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Vol. 44 ›› Issue (6): 76-83.
李孝迁
LI Xiao-Qian
摘要: 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激发民族主义,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既不盲目推崇,也不一概否定。然而,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