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竹书文字是20世纪20年代个人创制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通过与纳西东巴文、水族水书的同义比较, 揭示了竹书的性质是一种原始音节文字, 从竹书的形成阐述了文字发生的复杂性。
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不满于在西方近代产生的仅仅局限于知识经验的狭义认识论观点, 主张把形上智慧纳入认识论研究的视野, 阐发了一种扩展认识论的形上进路。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 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 它在对知识经验的分析中强调knowing-how的重要性, 展示了一种扩展认识论的实践进路。扩展认识论的这两种进路之间, 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 比方说, 在对人类认识及其成果的表达问题上, 实践进路对于形上进路就能有所补正。
冯契认为, 一切概念都有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 逻辑原则也体现着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在逻辑理论的证成问题上, “概念的双重作用”要求逻辑理论的建构必须坚持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有见于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普遍主义、先验主义倾向, 非形式逻辑试图从后验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中去证成自身。
冯契美学观在国内美学界独树一帜, 首先在于它的哲学品位和理论深度, 具体表现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路, 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考索20世纪中国美学流派的此消彼长, 我们不难发现冯契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存有深刻的思想关联, 这两种美学观可以互相印证其合理性。
庚子年(1900年) 间, 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 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 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 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 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 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政治学总是为既定政体提供地域性政治知识。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 政治学也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 政治学作为域外政治思想之一种援入中国; 第二, 中国传统知识资源的“政治学化”, 并建立相应的本土政治学谱系; 第三, 作为政治思想阐释——尤其是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与阐释——政治学获得其思想形态; 第四, 留学欧美之政治学博士归国设立政治学系所并著书立说, 使政治学从思想之维走向学科学术之维。
印度不俗的发展绩效常被用来与中国的改革成就作比较, 并被认为是一种在发展特征、发展结构、发展制度等方面优于中国的“强潜力”发展模式。事实上, 通过对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理论与实证经验的考察可以看出, 印度先于经济自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在转轨过程中遭遇了经济增长与福利分配的尖锐冲突。换句话说, 在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之前, 印度的政治民主难以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应有的动力与效力。考察印度模式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 慎思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 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并进一步在理论上探索、发展与完善“中国模式”。
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政策设计和价值评价两个方面, 前者是“实然”的问题, 而后者却是“应然”的问题。究竟来看, 经济活动是为了人, 而不是为了人的身外之物。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 它只不过是为了该社会中人的生活福祉提供物质基础。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和谐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最后追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 如何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价值方向, 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建立和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切身紧要的事情。
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用符号表达说话者的知识, 并让听话者接受的过程。言语行为要实现自己的意图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有构成性的也有策略性的, “内容客观”是新闻言语行为最重要的构成性规则。而新闻言语行为的客观性并不仅仅是不编造假新闻的问题, 其中包括知识传达、符号可能、接受心理三方面, “知识传达”意味着是否“说的是客观的, 不说不客观的, 客观的重要事实就一定要说”; “符号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动态性、无限性、完整性与语言相对的静态性、有限性、抽象性的矛盾; “接受心理”意味着在听话者的认知心理中存在着权威即客观、亲近即客观、常规即客观、重复即客观、一致即客观、细节即客观、数据即客观、画面即客观、说法既客观、直引即客观、干脆即客观、及时即客观的问题。
构件是文字系统中最本质、最底层的要素。在金文悠久的历史中, 金文构件的形体变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探讨在金文字形属性库的支持下, 研究金文构件形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所关涉的方法、价值等若干问题。
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框架下, 政策制定者是否只应关注国内变量而避免对外汇市场的波动进行任何方式的干预呢?利用6个明确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开放经济国家的信息资料, 通过对汇率的非均衡是否会对货币政策操作产生系统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后发现, 虽然各国存在明显差异, 但是普遍来说, 这些开放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专门针对汇率变动进行系统的反应调整。换句话说, 利率规则中似乎不需要把汇率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予以考虑。但与此同时, 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 作为信息变量, 汇率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我国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资本管制不对称, 以及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反映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 其BP曲线斜率大于LM曲线。也就是说, 我国在固定汇率下,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效应均会被削弱, 而采用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则可以使政策的调节效应大大加强。因此, 继续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加快利率和汇率机制市场化的进程, 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
考察汇率、利率、GDP增长率、成交量、换手率、市盈率、基金成交金额和流通市值这8个与上证综指在理论上有相关性的备选解释变量, 采取以平均经济回归方法为指导的建模策略, 构建经得住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模型设定偏误检验和自相关检验等各种检验且统计性质优良的线性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 并对这两种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比较后可以证实: 上证综指与汇率、利率和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度很低, 与成交量、换手率、市盈率、基金成交金额和流通市值等微观市场变量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并不能否定宏观经济对股市的影响, 相反却恰好从计量经济的角度反映出上海股市在股改完成前的结构性缺陷。
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视角出发, 以我国商业银行品牌为研究对象, 根据品牌聚众效应及其心理影响机制的模型假设所进行的实证检验及研究结果表明: (1) 银行品牌消费选择影响因素体系由形象设计、分支网络、产品效用、服务质量以及促销手段等5个方面构成; (2) 金融消费者对于银行品牌消费选择影响因素的认知评价序列与其消费选择序列高度一致, 商业银行对其品牌认知要素的主观传播预期与消费者的现实消费选择结果相当吻合; (3) 三类代表性商业银行品牌在银行品牌消费选择影响因素维度上存在差异性。这一研究验证了品牌聚众效应及其心理影响机制的客观存在, 揭示出消费态度与品牌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规律, 因而具有启示意义。
目前, 我国的涉诉信访形势严峻, 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困境。例如, 涉诉信访冲击了司法独立、消解了司法权威、法院处理涉诉信访措施面临两难等。造成涉诉信访制度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法院的原因、当事人的原因、司法体制的原因和诉讼制度的原因。为摆脱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 应当从完善司法独立和诉讼程序制度以及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等方面着手。
刑事司法协商制度包括被告人与检察官的协商(“辩诉交易”) 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通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商制度的分析研究, 可以为我国建立刑事司法协商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概括而言, 研究该主题的现实意义有三: 一是它有助于破解中国语境下亟需解决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现实难题; 二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简易程序和“简化审”制度需要刑事司法协商制度予以弥补; 三是需要总结和修正已有的立法缺陷和不足。
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不是一种静观的学术工作, 而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成果。他对希腊文学尤其是对其中神话和拟曲的译介实质上是对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建构的灵活参与, 以阐释希腊为文化策略, 周作人一方面从国族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人”的自然天性, 另一方面希求激活中国民间传统的伦理性, 使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资源和表意工具。这一传统通过他的想象加以转化和重构, 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范畴, 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合法地位。
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在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史期划分上重史实、重文学本体; 在日本文学的总体特点上强调现世思想和“美之爱好”; 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文化角度和“同中求异”, 这些都对后来者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于鲁迅1931年《赠日本歌人》诗中“西游演了是封神”的诠释, 各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中, 对拙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对其质疑作了回应, 以新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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