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先生的“范畴说”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和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这是冯契先生以逻辑范畴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也即是对人们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过程的逻辑概括，是逻辑范畴史上的一个新突破和新进展，具有广泛的方法论价值与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认为，冯契从思维与存在、思维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研究不同的思维形式等方面考察辩证逻辑的性质，说明了辩证逻辑何以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一种逻辑，回答了辩证逻辑是哲学还是逻辑的问题；对辩证逻辑研究中的另一个疑难问题，即“什么是辩证逻辑的推理”，冯契则认为辨证逻辑的推理是分析矛盾从而把握具体的过程，它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的展开，也是逻辑范畴的推演。
历史规律的观念如何可能是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李大钊依常识和直观起论，从揭示历史过程与时间的内在关联到把以“今”为中心的时间性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在对时间性的辨析中把时间（历史过程的持续性）解说为阐释历史规律的地平线。这一独树一帜的思路，把历史规律的发现（对时间性的辨析）和历史规律的所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今”）统一起来，较之于简单而独断地宣布是否存在着历史规律或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无疑更为合情合理，因而显得既可爱又可信。
本文以胡适儒学观为个案，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价值的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理智与情感等层面揭示了胡适儒学观的两重性。借以探索“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在对待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复杂心情和矛盾态度。
本文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三篇带有明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创作，意欲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有着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的源头；并由此通过分析无政府主义影响于20世纪文化、文学的几大观念，力图探明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出现的语境及特质，对现代性的起源作一世纪末的回顾。
本文通过对《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与《效颦集》等作的分析，勾勒了明初文言小说创作的概况，指出其创作同时受唐、宋传奇影响，但两者影响强弱及其变化，则为当时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所制约：前期因元末战乱的刺激，创作与现实生活异常贴近，但随着封建高压控制的增强与文化氛围渐趋肃杀阴冷，文言小说创作在明初的几十年里呈现出远离现实的趋势，内容避近而叙古，理学说教意味也逐渐浓厚。本文对形成于明初并长期影响后来创作的多羼入诗文手法，也作了介绍与分析。
明代自嘉靖迄崇祯前的词论，是明代词学思想的真正代表。本文认为：明词中衰确是事实，但明词中衰的原因既非源于制举炽盛，亦非源于《草堂诗馀》盛行，而是戏曲勃兴的结果；明词创作上的衰微并不能演绎出明人卑视词体的结论，从总体上讲，明人并不卑视词体，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尊体的努力；明人在词学审美理想上崇情尚俗，在词学价值功能上轻教化而重感人。明代的词学思想在中国词学思想史上是别具一格的。
欧阳修是个君子意识很强的人，以之为切入点，可看到他特有的思想个性和人生风貌。欧阳修认为，人之贵于万物，并不是先天具备了道德潜质，而是因为人的生理机能决定他有能力成就一番事业，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欧阳修是与老子站在同一起点来认识人类的，但往前跨一步，在人的终极目标的追求上出现了差异，欧阳修依据儒家的人格标准，追求的是道德化的人生理想，此即为君子。欧阳修不仅在理论上清晰地勾勒出君子特征，而且以主体行为认真实践自己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人生魅力。
无论是与西洋散文相比，还是与中国近代以降的散文相比，中国古代散文在语言风格上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简为贵”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固然与中国古代散文形成期客观条件有关，又是历代散文家自觉追求的结果。五四以后，这一传统曾受到一定的批评，但时至今日，仍显示出相当的生命力。
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整个社会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的格局也作了相对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历史的进步。
林森在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处于全民抗战的洪流中而无所作为，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事实是，他始终主张团结抗战，是国民党高层中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主战派的代表人物。
上海郊区已在全国率先体现“小城镇、大容量”的潜在实力和水平。现郊区范围内的未来都市型城镇群，将成为上海全市人口容量的主要空间或载体。郊区集镇是郊区实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因而也是郊区所要体现的上海全市实力和水平的集中反映。上海郊区集镇容量的扩展，不能仅定位于与郊区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要相适应。在加快推进郊区集镇城市化建设中，必须妥善处理“求大”与“治散”的关系，以“变散为聚”促“化小为大”；同时，也要妥善处理近期与远期、近郊与远郊等关系。
在未来30年内，上海市人口老龄化既面临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高”（老龄化水平高）、“高”（高龄老人的比重高）、“少”（子女少）的挑战，又面临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快”（老龄化速度快）与“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挑战。在这种“双重挑战”下，搞好上海市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将关系到本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能否达到，关系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保证，关系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保证，关系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投入保证，关系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保证。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各种要素及功能相互作用、渗透融合，多种土地功能分区相互组合的地域实体。开发区是其中主要的功能区之一。目前城市边缘区和开发区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繁杂、尖锐，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从城市边缘区以及开发区的理论和案例分析出发，剖析了上海城市边缘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提出了若干改革原则和建议。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更深层地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差异上，具体体现为个人本位的竞争观与群体本位的和谐观、人控制自然与自然控制人、重法规与重人情、后喻文化与前喻文化等观念上的差异与冲突。国际商务活动中价值观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应增强跨文化意识，缩小文化差异；了解交易双方的价值标准，充分注意文化差异对商务交往的影响；注重文化分析，掌握持不同文化的商人的行为特点；遵循共同的言谈规约，掌握交往策略，等等。
本文在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人普遍的法律意识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进步与流行法律意识之间的张力，特别指出了目前较为流行的“多重作用论”的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弊病，因而提出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理应实现法律意识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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