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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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释义

杨国荣

2015 (3): 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1

摘要 ( 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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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223KB) ( 2064 )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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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协同治理：制度、技术与文化

程民选;李晓红

2015 (3): 26-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2

摘要 (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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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治理中，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不可或缺。这里的制度是关乎信用的制度的统称，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能够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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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浪藏族的生态文化景观重建

范长风

2015 (3): 32-4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3

摘要 (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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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901KB) ( 789 )

谁在生产空间，书写景观，为谁书写？运用人类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通过对我国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纳浪藏族村落文化景观的危机、崩坏、记忆和重建过程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景观面纱之下隐藏着文化认同的建构和权力下沉的诉求。集体记忆对文化空间的重建至关重要，记忆的选择性乃是着眼于当下以便制造意义的能动过程。文化空间的重建不仅仅是可视的几何图形的修复和再造，更为核心的是地方感、价值观、秩序和权力以及地方组织的空间再生产，其中的象征资源是非可视的意义体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觉来看，谁掌握过去，谁就支配未来；谁拥有景观，谁就有说话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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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联营、限制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的法史学考察
——以一战前后的德国为例

张陈果

2015 (3): 41-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4

摘要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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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和竞争法的交叉部分，即如何适用竞争法规制滥用专利权限制竞争的法律问题，是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难点。立足于我国目前专利量激增、专利法改革、反垄断执法摸索前进、竞争政策和公共利益全面整合的现状，采用法史学研究方法，以一战前后的德国为蓝本，将专利池、限制竞争和反垄断规制放到一个和我国当下格局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语境中，统观这一问题的历史缘起、制度运行细节和宏观经济背景，可以梳理出法律运行中的利弊得失，从而分析其对我国当下相关理论探讨及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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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刘新民

2015 (3): 4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5

摘要 (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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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95KB) ( 843 )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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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完善

王瑞山

2015 (3): 57-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6

摘要 ( 472 )

HTML ( 1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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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教制度的废止，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强制戒毒依然存在，它推行的基本是劳教模式，其对象是吸毒成瘾者，而不是罪犯，所以，劳教戒毒模式将成为人权保护讨论的热点。尽管新的禁毒法确立了新的禁毒工作理念，但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公安强制戒毒所发挥不了戒毒功能，公安和司法分段执行强制隔离戒毒造成资源浪费，戒毒评估由戒毒机构进行会造成不公，戒毒场所还没有脱离劳教模式，等等。结合劳教制度废止这一背景，借鉴境外强制隔离戒毒经验，提出如下对策：撤销公安机关的强制戒毒所，完善戒毒场所的医疗条件和各项设施，建立由第三方进行的成瘾认定和戒毒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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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

邓峰

2015 (3): 63-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7

摘要 ( 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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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之后，朝鲜以此为契机发动和平统一半岛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在与朝鲜的“非对称关系”中推行“敌视、遏制、不接触”的政策，放弃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和平统一，转向维持半岛分裂局面，通过强化韩国的实力以遏制朝鲜的发展。这使得朝鲜半岛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推动韩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加之金日成利用越南战争尝试采用类似于越南革命的方式统一半岛，朝韩之间不断出现低烈度冲突，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而美国则实施十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因越南战争的牵制需要维持半岛稳定而阻挠韩国袭击朝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在客观上助长了韩国的对抗行为。因此，美韩同盟恰恰成为朝鲜半岛危机得以缓解的一个较大的障碍。美国在半岛处理危机时的选择余地不大，其对半岛的政策陷入困境就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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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两国有关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交锋（1954-1957）

刘馗

2015 (3): 76-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8

摘要 (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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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931KB) ( 1195 )

1954年2月10日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首次正式提出有关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使欧洲集体安全问题成为了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直至1958年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再次紧张而走向平息。根据有关档案研究发现，美苏两国在这一问题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苏联打算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绕开”东西方争执已久的德国问题，保持欧洲和德国的分裂现状，巩固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对东欧的控制，实现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削弱西方联盟、将美国排除在欧洲之外等目标；美国则主张先让德国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后再考虑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而且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加入北约，反对因建立所谓欧洲集体安全而削弱西方阵营的实力。双方的分歧使美苏双方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以及随后的会议上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美苏两国都没有真正打算放弃以实力为基础的抗衡政策；二是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美苏双方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特别是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解决顺序上观点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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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

初庆东

2015 (3): 87-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9

摘要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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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91KB) ( 1359 )

1956年危机是英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这一危机的形成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的出台、匈牙利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随着英共党内对秘密报告了解的增加，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英共知识分子最先要求进行党内改革，但是英共领导层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党内的“团结”，压制党内公开自由的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这引起了英共知识分子的不满与“造反”。加之苏联进军匈牙利，英共领导层支持苏联的行动，而英共知识分子却要求英共划清与苏联的界限。在英共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党员的激烈对抗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脱党，英共遭遇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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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研究

楼嘉军,李丽梅, 许鹏

2015 (3): 95-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0

摘要 (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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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55KB) ( 1365 )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其高低是城市内部与休闲相关的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结果。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分析了上海自1978—2013年的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过程及特征，结果发现：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城市休闲化经历了从低协调到较高协调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二，休闲相关产业和居民休闲消费是促进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居民休闲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体现了城市休闲化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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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晓静

2015 (3): 102-10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1

摘要 (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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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28KB) ( 1373 )

旅游发展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旅游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应用异质面板协整技术对1996—2011年间欧盟27国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并着重针对新旧欧盟和东欧、南欧、西欧、北欧展开比较研究，其实证结果显示，各地区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的格兰杰检验亦表明两者间在欧盟15国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欧盟12国虽然短期内也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来看却只存在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单项因果关系。以地理因素来进行划分的南欧组别结果也印证了该结论。上述研究结果对欧盟地区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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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涛;严肃,陈体标

2015 (3): 110-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2

摘要 ( 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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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44KB) ( 967 )

目前学界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大多数研究文献在研究方法上都是假定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前提而忽略了对市场竞争结构的考虑。有鉴于此，将HHI衡量的市场结构因素纳入到实际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分析中，并且运用面板数据分别对从事出口和不从事出口的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汇率升值对所有类型企业的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均显著为负；（2）汇率升值会通过进口竞争效应显著提高国内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中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3）汇率升值会通过出口市场冲击显著降低国内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与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出口依存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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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组织学习、创新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易凌峰,欧阳硕,梁明辉

2015 (3): 119-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3

摘要 ( 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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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7KB) ( 2243 )

采用横断研究的方式，随机选取216家样本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考察知识管理、组织学习、创新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关系，其结果表明：（1）整体上知识管理对组织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组织学习对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2）知识管理中“隐性知识创造”对组织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而“知识转移与分享”对以上变量的回归效应均不显著；（3）组织学习中除“共同愿景”外其他各因子对组织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回归效应显著；（4）组织学习对核心竞争力有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知识管理对核心竞争力既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也有间接的影响作用；隐性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组织不仅要重视加强知识管理以直接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也要重视将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相融合，通过创新间接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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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解释模型
——链相模型

左思民

2015 (3): 125-1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4

摘要 (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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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014KB) ( 1531 )

现有的解释动词动相结构有两种模型：单相模型和兼相模型。通过指出它们的不足后提出了刻画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模型——链相模型，并以若干动词为例展开了论述，之后又针对和链相模型关系密切的若干问题作了论述或辨析。最后归纳出如下结论：动词的链相模型是把动词所含的各动相之间的关系看作概括反映了事件链的诸环节关系的解释性理论构造，它可以标写为“活动—→ 界变—→ 状态”的形式，在分析具体动词的动相结构之时，也可以标写为“V：【活动】、【界变】、【状态】”等。链相模型除了适用于分析多动相的兼相动词之外，也可以用来分析单相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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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概念与汉语量范畴系统

赵国军

2015 (3): 137-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5

摘要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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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77KB) ( 1180 )

语言中的量是有关事物、事件或者性状的大小、范围、程度等的范畴，量范畴形成一个系统。汉语量范畴系统分为量类和量值两个次系统。量类次系统根据指涉的对象在语言符号系统内外而分为语言的量和事物的量，其中，语言的量进一步分为语气量和情感量，而事物的量首先依据在量范畴系统中的地位分为基本量类和派生量类。派生量类是在基本量类基础上增加特定的参数得到的，这些参数是开放的。量值次系统主要有大小、界限、比例和次序。量类和量值的组合可以确定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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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及其认知动因

石慧敏,汪小溆

2015 (3): 146-15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6

摘要 (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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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41KB) ( 1006 )

“A也不是，B也不是”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用句式，该句式的前后两项形式上对称，A、B的语义通常相反或相对。对举反义聚合的两个极端项，概括该范畴所有可能的行为或状态，通过“不是”否定了极端项，从而达到全量否定的效应。经历时考察发现，“A也不是，B也不是”最早出现于宋代，元明时期产生了“A又不是，B又不是”和“A不是，B不是”两种变体，进入明清句式逐渐稳定，句式义也日益凝固，体现话语主体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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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程羽黑

2015 (3): 152-1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7

摘要 ( 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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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859KB) ( 1717 )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素为学林所重，近人至推为清人学术笔记第一，惜其书虽经再校，迄无注本，本论力图填此空缺，为此书作一笺注。笺注之义例，分为“明其源”、“纠其谬”、“补其缺”、“解其惑”、“申其正”、“探其理”、“衡其情”七种。明其源者，探寻钱说之论据也。纠其谬者，订正钱说之谬误也。补其缺者，补充钱说之不周也。解其惑者，解释钱说之疑惑也。申其正者，钱说为正解而他说非则申明其正确也。探其理者，钱说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探其所以然也。衡其情者，诸说皆无确证则衡量其情理也。此为《〈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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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于海兵

2015 (3): 163-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18

摘要 ( 4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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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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