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中古社会都存在赋税基本理论。在中国，赋税基本理论派生了一些具体理论，如“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等。但在西方，“量出制入”作为一种理论较中国晚成，这时还仅以理念的形式存在，但同样由赋税基本理论派生，同样制约政府的征税活动。基本理论是一种深层理论，具体理论则是一种表层理论，前者一般决定后者的性质，后者则表现或反映前者的特征。基本理论是专制的，具体理论也一般是专制的; 基本理论具有民主性，具体理论也一般具有民主性。
在封君封臣制度下, 中世纪英国国王具有全国最高封君和国君的双重身份。作为最高封建主, 国王应该“靠自己过活”, 即以来自王领的“正常收入”维持王室生活和日常行政开支, 但是经常入不敷出。于是国王以国君身份, 以“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为由, 向全国臣民征收动产税———特别收入,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行政和军事开支。议会通过充当“共同利益”的判断者取得批税权, 推动了中世纪英国宪政的发展。
国王财政自理原则是英国基本赋税理论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它是议会约束国王征税的重要依据。一些学者依据都铎王朝中后期税收方面出现的某些变化, 提出此时国王已经突破国王财政自理原则限制的观点。本文则借助大量事实和数据, 在定量地分析了这个时期议会税收入和战争支出的基础上, 证明都铎国王仍然遵守着国王财政自理原则。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税制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法理基础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税制以财产私有为法权基础, 最后发展出平民通过代议制而控制国家税收的宪政政体; 而中国“秦制”以后赋役制度的基础在于, 皇权是一切“子民”人身和财产的最终所有者、支配者。这个法理不仅导致了中国皇权社会在制度方向上与欧洲的迥异, 而且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中国制度形态的一系列重要特点。
按照西方中古赋税理论, 国王征收赋税须取得纳税人同意。与此不同, 中国古代帝王征收赋役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然而, 为了有效地统治社会, 历代的帝王、官僚及文人们为证明皇帝征税役权的合法性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明, 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赋役基本理论, 即“皇帝家天下论”。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的“同意”原则是以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税权, 使赋税公平, 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中国赋役基本理论力图证明皇帝具有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 是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皇帝一家的私利。中西赋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征税者与纳税(役) 人的身份及力量对比, 其次则是由于中西文化及社会普遍观念的不同。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 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 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通过对一些原始经论的考据, 可以看出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汇, 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 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 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
根登群佩在《中观甚深精要论》一文中, 表达了他对大乘中观思想的独特感受和与众不同的见解。根登群佩从意见与真理的关系出发, 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在经验世界范围内认识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结果在理论上否认了一个无所不知的观察者, 因而在藏传佛教理论中倡导了一种多元主义方法论。
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的著名高僧。他的思想理论对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从慧远的佛学思想来看, 他接受了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 特别是其中“一切法实有”的思想, 因而认为法性是法真性, 是不变的实体。这与“缘起性空”的般若学说是不一致的, 所以受到鸠摩罗什的批评。另一点是慧远十分欣赏犊子部一系《三法度论》所说的“有我”思想, 以为“我”(慧远称之为“神”)是一种超乎精神与形体之上的东西, 并因此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 以形尽神不灭的议论来反对当时的神灭之说。
《资本论》可以美学阅读, 美学意蕴突出表现于结构形式。《资本论》结构在处理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上自觉坚持“艺术整体”的美学法则, 具体表现不仅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向, 而且在于“分流—递进”的叙述技巧。《资本论》结构最鲜明特色是贯穿辩证法逻辑程序, 从逻辑起点、范畴转换、原理联系、各卷衔接等, 都显示出“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 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资本论》结构不仅旨在阐释客观规律, 而且意在表达主体风格。《资本论》探究的并非仅是“2+2=4”意义的经济规律, 其结构形式蕴涵审美情愫。《资本论》创作作为“精神生产”, 不仅在论述内容上追求政治经济学目标, 而且在结构形式中实践了“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念。
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否有过重大转变, 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爱因斯坦是从经验论者转变成了唯理论者; 有人认为不存在这种重大转变。也有学者认为其思想一直存在“多元张力”。但是, 从逻辑和史实的进一步研究, 都说明爱因斯坦的思想有重大转变。在研究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时, 应该把其思想的自我表述和客观实践区别开来。由此得到的启发是, 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对其科学活动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已经在多种地域尺度上存在。中国居住空间分异的原因与国外不同, 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及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是加速分异的主要原因, 其直接后果是在社会空间上造成不同阶层的隔离和集聚, 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影响弱势群体。混合居住是改变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应对策略, 但在自由和商品化的城市住宅市场中, 不同阶层人群的分区居住是必然的现象, 因而混合居住模式能否成功运作, 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基础, 尤其是政府的主动介入和积极引导。
中国东部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 人口疏解工作势在必行。但人口空间布局的快速调整又带来了大都市内部的冲突与摩擦, 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区位矛盾也由此产生。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浮躁情绪、受阻的政府间横向与纵向的沟通机制以及低水平的公众参与度共同促成了这一矛盾的产生。先进的城市发展指导理念、一系列具体制度与体制的改革以及市民参与权利的实现, 是有效解决这一区位矛盾的办法。
在外来人口宏观调控问题上, 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外来人口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调控, 也不仅仅是人口准入制度的建立, 而是一个如何让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对城市人口调控的指导意义, 充分认识到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只是一个理论概念, 而不是一种操作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城市功能定位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是实现外来人口和城市协调发展的长远措施。城市政府应该以劳动力市场干预为主要手段, 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 切实保障外来人口权益; 同时以建立和完善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为抓手, 消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负的外部性, 特别是外来人口的社会不适应性及其不良社会后果。
运用分形理论, 以上海为研究区域, 结合统计分析、GIS分析技术, 测算上海人口分形分维数, 依据分形理论对上海区域进行人口分布和郊区化的分维刻画, 探讨上海人口郊区化空间推进的规律,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人口分布分形维数的测算表明, 上海人口郊区化以来, 全市及中心城区的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有所缓和, 人口分形性态呈现优化, 但是上海人口郊区化目前还只是近郊郊区化, 还没有发展到远郊郊区化。
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相关关系是企业竞争力根源内在的逻辑联系;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竞争力的内生变量, 与系统内外的其他变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 从而形成、改变和发展了企业的竞争力。从实践的角度看, 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应该从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 中国企业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现代汉语“作为”一词可以分布在10种句式(Zp1-10) 中, 其中动词“作为”分布于前六种句式(Zp1-6), 介词“作为”分布于后四种句式(Zp7-10);而且二者在语义、句法功能上也存在明显对立。在历史长河中, (1) “作为”短语的线性位置由句子后部不断漂移向前, (2) 同时, 句法功能也由谓语逐步降级为状语, 最终“作为”完成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过程。
言语行为的得体性是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的语言学者更把“得体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但是, 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得体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有没有碰到困境?如果有, 是否有比“得体原则”更高层次的原则?由对修辞概念的界定入手, 也许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唐代恢复并发展了“诗可以观”的“考见得失”传统, 原因有三: 推行进士制为诗人参政创造了条件, 皇帝纳谏及谏议制度促使谏诤精神的确立, 文网较松使以诗论政成为了可能。从“观风俗之盛衰”, 到“考见得失”, 是以诗干政的理论概括, 其变化关纽在唐朝。孔颖达以官方立场阐释了诗歌的功能, 杜甫、元结、白居易等都强调了诗歌的政教作用, 而皮日休道出了以“诗”言政多类“歌”的特点。唐代具观政价值的诗歌兼涉内外, 不仅是杜甫, 盛唐边塞诗和悯民诗、张王乐府、元白讽谕诗及晚唐指陈弊政之作, 都属于此类。
对近代小说研究史的梳理与评述, 能使人们了解百年来的研究概况及其薄弱环节所在, 也能使学者们明白今后研究的着力点与方法的改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二十余年来, 各种文学史专著的接踵而出, 但若从研究史的角度作考察, 各种撰写模式及其综合使用在方法论上与前相较并无本质差别。这说明首先得重建文学史的基础, 其中包括文学研究史的研究。
《古诗类苑》是明代张之象编纂的一部汉魏六朝诗歌总集, 成书时间在张氏所编的《唐诗类苑》之前。全书根据作品内容划分为四十四部, 因而常被前人误归入类书。实际上, 这种独特的编排方式是沿袭了以往一些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 这为后人研习某一类诗歌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北宋熙宁科举改革中颁布的、由王安石领衔编撰的《尚书新义》, 既是官方的经解, 又是新学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 影响科场达六十多年。它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学术思想。在诠释《尚书》时, 王安石标举“天道”与“人事”的对立, 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普遍而紧密的联系。其目的是“以道揆事”, 即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附会于《尚书》, 通过解释《尚书》来介入政治实践, 达到推动变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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