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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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朱贻庭

2015 (2): 1-13.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

摘要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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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其原义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同时也推衍于艺术、文学、建筑以及医学、武术等领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界对绘画、中医、养生、武术等领域的形神关系多有论述，但似乎尚未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意在从哲学的视角揭示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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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张济顺

2015 (2): 14-2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２

摘要 (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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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31KB) ( 1628 )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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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张耕华，朱伟明

2015 (2): 21-3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

摘要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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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界形势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叙述和评论，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对作者和出版方都是一个难题。大致说来，商务印书馆较多地考虑形势与舆情的压力，虽不得已、但仍按要求做审时度势的修订，以保证史书的再版续印。吕思勉则不愿随波逐流地改书，尤其不愿按某种现实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他又不能不顾及社会舆情和商务印书馆的处境。《白话本国史》的二次修改，最终都由商务编辑代笔，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案例，《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印证了史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当史学研究的求真与现实社会的致用发生矛盾冲突时，史学家是放弃求真以迎合社会舆情？还是相反？社会的相关方面是希望史学家掩饰真相以保证与现实舆情的一致，还是相反？这个难题，似乎至今还未找到两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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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

王萌

2015 (2): 31-3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

摘要 (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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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于1923年，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史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此书在出版十二年后，一度遭到国民政府查禁，并由此引发了民国年间知名报人龚德柏，与著名记者赵超构、商务印书馆及吕思勉与之间的讼案，随后由此案引起的聚讼纷争竟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当时诸多学者均参与到此次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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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１８３２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政治分析

王可园，齐卫平

2015 (2): 39-44.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

摘要 ( 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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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英国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实现了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钱但无权”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层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三是法国革命等国际环境的影响。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或者说政治上的赋权，实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一体化，其意义在于，首先，从短期来说，它缓解了英国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保持了政治稳定；其次，从长期来说，它促进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英国以后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最后，它也解释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改良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英国的改革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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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研究

胡键

2015 (2): 45-55.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６

摘要 (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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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70KB) ( 1304 )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多层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却创造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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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德性与幸福生活

刘科

2015 (2): 56-6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

摘要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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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直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与古代不同，当代人对幸福的讨论是通过权利来进行的，权利是人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关键。罗尔斯等人通过“基本善”来阐述权利，其实是指明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幸福的基本物质条件。阿玛蒂亚•森把可行能力作为权利的关键概念，从而进一步地指出了幸福不能仅仅是外在条件的满足，更是个人能力的应用和展示。森对能力的表达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说，功能与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功能从目的论意义上是人之为人的优秀性所在，因而能力与德性概念在价值意义上具有某些共性。从权利到能力最终到德性的论述说明，权利概念可以脱离现代规范伦理的抽象形式，回到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拷问，从而在德性维度下重新定义和理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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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竞争性伦理的发现和重释

范志均

2015 (2): 63-6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８

摘要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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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2KB) ( 1305 )

当代的竞争政治理论源自尼采哲学，它是把尼采的竞争伦理引入对自由民主的思考而产生的。尼采在希腊发现了已被遗忘的竞争伦理，并在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它进行了深层重述。尼采揭示了生命的竞争和超越的本质，在言辞中构造了一个以超人为目的，处在“好的战争”中的民族，重构了竞争性的朋友伦理，重述了竞争性的善与正义观念。尼采提出的竞争性伦理是贵族主义伦理，其与现代合作性民众道德形成对立和竞争，这样就能避免因后者的独大统治而导致道德的平庸，不过它们通过竞争达成和解也是可能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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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夏广兴，闫伟伟

2015 (2): 69-74.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

摘要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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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86KB) ( 1420 )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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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所见十八世纪北京内城民俗的机制变化

鞠熙

2015 (2): 75-8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

摘要 ( 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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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北京城市民俗在外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民俗承担者及其传承动机却大有不同。从585通北京内城碑刻来看，进入18世纪以后，北京内城不仅出现了立碑高峰，而且修庙立碑的主体也由明代的官员太监、清前期的汉族官员转为了普通市民，且碑阴题名中第一次出现了行会与商号的名称，具有自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女性组织开始出现，反映出社会转型的事实。如关帝圣诞、丫髻山进香等民俗活动虽与明代一脉相承，但民俗传承的主体与动因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这表明，将民俗作为资源而加以改造利用的行为，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碑刻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民俗的表面形式，发现其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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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结构改革中的农协问题分析

张建

2015 (2): 83-91.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１

摘要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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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协改革日本国内意见出现“以保护为前提的改革”与“以解体为前提的改革”的主流意见对立。本文意在从日本农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结构改革中农协所处的位置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中确认今后日本农协改革的中长期可取方向。论述中选取了日本二战后与结构改革相关的重大农业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今后日本农协改革需要进行组织、业务和经营管理改革，分离金融业务，中期内实现专营涉农业务目标，长期看需将农协改造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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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困境 ———以上海市专业社工介入信访Ｃ项目的个案服务为例

吴同，陈蓓丽

2015 (2): 92-10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

摘要 ( 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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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城市中信访之“气”的生产机制进行揭示，本文认为通过社会力量化解“气”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对上海社工介入信访调解Ｃ项目的研究，文章发现在实际运作中，尽管社会力量介入信访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社工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价值没有得到项目委托方（地方政府）的正确认识，信访调处仍然停留在“打压———反弹”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首先应该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和角色予以尊重和承认，改变原来解决信访矛盾的惯有方式，重视参与调处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推动整个信访工作的发展，进而改进目前信访体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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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

张永岳，宋艳姣，张传勇

2015 (2): 101-11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

摘要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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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已有80年。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正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中，自然条件对“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影响不大，而经济技术条件加速变化和社会政策的战略要求可能会改变“胡焕庸线”的固有格局。在这一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胡焕庸线”突破的目标，即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对均衡、产业在区域间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以新疆为例的分析,佐证了西部地区通过新型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为此，有关方面应积极搭建人口流动通道，逐步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均衡；应加大产业发展力度，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上的均衡；应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逐实现区域宜居水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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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冯体一

2015 (2): 113-123.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

摘要 (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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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075KB) ( 1496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其中绝对的投资主体就是中央企业。由于数据的可获性较差，国内外文献中甚少有专门针对央企OFDI的研究。基于长期手工收集的数据，并首次对央企OFDI的演进进行了回顾，由此对其战略选择即产业布局、区位分布、进入模式及主体选择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央企对外投资时偏好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及地区，亚洲和非洲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时间推移，在其余大洲的投资呈稳中有增态势，区位分布更加广泛和理性；产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为央企OFDI主要的进入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促进了央企OFDI的扩张，尤其是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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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NH建立前后数据的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联动分析

盛宝莲，庆楠

2015 (2): 124-13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５

摘要 (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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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市场正式诞生，使之与人民币汇率境内CNY市场、境外NDF市场一起形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多元市场格局，人民币汇率在三地市场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境内外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显得尤为必要。为此，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CNY即期交易价、CHN即期交易价、境外无本金交割人民币一个月和一年期远期交易价（non-deliverable forward，NDF1M，NDF1Y），以2010年8月23日香港离岸市场建立日和2012年12月31日作为时间节点，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衡量CNH市场建立前后境内外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其实证结果表明，在CNH市场建立前，CNY即期汇率对NDF1M有引导关系；在CNH市场建立后，CNY和CNH市场之间的汇率价格信息传导紧密，NDF市场对CNY市场的影响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先减弱后增强的态势，NDF1Y对CNY市场的影响程度比NDF1M更强。总之，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立，使三地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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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探讨
——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许鑫，冯诗惠

2015 (2): 133-13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６

摘要 (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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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通讯业务的发展，第三方支付、在线的小额信贷和信用支付等网络金融平台迅速崛起，互联网金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给传统金融带来了新变革的同时也为学术界带来了很多全新研究课题。因此，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03—2013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国家（地区）及机构分析以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可以展现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的影响力，美国在该领域的文献贡献率最大，英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最大；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得到过去十年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历程；结合文献共被引和膨胀词分析则可以探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与监控将会是互联网金融研究领域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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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曹旭，全亮

2015 (2): 140-14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７

摘要 (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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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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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译/不可译”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高宁

2015 (2): 149-15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８

摘要 ( 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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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静夜思”的外译，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对“可译/不可译”展开讨论。简言之，可译/不可译主要取决于可说/不可说之上。在形而上层面，可译性是第一位的;在形而下层面,可译与不可译处在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的关系之中。可译之度不仅是不可译，同时也是可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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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兼及明代公共编目人的著述困境

韩进，朱春峰

2015 (2): 157-16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９

摘要 (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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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于明崇祯年间先后编撰于浙江嘉兴。二书皆为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珊瑚网》及其编者汪砢玉声名更著，屡为历代治书画鉴赏者所引用。但比对二书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收录的书画题跋多所重复，《珊瑚网》实从《书画题跋记》中袭录了大量文字，并试图通过改变语序、修改相关署款等方式来掩盖这个事实。《书画题跋记》写钞流传的局限性为《珊瑚网》的抄袭提供了空间，汪砢玉在家藏渊源、艺术交游和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则进一步造成了二书在后世品鉴中的高下不同。郁逢庆的遭遇在当时从事书画公共编目的士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撰述主体阶层的下移，他们的生存和著述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求诚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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