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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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曙光下的科技人文与大学之道——钱旭红院士访谈

付长珍, 刘梁剑

2020 (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1

摘要 ( 285 )

HTML ( 469 )

PDF(1912KB) ( 68 )

面对新的世界文明变局，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思维。改变思维既要回归本源，又要更现代。量子思维既是最前沿的，又与老子的学说相通。如此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正昭示着人类文明新的曙光。科技与人文在现代社会的“纠缠”表现为科技重塑人文、人文引导科技。现代科技可以为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材料和技术手段；应该发挥伦理学对于科技创新、人类生活的引领作用，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新时代的大学肩负着“育人”“文明”“发展”三大使命。立德树人，需要三种精神要素的统一，即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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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齐卫平, 柴奕

2020 (4): 1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2

摘要 ( 378 )

HTML ( 177 )

PDF(1242KB) ( 203 )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在国家治理实践进程中彰显出独特的优势与效能。从普遍意义上讲，政党制度奠定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规范着政党推动国家治理的有效实践。聚焦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效能，主要体现四方面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的显著优势；坚持多党合作以整合政治资源的显著优势；发展协商民主以保障人民最广泛利益的显著优势；创新民主监督形式以促进执政党廉洁执政的显著优势。新时代的政治实践要求最大限度地把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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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政治生态学为视角

刘京希

2020 (4): 19-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3

摘要 ( 384 )

HTML ( 179 )

PDF(1860KB) ( 177 )

从人类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生态层位关系来看，文化因其生发的地域性、族群性限制而获得具体性、特殊性、经验性与多元性特征；文明则是对于文化的高度凝练、抽象与超越，因而带有通约性与普遍性特征。也正是文明的这一超验性特征，为中西文化的互映、互鉴与互融，提供了形上理念空间。文化层位的中西比较基于各自思维模式的特殊性而以互补、互鉴为要旨；文明层位的中西比较则基于各自的共通之处而以互融共享为根本。对于现代文明后发国家而言，能否顺利克服文化适应或文明适应综合征，决定其融入世界共同文明进程的速率。而其融入现代文明进程的步频，取决于其克服文化或文明适应综合征的程度。作为拥有辉煌历史传统的原发性文明，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历程充满曲折，尚有很长的路途要走。在这一进程之中，亟待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互鉴，基于自身的独特性经验文化，去发现与人类共同文明进行生态化通约的超验性和普遍性价值，进而形成共识并予以光大；惟如此，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可达致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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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家：梁漱溟论中国文化之特质

高力克

2020 (4): 30-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4

摘要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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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44KB) ( 177 )

在晚清以降西潮东渐肇端的社会大转型中，面对现代性之个体主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命运，中国现代社会中“家”的价值，成为百年中国“古今之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五四的反家族主义思潮，梁漱溟逆势而行，他反对简单地否定家族制度的进步论观点，而将家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梁漱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家不仅是涵养德性的道德源泉，而且具有安身立命的宗教功能；中国人将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这种组织与团体组织不同，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中国文化之伦理本位的相对论智慧，可以消解西方个人本位与团体本位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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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主题说的百年变迁——兼论“主题”概念的理论意义

陈大康

2020 (4): 38-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5

摘要 ( 1578 )

HTML ( 36 )

PDF(2690KB) ( 498 )

《西游记》主题说百年来有几次大变化。否定清代儒释道三家阐释后的三十年里，鲁迅、胡适的"游戏说"占主导地位，随后三十年里，强调阶级斗争的主题转化说为权威解释。近四十年里，数十种新说相继而出，又伴生了核心主题、副主题、多重主题等概念，其他古典名著乃至现当代短篇小说也出现了纷争态势。《辞海》改写"主题"定义以适应现状，文艺理论教材则取消相关阐述。若追溯"主题"概念起源，辨析其含义，可发现纷争实已越出概念外延的覆盖。若认真审视起点与辨析关键概念，研究中许多无谓的争论似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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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老旧之物的文化政治

田晓菲

2020 (4): 53-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6

摘要 (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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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852KB) ( 233 )

文章通过检视中国中古文学中对老旧之物的态度，论述公元8、9世纪之交一种感伤文化的出现。这种感伤文化显示了中唐作家对人与物之间的模糊界限感到的强烈不安，也显示了在一个文化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它一方面预期了北宋的好古与集古精神，另一方面也揭示深受目的论影响的唐—宋转型叙事中存在的漏洞与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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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别集的特殊命名及文学史意义

何诗海

2020 (4): 66-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7

摘要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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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776KB) ( 203 )

明清时期大量别集命名，或未提供作者信息，或未揭示文集属性，甚至两者皆付阙如，以致无法从命名上判断其是否为文集。这些特殊命名，多为作者精心淬炼而成的"文眼"，近乎文章标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义远不止提供目录学信息，而是承担着记载个人经历、展现时代背景、抒发作者情志、揭橥文学观念等功能，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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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中的话语、比较与反身性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

2020 (4): 77-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8

摘要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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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97KB) ( 159 )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区域研究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一，每个团体的专家都应该专注于他们所做工作的话语性（discursive nature），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宇宙的自然状态；其二，他们必须相互交流。除非我们怀有一种自我批判和彻底比较的治学态度，否则区域研究很难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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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土壤束缚的中国”——生态农业中的技术、资本与伦理

卢成仁

2020 (4): 85-9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09

摘要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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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188KB) ( 134 )

"被土壤束缚的中国"已成为当下农业种植与食品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通过讨论影响土壤改良中的多重因素，将自然性、技术性的农业种植与农夫的信念伦理及农法背后关于人是什么、人与土壤关系、人应如何行动的人观和伦理原则关联起来分析，可以拓展并补充农业研究传统中未被关注的农业种植与伦理过程分析。在农业种植结构性条件变化背景下，农场特殊性的自然风土、具个人特殊性的觉察力及农法所建构的人观知识和伦理原则，使得生态农夫在土壤改良中成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与利奥波德消极共生意义的土地伦理相比，生态农夫们的"土壤伦理"在明显的自我道德设定上确立其认知和行动的积极性质，进而区别于"无公德个人"的中国个体主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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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研究

张原, 汤芸

2020 (4): 97-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0

摘要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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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38KB) ( 65 )

灾难具有“自然—社会”双重复合属性，这要求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社会科学中“文化—自然”的对立二分框架和“人类中心主义”来展开问题的探询。针对当前灾难人类学研究中的总体困境和具体分歧，应该围绕“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这一灾难研究的关键问题，来讨论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如何依托于地志学的方法路径获得整体融贯性的视域拓展和实用主义取向的学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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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与缅甸边境地方社会——以“金三角之城”大其力的换钱点为例

杨漪, 黄剑波

2020 (4): 107-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1

摘要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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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49KB) ( 171 )

边境地区是缅甸诸多地方民族武装力量、缅军与缅政府的权力“角逐场”，同时边境贸易在缅甸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以货币兑换与汇款为主业的换钱点是缅甸边境地区常见的非正规金融形式。如何推进换钱点的正规化，成为缅政府加强边境管理和国家建设的一个难点。在“金三角之城”大其力换钱点的个案研究中，非正规金融业务是嵌入在大其力地方社会中的一个节点，串联起了国家、多种地方势力与普通民众，共建了边境地区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混杂的社会。在缅甸边境的情境中理解“合法”与“非法”，可以揭示其难以改变的深层社会原因，加深对缅甸边境复杂形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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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门

刘耀春

2020 (4): 117-1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2

摘要 (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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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90KB) ( 174 )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门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5世纪，即文艺复兴早期和中期。在这一时期，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古罗马凯旋门开始成为城门设计的参照样本。中世纪的塔楼城门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新的文艺复兴风格城门并存，显示了这一时期城门发展的过渡性。第二阶段是文艺复兴盛期和晚期（16世纪）。在这一时期，改良大炮的冲击促使城市统治者开始加强防御，改造城墙和修建新城门。威尼斯统治下的特雷维索和帕多瓦率先放弃了中世纪塔楼城门，建成了“威尼斯帝国风格”的新城门。在这一时期，古罗马凯旋门成为更多意大利城市城门设计的参考样本。第三阶段是巴洛克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巴洛克时期的城门防御功能减弱，仪式功能日益凸显，这与当时意大利表演性的庆典仪式的盛行密切相关。为了展示统治者的权力和威仪，为了政治外交礼仪的需要，城门设计师一方面继续沿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凯旋门母题，同时日益热衷怪诞和华丽的装饰和城门的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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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匈牙利刑事法律修订圆桌谈判研究

邰浴日

2020 (4): 134-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3

摘要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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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33KB) ( 56 )

在1989年举行的匈牙利圆桌谈判中，专门设立了政治谈判第四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修订原则的谈判，授权其根据国家推进政治体制变革的需要，对相关政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重新判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反对派代表团不仅得以就法律修订的总体原则达成了一致，而且还遵循着既定的法律标准，进一步拟定出了诸多法律修订条款。由此交由议会获得审议通过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修订法案，为匈牙利实现和平的政治变革移除了部分的法律障碍，也为匈牙利此后回归欧洲、加入欧盟创造了必要的法治条件，更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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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和具体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任远, 金雁, 陈虹霖

2020 (4): 143-15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4

摘要 (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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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202KB) ( 176 )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明显提高。迁移流动的老年人口本身是具有多样性和差别性的。根据我国流动老年人口不同的流动目的，可以将流动老年人口分为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三种类型。基于生命历程、家庭安排和制度因素的分析框架，可以揭示我国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迁移流动过程是如何受到具体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影响的。由此发现，我国流动老年人口中有相当数量仍然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力资源，家庭因素对于我国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影响老年人口迁移和养老安排；流动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迁移距离和流入地区也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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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随迁的父代工资效应及其性别异质性研究

曾永明

2020 (4): 156-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5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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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12KB) ( 91 )

考虑到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可能并非是随机过程而是存在自选择性，因而有必要利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的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内生转换模型消除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就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影响进行考证。由此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自选择因素会影响家庭决策，子女随迁存在自选择性。（2）与既有研究子女随迁普遍具有正效应的结论不同，全样本估计显示子女随迁将显著抑制父代工资，即存在负效应，而且如果未考虑自选择性将低估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抑制效应。（3）子女随迁的父代工资效应具有"父亲惠利、母亲受损"的性别异质性：减损母亲约8%的工资，提升父亲约2%的工资，其中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健康水平和消费水平能解释这种性别异质性的生成机制；子女随迁与家庭团聚带来的幸福感是以牺牲母亲工资为代价的，社会化的性别认同依然是关键因素。有鉴于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为农民工子女随迁创造便利条件，进一步完善子女随迁政策，降低随迁成本以抵消或超过工资减损效应，从而提升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度；同时，不仅要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服务政策，更要在顶层设计上将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范畴，注重性别平等化的政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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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模式、住房类型与大城市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基于广州的实证研究

吴开泽, 黄嘉文

2020 (4): 170-1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4.016

摘要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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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55KB) ( 196 )

住房问题是全球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焦点问题。基于2014年广州住房调查数据，研究大城市居住模式和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家庭经济能力、职业状况、居住模式和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采取家庭居住模式和租住正规住房者留城意愿更强烈；住房类型是流动人口居住模式与留城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以家庭居住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正规住房，而这种选择对定居大城市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当构建正规住房和非正规住房良性互补的二元房屋租赁市场，保障城市非正规住房住户的居住权利，使非正规住房从流动人口落脚之地变为中产阶层孵化器，从而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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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20 (4): 184-188.

摘要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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