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58 ›› Issue (1): 124-135.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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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
Yun Wang
摘要:
韦伯敏感于他所处的巨变时代,并认为现代性的主要文化中都表现出理智化的特征,且理智化并非救世良药。具体到韦伯的现实关怀,他一直关注德国这一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在理知化的世界中应具有何种地位。从韦伯学说的思维图示出发,即从19世纪末德国自身的社会科学传统对韦伯的影响出发,可以分析方法论视角下韦伯思想中民族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倾向的纠缠。研究认为,韦伯学说并非建立在古典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概念对应上,韦伯的思想既是独创的整体,又必然受到当时文化思潮和科学传统的影响,与其从当今流行的概念出发断定韦伯的立场,不如以这种观念纠缠为线索,在更为综合的意义上理解韦伯学说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