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作为一个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 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因而赋予了经济伦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李斯特并不否定个人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但认为应将个人视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 因此, 经济伦理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实体的国家而非原子主义的个体, 其基础是爱国主义。李斯特的这些观点与斯密的世界主义是迥然不同的。李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独树一帜, 对于我国经济伦理的建设, 以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仍有借鉴意义。
本文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意义。首先对于“判断力”这个概念给予了细致的分析, 揭示出想象力在审美判断中的中心地位: 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一方面产生了同知性、理性的游戏, 一方面形成了对理性理念的象征性展示。本文指出, 美对道德的象征关系正是康德的美学主旨。也只有通过这种象征关系, 自由美与依存美的区分、美的理想, 以及美的智性兴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由此, 本文区分了审美(或美)的纯粹性和重要性, 阐明了审美虽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立法, 即可以保持其纯粹性, 但其重要性只有在同道德的关系上才能表现出来。
人对地理世界的认识受一系列主观因素影响。本文从语言、社会政治、出发点和路线等方面讨论了游记创作与近代西方全球地理观的关系。文章说明, 地理观的形成离不开语言和与语言活动有关的各种主观因素, 认识世界与创造世界的过程不可分割。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对日本称名经历了一个由以“倭”指称转为以“日本”指称的变化过程, 变化的主要原因与日本方面视“倭”为“不雅”之名有关。本文在追溯考察对日称名之演变过程基础上, 对古汉语中的“倭”字意味以及它当时成为对日称名的可能原因作了考论, 认为“倭”称在古汉语中实际是个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的语词, 以“倭”为“不雅”之名在古汉语中并无根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倭”称真正成为“不雅”乃至贬义鲜明的特称词语是明代以后始有之现象, 其背景原因则是明代时期日本方面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掠暴行。中国古籍对日称名由“倭”改称为“日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对日本民族的尊重和宽容, 而“倭”称在古书中从一个不无褒美意味的语词转变为一个贬义鲜明的特称, 则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之道义立场在对日关系方面的表现。
什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颁奖原则?本文认为: 不是别的, 就是“理想主义”。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颁奖原则, 一百多年来, “理想主义”的涵义不断地丰富和变化, 从最早的温和性的人道主义精神,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些现代派作家对它的补充(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新的艺术的追求), 以及本世纪七十年代后对它的淡化和泛化, 得奖作品在表现人类处境上更富有深意, 作品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度广度进一步突出。“理想主义”毕竟是跨世纪的光芒, 对它的探寻与研讨, 会使我们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步伐走得更快, 步子迈得更大。
《慈父》被英语世界认为是20世纪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其主旨便是一种“仁慈的虐待狂”, 力图以貌似合理的“爱”控制、甚至颠覆其对象独立的人格系统。这种变态的, 暴力的“爱”在《慈父》中带有“父奸迷狂”的特征。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女性恋母情结和对父权文化的解构。
张资平是中国20世纪市民小说最早的尝试者, 他的小说对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市民小说传统加以现代改写, 故事大都具有悲剧性质和苦难性质, 然而人物的生存烦恼和生存幻想却具有一种市民化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开辟的市民文学空间更加注重个人幸福实现的可能, 其后期情恋人物大多从个性主义者转变为幻想性革命者, 描写了一种独特的个性主义革命者。其情恋人物表现了中国古典传统的礼制文明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明交错中的市民生命情景, 反映了市民知识分子来自生命的爱欲解放与文明对爱欲进行压抑的冲突, 他们对于文明规范的瑜越, 主要来自生命的感性生存动力与理性控制之间的不平衡, 其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生命激情的理性控制意识, 而其理性控制的特点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理性规范取代了东方礼制文明的理性秩序。
本文着重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新浪漫派”的个人性话语与其时代主导话语的区别和关系, 力图在这两种话语系统的对照比较中, 揭示“新浪漫”派文学的审美、文化特性, 并将其纳入到“现代性”问题这一新的理论视野中估量徐𬣙、无名氏的创作所独具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意义。
人类战争存在无限化与受制约控制的两种历史运动趋势。总体战争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向无限化发展的顶峰。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历史现象, 是实行“固守绝对目标、使用绝对手段、谋求绝对胜利”的无限化总体战争。二次大战把战争推到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极端界限, 促使人类从此进入新的有限战争时代。热核武器与世界整体性发展所产生的制约作用, 是20世纪下半叶没有发生新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影响21世纪战争与和平前景的两大矛盾, 一个是新的世界性贫富两极分化, 另一个是全球走向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
20世纪研究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作为20世纪研究的新趋势, 主要表现为总体性研究的展开。与总体性研究相适应的理论解释系统的建构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将为历史学意义上对20世纪的“再发现”奠定学术基础。总体性的系统研究应着力于结构的研究, 因此, 反映“世界历史”结构特征的“世界体系”概念可作为20世纪研究的一个中心概念。从“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着眼, 20世纪世界历史运动的本质及其特性能得到新的解释, 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
“肯定性行动计划”是通过政府调控、旨在促进真正的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所采取的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它与美国个人主义“机会均等”价值观的冲突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通过对该计划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的论述, 着重指出: 只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继续存在, 且受害者有足够大的影响力, “肯定性行动计划”就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于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几年已有多篇文章加以论述, 只是对其内涵、性质及思潮与流派的界定, 仍颇有歧义。本文除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外, 还将对这一思潮的流变过程、各时期特点及其复杂的历史作用进行一些分析, 以就正于海内方家。
作者近年来对宋明史学的主线作了系统的思考, 提出了理学化史学一说。本文对理学化史学的概念、性质、功能、特征、发展过程、正负面影响诸问题作了初步的论述。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但对于李烈钧与该事件的关系, 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 在察哈尔抗日的整个过程中, 李烈钧频繁活动, 积极支持冯玉祥在张家口的组军抗日行动。当察哈尔问题陷入僵局时, 李烈钧又成为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缓冲力量, 他肩负起居中调停之任, 对察哈尔问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人口城市化客观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但中国的城市化长期以来基本上属于控制前提下的滞后型发展。城市化滞后会产生较为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 这些后果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加快发展, 特别是在城市化高强度推进的东部发达地区, 已经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思路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即由控制中的发展转变为发展中的控制, 这是中国通向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口规模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口变量, 研究一个城市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不能不涉及这个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问题。本文主要根据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的思想, 借鉴日本东京人口增长变动的经验, 探讨上海将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合理人口规模。结论是: 常住人口2000万、实有人口2300万, 是上海2030年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 也是上海将来人口增长变动的最大可能规模。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 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与发放现金股利一样, 都是股利分配的方式, 且效果相近, 但在股利派发及获得方法、选择机会、信息对称程度等方面两者又有区别。美国的一些学者实证研究表明, 当上司公司股利分配规模中等时, 大多通过公开市场回购方式进行分配; 采用这一方式, 往往能使股东财富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而言, 股份回购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改善公司的市场形象, 又可以重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在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诸多因素中, 资本的市场价格是核心因素。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 利率均作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参数, 它和资本流量之间互为因果, 互为内生变量; 同时, 有关研究表明, 汇率也能部分地决定资本的流向。另外, 作为“不确定性的价格”——风险的代价, 在客观上也直接影响资本的流量及流向。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手段调节上述影响资本市场货币价格的因素, 引导资本流向, 减缓投机性资本的过度流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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