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 但是在中国, 思潮纷繁却是一种现代现象。整个20世纪, 思潮研究都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向度。它的百年历程也是因人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反省。对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并不平衡, “社会思潮”的概念尚需澄清, 并且应该从分学科的或个案的研究进到综合的求“通观”的研究。把20世纪社会思潮看作是围绕着现代化而展开的历史性争论, 考察由此形成的现代性话语和现代性观念, 可以是“通观”的一项选择。这种研究同时应注意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密切关系, 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方法问题。
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首先要认清的是: 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舞台的, 主要是一种“行走的观念”。行走的观念具有强烈的干预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品格, 它强调观念服务于行动, 进而认为行动优先于观念, 最终以行动取代了观念。从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看, 行走的观念属于一种“现代性”的观念, 它起源于启蒙思想的“乌托邦”, 最终却导致乌托邦之异化。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以最典型的方式展示了这种启蒙观念之产生及异化的曲折行程。
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思潮中往往具有经过哲学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而使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少不了哲学史研究。但社会思潮史研究还需要关注和探讨这种哲学内核的传播、普及、制度保障、实践转化诸问题, 这些问题在哲学史研究中并非重要, 但在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却十分重要, 从而使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 当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分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自由”的肯定, 抓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本质。局限性主要是其理论逻辑存在着混乱, 所持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存在着理论困难, 即没有认识到“自由”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是开放的、也有其难以解决的内部困难, 尤其是这种普世性并不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模式甚至制度细节, 否则在逻辑上就是对“自由”的否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 在历史给定的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通向“自由”的道路永远敞开着新的可能性。
现代学术史上的章太交、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通过分析他们对于“国学”和“国故”的不同舍义的指认，揭示近代学术发展不断剥离价值，追求“客观”的过程，并兼及学术权势与学术立场之问的互动关系。
戴名世经学、史学兼治, 并着力于子学研究。戴氏治学特色鲜明, 他的治学折射出了明清之交那个特殊历史时段学术转轨变型的重要学术讯息。
唐代地方州府是由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多个职能机构组成的行政统一体, 六曹参军是这个行政系统的主体, 负责落实中央政府各项行政指令。司户参军则是州府六曹行政系统中职责最为繁重的“要”官, 掌户籍、计帐、婚媾等经济事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些文件, 再现了唐司户参军的具体职掌。
长随(家人)是清代地方就业渠道多元化和地方行政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清代州县“非正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随在衙门中地位不高, 亦公亦私, 不同于吏役, 作用上则弥补了地位较高的幕友、吏役之所不能。长随种类繁多, 各有职掌, 对清代州县行政意义重大, 而在负面影响上亦较幕友、吏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 长随也在幕友、官长和吏役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 这种平衡是地方衙门稳定运行的基础, 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清代州县结构实用性、稳定性与合理性的一面。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制度的一种商业策略, 它追求一种宏大叙事的统一性原则, 使其在名实之间充满矛盾和歧义, 表现为概念上的“空壳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实际上已经解体, 所谓后现代电影并不是类型电影, 在对这些影片的审美过程中反对阐释, 提倡“新感受力”不仅是对类型电影的直接否定, 也是对影像本位的真正回归。
通过对雕版、石印、铅印三者的不同印刷技术原理、特点的呈现及其在晚清民初的运用状况的描述, 历史地展现了以印刷出版为核心的文化再生产怎样得以展开, 又何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产生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 推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发展。
《独立评论》时期陈之迈的政治思想虽看似零乱, 其实它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那就是: 发展现代经济制度是中国统一的前提, 只有现代经济制度的发展, 才有健全的舆论和充分的法治; 舆论和法治是宪政成功的两个基本条件, 宪政的实现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民主政治是“上轨道的政治”的本质。同时, 民主政治是澄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 即加强真论和法治→完善监察体制→推行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政治。贯穿此逻辑体系的核心是以和平非武力方式解决政权的更替。
中国如何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各自的回答, 其思想内容既存在严格区别, 也有许多一致性。陈独秀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中国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一步跳到社会主义, 中间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并且, 对于这个中间过程设置的意义, 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规定等方面, 毛泽东与陈独秀都有一致性; 但由于思想认识和逻辑的不同, 也导致他们对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严格区别, 从而在发展资本主义途径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进了我国法制文明与教育文明的相互结合, 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对新时期高等教育法制变迁的过程、内容和方式等三个方面的考察, 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变迁从被动适应到主动优化、从权力制约到权利制衡、从国家强制到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
品牌个性评价维度存在重要的跨文化异同, 但在中国市场背景中尚缺少丰富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以一个低涉入品英(糖果)为例, 选用本土化品牌个性量表的基本维度及词汇, 对全国三个城市的消费者进行测试, 发现了与美国量表对应的两个关键维度“仁和”和“时新”。同时, 立足于中外品牌和消费世代对比角度, 可以揭示品牌个性维度评价的关键差异。研究表明, 与外资品牌相比, 中国老字号品牌个性具有突出的“仁和”评价, 但“时新”评价低下; 与年长世代相比, 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著更高。这个结果对重塑中国老字号品牌形象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以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为对象, 建立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分析样本公司社会责任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成本与核心竞争力之间在总体上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应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社会资本在对智力资本的支持、对智力资本替代与转移特性的影响、对智力资本开发过程的促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社会资本一方面通过与智力资本的有效互动提高智力资本的应用效益, 另一方面通过与智力资本的整合, 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 实现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整合应成为智力资本管理的基础,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智力资本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具有重要意义。
巫术是由于错误联想而导致无效的、意在影响或改变客观事物发展进程的行为方式。巫术及其起源是人类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有关巫术起源问题, 现有的各种说法纷纭不一, 简单概括主要有天然存在说、“玛纳”说、臆症说、情感说、生产力低下说。我们认为, 巫术因原始思维而产生, 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和误区。本文揭示的种种说法, 有的可以补充原始思维说, 但有的是片面的, 有的是错误的。文章对现有的各种说法加以介绍和评议。
文字分化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也是产生新出字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楚简新出字中的分化字与传世文字比较, 认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分化的不一致是导致“文字异形”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明是一种言语博弈理论, 是一种语用逻辑。语用逻辑和言语博弈统一于时语言的使用, 集中体现人类的言辩智慧。陈望道《因明学概略》对因明所做的深入浅出的语用逻辑上的阐发值得当下学界重视。因明意义上的言语博弈是一种游戏式对话, 对话过程中注重“悟他”, “悟他”过程中孜孜以求“赢得”。
油画是极其西方的一个画种, 但是, 宣纸油画却已然成为当代油画史上一个极富中国特质的艺术符号。对于这一艺术样式的首创和代表, 一些媒体常指为沪宁等地一些中青年的画家; 而对于“宣纸油画”的美学特质, 一些评论也常言是以敦煌壁画造像为对象, 用宣纸和油彩创作, “画风淳朴, 飘逸飞动、古色古香的画派”。其实不然, 中国宣纸油画的真正代表应该是著名旅美前辈画家孔柏基, 发现日常生活的神性, 发现日常生活的永恒价值, 可以说是孔柏基宣纸油画的真正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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