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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第47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5-11-15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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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
    胡范铸
    2015 (6):  1-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1
    摘要 ( 317 )   HTML ( 11 )   PDF(599KB) ( 1298 )  
    有效的研究范式应该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据此,当“修辞”重新定义为“一切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则“修辞学的根本目标”便应该设定为“以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入手,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由此,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便是:当代生活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人与机构的语言交往如何现代化?而要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最有效的核心概念就是:(新)言语行为。而相关的工具性范畴“主体类型”“意图结构”“语篇过程”“语境参数”“媒介”“关联度”“行为类型”“案例分析” “规则系统”(构成性规则/策略性规则)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命题如“案例库修辞学何以展开”等等也就拥有了理论建构的可能。这便是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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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
    语言限制逻辑限制科学: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朱晓农
    2015 (6):  10-2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2
    摘要 ( 491 )   HTML ( 8 )   PDF(1261KB) ( 1646 )  
    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应该是个弱问题,甚至假问题。强问题应该问: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真问题应该去探索:为什么欧洲产生科学。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演绎逻辑。进一步提出主谓结构的语言是产生演绎逻辑的必要条件,因为逻辑命题也是主谓结构。汉语有不同于印欧语的语法原理:句子结构以话题-说明为主,主谓结构只是其中一个特例;各层语法单位词-短语-句子同构;句子成份的主要功能是起对比作用。这些语法原理规定了中国式推理方式(秦人逻辑)以同构推演和对比推演为主。以往讨论李约瑟问题的大多以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哲学观念等外因为主,但也许只有在内因确定之后,讨论外因才有意义。由此,提出一个科学产生三期(语言期、逻辑暨形式科学期、经验科学期)六阶理论:1A)主谓不占优势的前逻辑阶段,1B)主谓为主语言的逻辑筑基阶段;2A)演绎逻辑阶段,2B)发展出其他形式化系统(各种几何、各种逻辑、数学、电脑语言)的阶段;3A)发展出实证检验的经验科学的个体形态前阶段,并将之系统化的后阶段3B)经验科学社会化阶段。前五个阶段是由内因决定的思维-工作方式,最后一个阶段才由外因起抑制或促进作用。总之,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演绎逻辑,而逻辑最初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以主谓结构作为主导句式的语言。主谓结构虽然普遍存在,但把它在推理过程中作为唯一合法的句式,这有一定的随机性;也就是说,逻辑的出现在发生学上多少具有偶然性。不过,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行动起来,把自然语言中非主流的主谓结构提升为推理说理过程中唯一合法的句式,从而促进科学发展,这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方面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世界上做得名列前茅。如果有意识地在教育中加以重视,必将在新世纪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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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文军
    2015 (6):  29-29. 
    摘要 ( 198 )   HTML ( 2 )   PDF(184KB) (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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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
    上海社会空间结构演化: 二元社会与二元空间
    王春兰,杨上广
    2015 (6):  30-3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3
    摘要 ( 325 )   HTML ( 7 )   PDF(2601KB) ( 757 )  
    以上海为例,采用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大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模式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在上海这座典型移民城市当中,以人口来源地为特征形成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较强延续性;城市二元空间结构的特征比较明显,中心城主要是境外人口与户籍人口相对集聚区域,随着中心城市向外蔓延有一定拓展,郊区是省际迁移人口相对集聚的环带区域,这个环带区域不断拓宽的同时在向郊区方向撤退。省际迁移人口大量集聚在城市化前沿地带的农村社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城市精英政治、制度分割、独特的城市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基于精细数据支持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能够提高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从而使公共政策调整与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动态相适应。为此,要搭建起契合所研究城市独特性的辨识度更高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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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固守与变迁:上海清明节祭扫习俗的都市化进程
    王均霞
    2015 (6):  38-46.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4
    摘要 ( 275 )   HTML ( 7 )   PDF(888KB) ( 863 )  
    现有的对清明节节俗的研究仍停留在对节俗渊源的追溯与对节俗文化内涵及功能的普适性介绍上,忽视了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传统清明节俗实践活动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现代化的都市语境中考察上海的清明节节俗实践,可以发现,上海的清明节节俗实践有固守有变迁。其所故固守的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思念与关怀之情,变迁的是祭祀的实践形式。被日益深度地纳入到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清明节,正通过道具/仪式替换而走向“文明”;新技术亦在改变都市人的清明节消费观念;而墓园周边农贸市场的怀旧气息进一步提示了都市清明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的分离。清明节实践形式的改变,正在根本上将传统的、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清明节转变成现代的、与都市文明相适应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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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城市消费空间的山村农家乐
    吴旭
    2015 (6):  47-52.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5
    摘要 ( 278 )   HTML ( 7 )   PDF(575KB) ( 995 )  
    当今城市空间消费不再局限于城市,已向乡村延伸,其中原生态消费观念的出现让城市人的农家乐消费已从过去的位于市区市郊的农家餐馆向更大范围的乡村空间发展,一些边远山村也开始进行农家乐消费空间的生产。通过在鄂西南山区的田野研究,可以发现在山村农家乐的空间生产涉及到了列斐伏尔所说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当地的食物、自然景观、动植物、居民、民居、历史、文化等等都被纳入,社会抽象空间所具有的同质化、等级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在山村农家乐的空间生产中都有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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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路新生
    2015 (6):  53-62.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6
    摘要 ( 299 )   HTML ( 4 )   PDF(873KB) ( 1315 )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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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时代士人升阶的常与异
    ——以晚清民初朱祖谋、狄郁的交游为例
    裘陈江
    2015 (6):  63-6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7
    摘要 ( 290 )   HTML ( 7 )   PDF(887KB) ( 948 )  
    朱祖谋虽为近代四大词人之一,但其早年生平和交游却多模糊不清。故以新见史料考证朱氏友人狄郁的生平,以及勾勒光绪初年以朱、狄二人为中心的诗文交游圈,对于朱祖谋这一人物及其诗词研究尤具价值。同时以朱、狄二人在晚清数十年的交游经历为例,可以延伸出对于变动时代中士人升阶的常与变,以及这种社会与思潮的变动导致个人与时代命运的屈从和背离、应和与抗拒的思考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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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反行为”研究
    ——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马维强,邓宏琴
    2015 (6):  70-7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8
    摘要 ( 281 )   HTML ( 4 )   PDF(680KB) ( 723 )  
    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倡导和强调社会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在社会运作中的积极实践,但乡村传统的经济理性、人情关系、重情不重理的生活逻辑与思维定势而非科层的现代管理体制在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乡村干部的“反行为”看,他们占有较多的政治、社会资源,居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同时也利用了国家的权威;普通群众处于社会下层,居于被支配地位,并努力寻求干部庇护。村庄公共事务的运作和干部组织的内部管理呈现出一定的无秩序状态。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国家的权威遇到了乡村的生活逻辑和村民生存理性的挑战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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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研究
    进步与制约
    ——1993-2003 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传播的现代性探索
    於春
    2015 (6):  78-81.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09
    摘要 ( 242 )   HTML ( 7 )   PDF(461KB) ( 659 )  
    1993-2003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传播做出了较大的现代性探索和创新,但在后续发展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舆论监督的结构性制约,新媒体冲击,收视率悖论,人才建设瓶颈。如何立足现实,继续推进舆论监督中官意、民意、媒意的三结合;如何加快推动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效果评估上质化与量化如何并重;如何提升主持人的职业化、专业化,践行法治,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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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哲学研究
    相共还是表征?
    ——走出“我思”的古典迷局
    汤明洁
    2015 (6):  82-8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0
    摘要 ( 423 )   HTML ( 21 )   PDF(601KB) ( 740 )  
    福柯的《词与物》通常被认为结构主义著作,即它深刻否定了笛卡尔以来“我思”在认知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考察和比较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我思”在语词与事物既相共又相异的共在张力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表明福柯对“我思”的批判并不是要对人类认知主体进行否定,而是要揭示古典时期在“我思”层面所构造的表征与事物相混合的经验空间以及这一空间对世界以及人本身的迷失。以古典时期“我思”为基础所构造的“确定的”或者理性的经验空间所反映的,既不是人所主宰的世界也不是世界本身的多样性,而是一个语言的乌托邦,是对物的相共性的一种继承和迷失。而要走出这一迷局,必须实行一种“我行”式的“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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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即自为
    ——一种被忽视的萨特现象学本体论视角
    屈明珍
    2015 (6):  89-9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1
    摘要 ( 340 )   HTML ( 11 )   PDF(531KB) ( 909 )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通过现象学方法回到了本体论问题,即关于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存在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之存在”,即那个作为一切存在基础和本质的存在,而是“显现的存在”即关于现象的存在方式以及现象是如何显现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与传统本体论不同的是,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既是现象学的又是本体论的,是一种作为现象学的本体论。萨特在对传统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改造中,区分了两种存在: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存在 “是其所是”,而自为存在 “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在自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中有一种“虚无化”的意义,一种“虚无化”的能力,它能使其所“是”变成其所“不是”,让其所“不是”变为其所“是”,而这种“虚无化”的意义和能力来自于意识原初的“虚无”。意识原初的“虚无”是自为对自身在场和内在否定得以可能的基础,它使自在存在得以揭示,使自在与自为两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得以联系,是自为存在的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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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与文化
    君子固穷:比较视域中的运气、幸福与道德*
    宋健
    2015 (6):  98-105.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2
    摘要 ( 290 )   HTML ( 6 )   PDF(724KB) ( 666 )  
    “君子固穷”,不仅在摹写道德境遇(“命运”抑或“时运”),更规范着道德品格(知、情、意的统协)。儒家与康德伦理学深具“道义”色彩,视道德为责任与目的而非谋求幸福的手段;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就运气而言,康德为求道德的必然性,分别从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夹杀运气;儒家则将厄运升华为忧患意识,进而构成道德实践的动力。就幸福而言,康德在现实层面疏离幸福,仅把“德福一致”安放在“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的公设之中;儒家同样承认经验世界的幸福有其偶然性,但“德福一致”并不一定只是抽象的玄谈,可在“成己成物”的人生境界中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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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四篇中的理智德性与知识论思想
    尚建飞
    2015 (6):  106-111.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3
    摘要 ( 280 )   HTML ( 7 )   PDF(494KB) ( 642 )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管子》四篇的德性理论首先缓解了形上学立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对峙状态,也就是说合乎“道”的生活应该直面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挑战。其次,将认知能力确定为“心”所固有的功能、依据“静因之道”论证理智德性是为了表明,人能够以主体性的地位参与、主宰天地万物的演化进程。此外,“静因之道”关注“因”的主张,不仅可以推论出人有能力掌握“道”和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且也将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式演变为融贯性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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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治理研究
    论当代中国政治责任的实现路径
    邱实,赵晖
    2015 (6):  112-116.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4
    摘要 ( 267 )   HTML ( 9 )   PDF(158KB) ( 518 )  
    政治责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政治责任具有原则性、现实性、限度性等特征,其实现路径分为具体路径和抽象路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代议制度、监督制度等现实政治制度,抽象路径主要涵盖法治精神和伦理道德等价值规范层面的建设。以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历史发展为基础,构筑科学、合理的政治责任评价标准,有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责任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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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伤是否同补与足补:农民工工伤补偿替代率及其地区差异研究
    ——以一至四级因工伤残待遇一次性支付标准为例
    余飞跃,吴亚伟
    2015 (6):  117-128.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5
    摘要 ( 306 )   HTML ( 4 )   PDF(2312KB) ( 801 )  
    按工伤保险两大功能即损失补偿与生活保障为讨论合理待遇的标准,取15岁、35岁、50岁3个伤残年龄点,计算并比较各省份农民工一至四级伤残一次性支付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损失替代率与生活保障水平替代率,以一级伤残为例,研究发现:16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一次性支付都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63%的省份达不到低保水平;35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一次性支付都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22%的省份达不到低保水平;50岁伤残年龄点,所有省份高于低保水平,仅26%的省份完全替代劳动力收入损失。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民工一至四级因工伤残待遇的一次性支付标准太低,难以有效保障工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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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经济问题研究
    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董直庆,宋伟,赵景
    2015 (6):  129-139.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6
    摘要 ( 234 )   HTML ( 6 )   PDF(861KB) ( 891 )  
    将技术差距引入内生技术增长模型,结合1997—2013年我国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模型和实证检验考察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性关系,结果发现:(1)技术进步表现出倒V型走势且地区阶梯性特征突出,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门限效应显著。其中,东部地区普遍位于门限值左侧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右侧。(2)宏观经济和地区经济分别表现出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东部地区平均年均收敛速度要大于西部地区,技术差距扩大将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各地区应准确定位自身技术水平及经济水平,选择与本地区资源禀赋相契合的技术;就已经跨越技术差距门限值的少数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调整人力资本结构以适配物质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水平和引入技术水平,引导人力资本从东部和发达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加强基础教育并建设多层次教育体系,保证人力资本长效性和多层次性,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以解决其供需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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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幸福效应:方向•力度•速度•跨度
    傅红春,黄芝华
    2015 (6):  140-147.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7
    摘要 ( 284 )   HTML ( 7 )   PDF(573KB) ( 715 )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幸福是人的所有活动的根本目的。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它对于幸福的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微观上,具体到某个个体的某次教育行为(教育活动、教育投资等),其幸福效应该如何测定?有没有效应?有效应的话,是正是负?还是正负并存?在正负并存的情况下,正强负弱还是正弱负强?正快负慢还是正慢负快?正长负短还是正短负长?如果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教育幸福效应的衡量问题会更为复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看,还是可以把握的是,教育对于幸福,正效应是主要的(正强负弱、正长负短)。这是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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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基于文献计量的一个分析——以1978—2010年的《经济研究》为对象
    叶德磊
    2015 (6):  148-154.  doi: 10.16982/j.cnki.1000-5579.2015.06.018
    摘要 ( 245 )   HTML ( 16 )   PDF(691KB) ( 571 )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以1978—2010年《经济研究》上刊发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知网,通过选择论文中出现的某些高频词和关键词作为检索词,在检索中可以发现该刊于不同历史时期发表的论文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即1978—1989年的研究重心是为改革呐喊,主要研究方法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1990—1999年研究重心是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主要研究方法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2000—2010年的研究重心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主要研究方法为数理方法。可见,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颇有代表性的专业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刊发的论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等的发展及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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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
    刘梁剑
    2015 (6):  164-169. 
    摘要 ( 161 )   HTML ( 3 )   PDF(227KB) ( 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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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总目录
    学报
    2015 (6):  170-封三. 
    摘要 ( 155 )   HTML ( 0 )   PDF(508KB) ( 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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