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Vol. 30 ›› Issue (2): 43-49.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99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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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珅
摘要:
对于国民素质的思考, 可谓世纪话题。本世纪初, 梁启超提出: 不知公德, 是中国国运日替的根本原因。为此, 他力主“公德说”, 旨在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权利思想, 这是一种建立在力本论基础上的、富有时代精神、充满竞争意识的道德论, 以期培养一种以“合群救国”为理想的新的人格规范。由于私德不立, 新学说的引进, 也使得一些人挟之以行其恶。民德升降, 实是国势、政体、战争、生计、学术多方面影响下的综合结果, 故改造社会, 应先于改造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