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较系统地构建了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的评量模型。基于此模型并采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口计生系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的探索经验和实证数据，从而对模型参数进行了科学估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评量模型包含四个子模块，即受托社会服务单位的基本管理制度建设达标绩效、社会服务单位组织管理绩效、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满意度、被服务对象满意度等。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综合绩效评量模型的构建，可以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管理和评估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建设短板。

县域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口回流趋势的增强和县内城乡"双栖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推进县域的城镇化发展十分必要。围绕城镇化相关理论，基于县域就地城镇化概念，研究认为：当前的人口流动特征、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国家政策是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基础；而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中小城市吸引力薄弱、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突出等则是地方在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可重点从增强农民进城定居能力、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适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方面加快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多维政策效应。基于CHFS数据，将住房公积金制度细分为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活跃度3个政策维度，根据家庭财务生命周期的一般规律，就其对我国城镇职工首套住房、多套住房以及住房财富3个方面的影响展开分析，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组并基于历史背景按时间序列和样本年龄特征进行分类回归，发现3个维度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参与广度对城镇职工拥有自有住房有显著促进作用；参与活跃度对拥有自有住房和住房财富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深度正向影响住房财富。进一步的探讨显示，公积金制度受益面过窄，削弱了制度的普适价值，特别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用于支持租房的功能基本处于没有开发的状态。因此，应当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功能定位，放开其租房支持功能，以促进我国"租购并举"的住房市场的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养老保险体系三大支柱结构失衡。为推动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缓解养老压力，我国进行了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目前推行的试行办法对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金领取税率采取"一刀切"的模式，经测算，这种"一刀切"的模式会使很多人享受不到优惠。借鉴国外经验，基于我国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测算不同收入等级下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金领取税率，并将其转换为领取金额的等级划分，同时，进一步对消费者年龄、退休年龄、个人收益率、保险公司预定利率以及个税起征点这些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发现，我国税延商业养老保险推行中如实行分等级税率的设置，可以使不同年龄人群在购买时都能享受到税收优惠，且个体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投保年龄，以获得更大的税收优惠。

从国际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量看，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外汇交易货币。日元之所以能成为主要国际交易货币，一是因为日本具有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以及适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等3项基础性条件；二是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通过推进金融自由化，完全废除了外汇管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从而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三是通过欧洲日元债券、日元外国债券、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等渠道使得日本成为世界净债权大国，导致日元国内的普遍接受性外溢成为国际的普遍接受性；四是长期的价值稳定和低利率，使日元成为优质的避险货币和价廉物美的套利货币，深受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日元成功的经验对人民国际化的启示在于，应把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优先目标，再考虑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运用；应建设国内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之成为扩大人民币国际交易的基础条件之一；应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和汇率稳定，使之成为国际投资者偏好的国际资产。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对人民币汇价的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构建汇率目标区的核心问题是中心汇率如何确定，而通过对名义汇率与劳动力生产率进行Johanson协整性检验，可以证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能够作为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而，考虑政策目标等其他因素，通过建立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的VEC模型，并根据中心汇率测算结果与平均汇率之间的误差，确定人民币对美元隐形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为±较为恰当，即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偏离中心汇率在±3%以内时货币当局无需进行干预，触及±3%时视为预警信号，超过±3%时是否干预视具体情况而定，而超过±5%时则必须进行干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进一步放松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管制，避免被动式的干预；将超额外汇储备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成立干预外汇市场、管理汇率水平的外汇平准基金，将剩余的超额外汇储备转换成黄金储备。

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一直是宏观经济及金融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非对称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股票收益率的理论模型，并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研究三区制下我国的上述两者关系后发现：剔除2014年下半年"杠杠牛"导致的唯一一次"通缩与牛市"并存现象，低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较低，温和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最高，高通胀下实际股票收益率最低；给定通货膨胀率一个正向的外界冲击，实际股票收益率在3个区制内均呈现负向变动的趋势，我国A股市场存在"费雪效应之谜"；创新性地应用区制转换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经济系统进行区制间转换时实际股票收益率与通胀率也呈现负向变动的态势。

“发展观”认为政治关联能通过政府给予商业银行利益输送项目使得商业银行保持绩效增长，而"政治观"认为政府与商业银行保持政治关联的目的是为了将经济政策施压给商业银行，这会削减商业银行绩效，增加其不良贷款。在此背景下，基于2007—2016年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判断宏观经济目标和董事会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同时政治关联也能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降低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正影响，同时会加大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影响；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关系没有显著影响，但会降低政治关联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