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 同时历览秦以后的治乱兴亡, 特别是反思宋、明之亡的历史教训, 他自己又有着东林党人的后代和亡国之遗民的特殊经历, 所以在《明夷待访录》中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充其极, 而且超过传统的极限, 消解了君主制“如父如天”的天然合法性和绝对神圣性, 否认了君尊臣卑、君为臣纲的思想, 不再设想以“阴阳灾异”和“正心诚意”来把揽人君, 而是开始考虑如何从政治制度上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问题。正因为此,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可视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
《大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其非常独特的地位, 儒家学者不仅改动《大学》经文, 而且还作“格致”补传。《大学》改本发展的历史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对待经典特有的诠释方法, 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内在的义理变化过程。
如果将真理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吊诡称作“真理的二律背反”, 那么近数十年来, 许多哲学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希拉里·普特南、卡尔-奥托·阿佩尔、尤尔根·哈贝马斯似乎试图表明真理的绝对主义不必导致形而上学, 而理查德·罗蒂则试图表明对真理的绝对主义的批判不必导致相对主义。通过对上述两方围绕真理问题论争之理论基础的分析, 可以看到真理、偶然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哈贝马斯通过对韦伯思想的考察, 阐明了现代性对宗教神学的“祛魅”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韦伯将理性理解为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 还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对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 都是片面的。哈贝马斯同时批判后现代哲学转向非理性主义。他从席勒美学中受到启发, 希望通过理性的进一步启蒙和交往理性的构建来拯救现代性。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过去20多年时间里,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下,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受到了一定忽略, 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目标指导下,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根据我国农村当前的特点, 应该注重建立比较完整的、制度协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尤其是应该尽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五保户制度的农村基本生活救助体系。在现阶段建立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应该遵从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原则、普遍性与特殊困难救助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制度协调性原则和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等原则。
通过对湖北部分农村艾滋病患者处境的调查研究, 可以分析农村艾滋病患者在制度、法律与政策、经济、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遭受社会排斥的状况。由于社会排斥对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庭及子女、社区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因此, 应该制定消除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的相关对策。
晚清上海梨园之盛, 甲于天下。作为戏曲演出场所, 戏园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时至20世纪初年, 在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 戏曲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 愈加凸显出社会批判性。以新舞台的建立为标志, 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 戏园的整体氛围、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都发生了变化, 因之逐渐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场所转交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述了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历史事件及其董事会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它的成立折射了穆斯林社团为了生存竞争和维护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建立伊斯兰组织的原因。此外, 从董事会负责人及其职能部门、清真寺寺产、宗教活动、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可以看出这是上海穆斯林社团为适应上海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作出的改革努力, 因此上海成立董事会事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 在上海市政府的直接参与下, 集团结婚首先在沪上出现并逐渐形成规模。从1935年到1949年, 政府在强大行政力量的支持下, 充分考虑并引导民间力量, 使集团结婚从政府举办走向政府管理。从集团结婚实行的时空范围、频率以及参加者的情况可以看出, 政府举办集团结婚具有民间力量所不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在本国出口和国际纺织品出口中占有很大份额。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分析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因素, 可以发现, 国内供给是纺织品服装出口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贸易伙伴国(地)的经济波动和名义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中国要继续建立纺织品出口的长期竞争优势, 必须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以及加快改革汇率制度, 使汇率的价格杠杆作用有效发挥出来。
以地理集中化指标、出口多样化指数等为研究变量, 实证分析中国纺织品出口地理结构与其出口不稳定性的相互关系, 结果显示: 中国纺织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亚洲市场的波动决定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不稳定性的大部分, 而来自亚洲市场的冲击可由其他几大洲市场部分地平抑; 不断扩大的欧美市场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及波动的趋势相关性, 对亚洲市场的平抑作用十分有限; 通过出口地理结构调整, 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可以降低总体出口的不稳定性。
利用截面数据, 通过对相关模型的回归分析后发现,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和“东盟+2”出口厂商定价行为的影响随行业和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各异。由于“东盟+2”各国与中国的进出口产品同时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 厂商的价格歧视在一些互补型贸易品间没有显著的体现, 而在一些替代型贸易品间则表现突出。由此可以预见, 由人民币升值传导的价格波动效应, 在“东盟+2”各国及中国之间将有不同的反应。
当地成分要求直接影响东道国中间产品市场, 间接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自由流动。通过当地成分要求对东道国人均产出增长率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 均衡水平的当地成分要求对经济增长能产生正的促进作用。对东道国而言, 适当的当地成分要求是一种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需要和澳大利亚经济、政治考量的双重视角, 探讨澳大利亚政府发展援助(ODA)对我国1978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澳关系的理解, 促进相互间的进一步友好合作。澳大利亚是西方最早并长期坚持援华的国家之一, 澳援为我国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 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均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文学再现世界”命题源远流长, 有多种表述形式, 当下受到后现代语境的挑战。新世纪文论两种主要的因应策略是重释“再现”与重释“现实(世界)”。它们都及时吸纳进后现代思想的元素, 但也有模糊不清和意义矛盾的地方, 根源在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深刻断裂及其调和的困难。本文主张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内涵的细分化, 并提出“文学表现世界”的命题, 进而阐述其合理性和内涵。
中国传统吉祥图像是在继承神话思维生命一体化认知的基点上, 经过自觉的图像思维的交织, 将物化情感寄托于图像之上并定势化、模式化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独具东方神韵的真正的象征型艺术, 其象征意象的审美判断、审美价值构成了它特有的审美惯例、审美尺度。这种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在与现代融合重组的过程中散发着独特的个性, 焕发出新的生命。
美国的梭罗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梭罗的生平和文献梳理上。随着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学者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美国的梭罗研究开始从哲学、文学、文化、生态学几个方面对梭罗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认识, 应该看到, 正确认识和理解梭罗各个方面的联系对正确认识梭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帝的“东园”, 有凤没身居之。汉宣帝的杜陵, 非但曾被称为“东园”, 也有凤十一集之的传闻。而葬有曹丕与司马懿的首阳山, 在阮籍看来, 却是一个“凤翔过而不集, 呜枭群而并栖”的所在。阮籍在其咏怀诗中, 正是以“东园”隐喻皇家陵园。本文作者认为, 理解《咏怀诗·其三》首二句的关键, 不在以“嘉树”之喻曹爽; 而在以“季孙氏”喻曹魏政权。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在阮籍心中, 只是一座已经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的陵墓。
本文重申了作者提出的“哲学语言学”概念, 并指出哲学语言研究是振兴新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这意味着: 一、哲学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 二、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考察古往今来的语言学研究; 三、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回顾中国语言学的借鉴和引进; 四、中国的哲学语言学研究正面临着三重历史使命, 即面对传统, 我们承担着发掘、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使命; 面对未来, 我们承担着继往开来, 建设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面对世界, 我们承担着与世界语言学者一起, 共同建设比现在的普通语言学更具有“普遍性”的普通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普通话与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普通话究竟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还是标准语?普通话在当今的汉语社会生活中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方言小品热对普通话的社会交际效能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在新时期中普通话工作不能不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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