避免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变成 “兽性爱国者” 的方法。现在看来，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当今世界仍然呈现 “野蛮化” 趋势，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因他人 “野蛮” 而放弃追求 “文明”和全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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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全球”构建秩序——欧洲近代思想家们的思考

李宏图

2025 (2): 22-3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4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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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自 “地理大发现” 后，为处理与异邦关系、建立新规范和全球秩序，涌现出多样理论学说，推动了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及思想价值体系的形成。从佩里·安德森所提出的“文明等级论”出发来展开讨论，可以考察欧洲近代思想家们对构建全球秩序的思考。我们看到，国际法原则、文明等级论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三大原则成为近代以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性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全球秩序的思想基础。今天，学界需要对此进行细致深入的反思，在批评文明等级论的同时，不可忘记文明的标准；同样，在看到自由贸易在全球扩展的同时，需要厘清建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贸易的猜忌”。在当下全球大变局的时刻，如何汲取这些思想资源，扩展视野，从而重建全球秩序，当是一项急迫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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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文明？何种标准？——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起源、演变与霸权逻辑

郑戈

2025 (2): 3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5

摘要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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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为线索来梳理现代国际法的历史并非佩里·安德森的独创，批判性地讨论“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内核也不是他的首倡。但“文明的标准”一文以简洁清晰且强劲有力的笔触向我们揭示了国际法话语体系底层逻辑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内核，以及“文明”概念在其中所发挥的整合性作用。通过展示一个披着普世主义外衣的地方性概念如何界定、压制乃至抹杀与之不同的人类群体的独特性，这种批判性工作为创造更加公平的、尊重文化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以多边主义对话机制来营造的进步主义国际秩序打开了想象空间。围绕安德森的演讲及其发表的论文，一方面在批判的层面与他进行对话，补强他的历史叙事中缺失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意在补充批判理论有意避开的建构性尝试，并以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明概念为线索提出一种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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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

张一兵

2025 (2): 43-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6

摘要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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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空间不再是人之外的物质属性，而就是人的空间实践及其表象。所以在空间拜物教批判的透镜之中，常识中的空间场所和对象物都被空间实践流和行动能量供需所穿透，“不动产”视域中的物性空间必然转换为制约社会实践发生的关系性场境。在对当代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批判性透视中，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可以被用来建立全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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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哲学说汉语”真的可能吗？——伽达默尔的一种突破性理解及其意义探析

张能为

2025 (2): 55-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7

摘要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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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哲学是近年来学界热议论题。作为哲学证成的奠基性问题即是“让哲学说汉语”何以可能？以往囿于汉语语言形式本身的讨论争议甚大，乃至“中国哲学合法性”成了复杂和难以说清的问题。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基于存在理解而超出语言形式本身来看待这一问题，主张不存在哲学的专门语言，哲学思考并非语法考察；一种语言能否作为哲学语言，关键不在于有无“to be”系动词的语言形式结构，而在于是否通过语言的表达通向事物存在的普遍性意义理解和显现。这一看法是变革性的、突破性的，应合了当代语言学新理论，使得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再停留于具体语言形式上，而是关涉到了语言表达的存在论理解和普遍性意义创造，并明确强调了汉语语言的叙事结构同样传达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洞见，决定思想的是在语言中被表达出来的事物本身，美学就是汉语文化中真正的形而上学和普遍化的思想方式。伽达默尔的论述为汉语言何以能够言说哲学提出了新的奠基性论证和思想理解，指向了汉语哲学建构的理论关切与哲学需要的实现，在哲学自身变化语境中，从根本上为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其他语言形式的哲学形态、思想道路真正打开了多元性意义理解的普遍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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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视域下荀子的辨说伦理刍议

陈晨捷

2025 (2): 70-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8

摘要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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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辨说主张具有较为突出的“对话”特征，如在“说”上要求“以仁心说”“疑则不言”等，在“辨”上要求“辨则尽故”“以公心辩”等。总体而言，他认为辨说应符合三大伦理：一、要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价值旨归；二、在辨说中主体应向他者敞开并尊重对方的同等权益；三、各方的观点应得到别人发自本心的认同而不可假之于任何外力。不过若以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为观照，荀子关于辨说的构想仍有不足，比如他对辨说的态度比较消极、先预设结果再试图通过辨说以达成共识、不支持多元价值、未能平等对待所有的言说与所有人的话语权利、缺乏对言语本身性质的讨论等。但若悬置其价值优先的立场，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对现代社会而言仍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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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挽续命：宋代货运的速度

程民生

2025 (2): 78-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09

摘要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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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速度是衡量运输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外患频繁的宋朝，军需运输速度显得尤为重要。宋廷高度重视运输速度，对官方运输的劳力队伍予以彻底更新，优化了运输行程，规定了运输速度及奖惩。唐宋政府规定的运输的速度标准低于西汉，但在实际活动中车载军需的规定速度不但超出最低标准，也远超西汉的速度。战时、平时边防地区运输军需仍是民众最沉重、最危险的劳役，付出的劳动和代价远超农业生产。宋代没有建立起一套快速有效的军需物资运输体系，运输成为制约宋代军事行动的核心瓶颈之一。这一困境本质上并非技术装备限制，而是权力运行机制与管理调度的能力滞后所致，折射出传统宋代后勤体系在战争压力下的制度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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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失败与陈朝权力运行机制的变革——兼论陈叔陵刺杀事件的缘起

李磊

2025 (2): 89-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0

摘要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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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建十年（578）吴明彻北伐失败后，陈宣帝为应对内外危机推行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重构以宗王与近臣共参决策的新格局。陈叔陵凭借长期出镇方镇的经历被委以重任，任扬州刺史、大都督等职，通过掌控尚书省“执事之司”及军事力量深度介入朝政。陈宣帝试图以宗王参政平衡官僚集团，但其过度倚重陈叔陵导致权力结构失衡。太建十四年（582）陈宣帝驾崩后，陈叔陵刺杀储君陈叔宝未遂并发动政变，暴露出改革导致的宗王势力的失控风险。陈叔陵事件既是陈宣帝改革的直接后果，亦标志着陈朝由衰转亡的转折，折射出南朝末期权力运行机制重构与王朝崩解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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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诗歌新型去理解元代散曲

张法

2025 (2): 99-10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1

摘要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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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是有元一代的主流诗歌形式，一方面是中国古诗中诗、词、曲的历史演进，另一方面是元代多民族一体士人圈的美学结晶，是多语言、多文化、多趣味在汉语中的艺术融合。散曲，体现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多民族一体的新天下观中的主要特点：一是以新型的“俗”达到融合多样的灵活自由而又凝结成有时代特征的美学形式，二是在元代新型天下观中多民族互动融合的直率快活，三是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核心的时代性体现为多民族一体中“一体”的“圆”的执着和“多”的“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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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

郭勇健

2025 (2): 109-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2

摘要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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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学渊源于礼乐文化。礼乐文化使中国美学表现为体道美学、士人美学、修身美学。道是对礼乐文化的解释和发挥，士是从礼崩乐坏的社会境况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修身是礼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体道型美学区别于西方的求知型美学。西方美学重在理解/认知，中国美学重在体验/感悟。体道美学主要表现为儒家的“文以载道”和道家的“道艺合一”。士“志于道”，并以道与“势”相抗衡，以此见出士人精神或士人风骨。士人美学不同于西方的精英美学，是一种体现士人精神、彰显士人风骨的美学。中国美学特别重视“品”，可能源于士人精神的潜移默化。中国士人强大的修身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美学也成为修身美学。修身哲学的“境界和工夫”这对概念，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概念。先修身再从艺，这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体道美学、士人美学和修身美学三者是合而为一的，若要强行区分，那么可以说，体道需妙悟、讲境界，士人重风骨、格调和品位，修身靠工夫、常养气；悟、境界、风骨、格调、品、工夫、气，因而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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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与“白战体”

沈章明

2025 (2): 121-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3

摘要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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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提倡“白战体”，意在革除诗弊，形成新的诗学风尚。梅尧臣将欧阳修发起的“白战体”唱和视作文字游戏，却在咏雨、咏雪时积极使用“白战体”手法。他专注于当下，求新而不去旧，积极接收、转化文学遗产，追求“新陈相生”；欧阳修、苏轼则崇尚竞争，有选择地接受“过去”，积极“推陈出新”，在当下创造未来。这是宋代诗学发生发展的两种机制。受此影响，梅尧臣的诗风以“闲肆平淡”为主，晚年趋向“奇特”。“闲肆平淡”不同于苏轼的“平淡”，“奇特”也不同于欧阳修、苏轼追求的“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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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对价值链控制度的影响：基于中美两国比较

高汉, 沈敏奇, 常亚杰

2025 (2): 133-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4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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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之视角考虑各国出口对一国上游产品和下游市场的依赖程度，构建价值链控制度指标，深入探究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影响价值链控制度的理论基础，在构建实证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的前提下，利用2006—2018年的国别数据，实证检验中美两国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对价值链控制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面临的外部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对价值链控制度的影响主要在中介地位，而在广度地位、条款深度、条款整合度上的影响力不如美国的网络。进一步地，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与中国面临的外部区域贸易协定网络相比，美国的网络更能通过贸易成本和技术溢出机制来加强对价值链的控制力。以上结论为中国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战略提供了启示：中国应该主动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巩固提高网络地位,并以“中式规则”引领和整合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同时还应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产业导向，为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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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出口与服务进口的联动效应：基于不完全合同的视角

周琢, 罗璇

2025 (2): 153-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5

摘要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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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是服务贸易的模式四，在货物贸易的信息传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货物贸易合同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进口国需派遣人员到出口国对进口产品进行“事中事后”检查，所以带动了以自然人流动为载体的服务贸易。基于这样的判断，使用中国2010年至2016年自然人的国际流动数据，考察货物出口对自然人流动的影响，实证结论发现：差异化产品出口上升10%将带动8.8万人次的自然人流动，相当于增开1 500趟波音777客运入境航班。由此可见，如果地缘政治导致自然人流动持续低位运行，依赖于信息投入的产业或将出现“本土化”、“短链化”和“聚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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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在东南亚第三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合作模式及其改进

王丽琴

2025 (2): 167-1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2.016

摘要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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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双方在东南亚第三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合作主要采用“企业对企业”模式。该模式合作历史悠久，远远早于中日“政府对政府”合作；合作行业聚焦，以能源次行业为主；合作形式多样，涵盖垂直型合作和水平型合作。然而，这一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日本私营企业以经济理性为导向，而中国国有企业部分承担国家地缘经济目标，双方合作存在目标协调困难。其次，中国倾向于与东南亚各国展开双边层次合作，而日本更偏向于与东盟整体进行区域层次合作，这导致合作层次错位。最后，中日双方在基础设施部分次行业（尤其是交通领域）的合作标准存在分歧，增加了合作难度。这些挑战显著影响了中日双方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进程，致使部分项目合作延迟、终止或缺失。为应对上述挑战，中日需适当提升“政府对政府”合作比例，并深化“企业对企业”战略合作；同时，中国应警惕日本势力在东南亚的渗透及日本金融企业的相对优势，妥善应对合作中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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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 期英文摘要

2025 (2): 178-182.

摘要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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