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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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
——以“仁”与“礼”为视域

杨国荣

2015 (5): 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1

摘要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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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原初形态表现为“仁”与“礼”的统一。“仁”首先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并与内在的精神世界相涉。在价值原则这一层面，“仁”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为基本内涵；内在的精神世界则往往取得人格、德性、境界等形态。“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就社会规范来说，“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社会体制，“礼”则具体化为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从“仁”与“礼”本身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更多地呈现相关性和互渗性，后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原初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儒学本身经历了历史演化的过程，儒学的这种历史演化，同时伴随着其历史的分化，后者主要体现于“仁”与“礼”的分野。从儒学的发展看，如何在更高的历史层面回到“仁”和“礼”统一的儒学原初形态，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回归“仁”和“礼”的统一，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归，它的前提之一是“仁”和“礼”本身的具体化。以“仁”与“礼”为视域，自由人格与现实规范、个体领域与公共领域、和谐与正义相互统一，并赋予“仁”和“礼”的统一以新的时代意义。对儒学的以上理解，同时体现了广义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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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自由：冯契哲学创作的源泉

陈卫平

2015 (5): 9-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2

摘要 (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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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以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首先，心灵自由是聚焦于哲学道路的选择坚守：把心灵自由与回答时代课题相统一；把心灵自由与保持独立人格相统一；把心灵自由与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其次，心灵自由是在以往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主体和对象之间，“通过”和“超过”相结合；在中西哲学传统上，“接着讲”和“比着讲”相结合；在古今哲学传统之间，“节今”和“言古”相结合。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在于哲学创作本身是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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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

潘德荣

2015 (5): 16-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3

摘要 (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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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的任务与诠释的对象密切相关。凡注重于文本或作者原意的诠释学，都具有方法论的特征。而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本体论诠释学开启了诠释学的一个新的向度，它从意识本身的角度审视诠释现象。伽达默尔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并将其作为此在的存在之根据，诠释学也因此从关于诠释技术的学说升华为“实践哲学”。诠释学也由此而直接转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转向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正是这一转折，使哲学诠释学与认识论渐行渐远。不过，一旦诠释学与认识论分道扬镳，几乎无可避免地会滑向相对主义的理解观。诠释学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从儒家、特别是其《易经》诠释传统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孔子解易“观亓德义”，凸显了诠释的道德向度。若我们将诠释学的任务定位为立德弘道之学，使所有的诠释活动都以“德行”为核心而展开，那么，诠释的方法论也不会沦为纯粹的技术性工具，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本体论也因具有了一个价值向度而得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此乃当代诠释学所应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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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郑忆石

2015 (5): 23-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4

摘要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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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思既往研究中的封闭性、独断性、教条化，强调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的同时，存在着以“价值中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倾向。辩证分析这一现象，需要正确认识哲学的理论与现实、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中的“派别性”与“阶级性”等等关系，需要正确理解哲学研究中存在方式的同质与异质、研究方法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研究层次的学术层面与应用层面等等问题。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既要继续警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当作纯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理解方式，又必须坚持其理论内核和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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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的“解放”岁月
——围绕范天祥教授的日记和书信而展开

杨奎松

2015 (5): 30-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5

摘要 ( 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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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中旬解放军占据北平西郊燕京大学附近时，在燕大教书和读书的美国教授、学生及职员还有三十余人。范天祥（Bliss Wiant）是他们中的负责者。这是因为，他这时受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托事部之托，暂时署理校长一职，并且还担任着校财务总监的职务。范天祥是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1923年即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华就职于燕京大学，为燕大创办了音乐系。他是燕京大学里工作时间最长的美国教授之一。他曾四度在燕大任教，即1923-1927，1929-1935，1936-1941，1947-1951年，时间长达近20年。除了长时间担任音乐系主任外，还曾负责过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他一生中主要成就基本上都是在燕京大学实现的，即使1948年底中共军队进占了燕京大学所在地区，而后很快占领了北平和整个中国，乃至于中美之间直接在朝鲜半岛开战，范天祥夫妇都始终希望能够留在中国，留在燕大。而这也是其他20位左右在燕大任职的外籍基督徒以及相当部分差会的愿望。在1948-1951年这段时间里，这样的可能性曾经异常真实地存在过。像当年的不少美国人一样，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曾经发生在前苏俄的种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中国。而他们亲身见证的中共解放北平和建立新制度的最初过程，也让他们对新政权带来的新面貌及其社会新气象深感宽慰。燕京大学有不少学生在共产党内担任中高层干部，新政府又给了燕京大学多位负责人以重要职位，因此，即使面对诸多难以适应的新变化，他们也努力让自己对未来抱以期望。显然，他们的判断过于一厢情愿了。1950年朝鲜战争的意外爆发，和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将原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改变的政治情势，数月间突然变化。1950年12月底，美中两国政府先后强硬宣布冻结对方财产，不过一个半月后，原本靠美国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就被新政府全面接收了。自此，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校园内被全面禁止，身为传教士的范天祥及其所有外籍教授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离开了他们留恋的燕京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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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电报探析
――兼论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

戴超武

2015 (5): 53-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6

摘要 ( 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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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21日，西藏工委以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名义，发给外交部一份题为“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题”的电报。这一电报是西藏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较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中央了解和掌握印度在西藏的既有权益，即将开始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中印谈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报。张经武电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建言中央在谈判中首先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中央在1954年同印度谈判时并未接受这一建议，体现了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暂维现状”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由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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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兴起

胡逢祥

2015 (5): 69-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7

摘要 (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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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3260KB) ( 880 )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当代台湾学术中相当活跃和有生气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已广泛受到大陆学术界的关注。该学在当地的兴起，既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种种现实的动因，至其理论与方法的渊源得失，尤值得我们细加体察，以便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代中国学术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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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以上海市的调查为例

文军, 吴晓凯

2015 (5): 84-9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8

摘要 ( 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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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024KB) ( 819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几乎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标识。大都市作为承载现代化的符号，在各种新旧体制、机制的交织作用下，分化出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并逐步衍生形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的实证调查，从理论和经验不同角度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样态，并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对大都市发展的带来挑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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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崇拜与国家介入：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城乡通婚史考察

赵晔琴,丁金宏

2015 (5): 94-1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09

摘要 (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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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88KB) ( 1015 )

城乡通婚是两地婚姻达成的形式之一，即婚姻当事人一方来自城市，另一方来自农村。这个差距体现在双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国内有关两地婚姻的研究主要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城迁移浪潮，这些研究大都关注横剖面上的婚姻现状，而缺乏历史纬度的纵向考察。本研究试图将婚姻问题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重点梳理1930年代延安时期至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城乡通婚发展与变化，以期通过城乡婚姻的视角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历史变迁。纵观1930年代延安时期至1970年代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出现的城乡通婚不仅受到特定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的介入。政治导向和国家政策成为影响城乡通婚达成与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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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道路的中国特色问题思考

齐卫平

2015 (5): 101-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0

摘要 (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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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65KB) ( 895 )

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新态势。腐败现象的顽固性决定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一场持久性的硬仗。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减少腐败存量是针对过去，遏制腐败增量是面向未来。反腐败斗争中减少存量和遏制增量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反腐败斗争能不能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健康发展，有赖于发挥中国反腐倡廉道路的特色优势。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价值取向应成为中国反腐倡廉道路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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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
——兼论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私人化的关系

李向平

2015 (5): 107-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1

摘要 (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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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26KB) ( 920 )

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社会”？此乃当下使用最多的两大词汇，但它们却同时缺乏严格的社会学定义。“信仰”似与宗教有关，却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后构成了信仰方式的中国问题。而在与信仰方式紧密相关的层面，是否也存在着与国家对应甚至与市场独立的“社会”领域？在传统的“天下”家国体制、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市场，各种资源与关系结构之间，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也无最后结论。正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缺席的基础上，社会大众的信仰几乎成为一种现实利益的私我补偿，变异为一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之间的深层分离，导致当下社会治理层面缺失了深厚而规范的道德资源。这是目前中国宗教——信仰社会学研究之最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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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
——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ＬｅｉｇｈＪｅｎｃｏ的学术新著《变法》评介

刘擎

2015 (5): 117-120.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

摘要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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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78KB) ( 890 )

美国青年政治理论家ＬｅｉｇｈＪｅｎｃｏ的学术新著《变法》，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辩论作为“向他者学习”的一种典范，由此对西方理论如何克服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方法。这也反映出当前某种“中学西渐”的新趋向：西方学者力图发掘中国思想与实践所蕴含的普遍化理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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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与重塑：１９２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

宋进, 杨旭

2015 (5): 121-128.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３

摘要 (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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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77KB) ( 953 )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不同思想势力纷纷汇入民族主义思潮。思想主体的多元性使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复杂面相。至１９２０年代，民族主义已成为社会动员的普遍话语，政党也构成了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对民族主义拒斥到接纳的调适过程，成功融入了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建构与批判的正反两方面行动，中国共产党围绕“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在中国具体表征的批判，从“反对帝国主义”价值逻辑上重塑了民族主义思潮。１９２０年代中共的融入与重塑，使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获得了新的面貌，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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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风险与对策

唐海燕, 张会清

2015 (5): 129-13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４

摘要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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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48KB) ( 824 )

全球生产网络可以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视角来定义，它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一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规律。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尽快从目前的“外源性、粗放式”向“平衡型、包容性、精益化”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的实质就是推动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和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但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存在一系列风险因素。因此，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转移趋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三是以全球价值链思维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以“互联网＋”为动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微观主体；四是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新思维优化贸易管理等政策，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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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旅游目的地市场潜力的影响因素及开发策略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冯学钢, 黄和平

2015 (5): 137-14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５

摘要 (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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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理论中的“推”力解释了旅游者为什么要出游；“拉”力则解释了游客为何选择该目的地而非其他目的地。目的地“吸引力”的影响因素是决定旅游流流向与流量乃至流质的关键变量。在充分考虑空间关联效应的基础上，基于旅游目的地吸引力视角，选择影响旅游流流向和流量的６个关键变量，利用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共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和识别，结果表明，地理邻接和空间距离皆会对旅游流在各省份的分配产生影响；以旅游资源禀赋、气候舒适度以及交通条件等变量维度测算出的区域差异及目的地市场开发潜力，可为我国旅游流目的地市场开发和旅游流管控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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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观：中国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联系及战略含义

何佳讯, 吴漪

2015 (5): 150-166.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６

摘要 (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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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Ｂｏｅｈｎｋｅ的人类通用价值观框架，引入“品牌价值观”构念，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定性访谈方法开展的３个系列研究的结果可以证明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中国品牌概念的有效性。研究一表明，“中国”作为国家品牌，蕴含了与中国文化一致的品牌价值观，但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以及本国消费者心目中存在一些维度上的差异；研究二表明，中国企业的品牌蕴含了与国家品牌较为一致的价值观，但对于国际化品牌与非国际化品牌存在一些差异；研究三表明，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品牌“联想”和“海尔”所感知的价值观主要为“安全”维度，但两者也存在一些个体上的差异。总体研究表明，“中国” 作为国家品牌与中国企业的品牌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对承载着中国梦的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运用中国文化资源进行品牌概念塑造是其建立起全球品牌定位的重要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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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文赋讲义”笺疏

王元化（著）,夏中义（笺疏）

2015 (5): 167-172.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７

摘要 (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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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王元化（１９２０—２００８）思想学术的海内外同仁，皆晓元化曾在１９６０年代著书《文心雕龙创作论》，却很少人知道元化更心仪陆机《文赋》。将元化２００２年那个“文赋讲义”（据现场录音整理）校勘成文且笺疏，目的有两个：其一，郑重打捞及披露这篇未被《王元化集》所辑录的佚文，意在表明它实是系统评估元化文论演化时不宜疏略的学术史文献；其二，从讲义对《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的现代释义，可见元化即使到新世纪初，他凝视文艺创作心理时的路子，并未真正走出他在“文革”前诠释《文心雕龙》时所遵照的苏联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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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

朱国华

2015 (5): 173-189.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８

摘要 (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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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3410KB) ( 4670 )

作为一种符号暴力理论，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基于文化专断性的理论假设。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化再生产的隐秘目的在于进行社会再生产。透过教学行动、教学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这一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把握布迪厄教育理论的内在肌理构成。各个阶级的教育习性与其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相关。通过将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教育体制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教育体制垄断了特定资本，主要是文凭的生产、分配和转换，并以其区隔的逻辑向社会世界强加以符号暴力。权力场深度渗透、影响着教育场，威胁着教育自主性。布迪厄的教育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引起了诸多争鸣，它具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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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支撑

陈大康

2015 (5): 190-201.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９

摘要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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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78KB) ( 914 )

近代报刊上有数千条有关小说的广告，据此可了解未存世作品或小说专刊的信息，框定作品行世或文学事件发生的时间，考察作者、出版与读者间互动情况，而综合分析考察又可展现鲜为人知的文学事件全貌或厘清其发展过程。传统的作家作品分析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当时的数千条广告是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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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小说”与“杂史”文类之混杂

王庆华

2015 (5): 202-207.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０

摘要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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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62KB) ( 843 )

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小说”文类观的确立，经历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座里程碑。在此过程中，“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概念，其内涵和指称也经历了一个由“子之末” 到“史之余”的演化过程。由此，“小说”既易与“传记”文类相混杂，又易与“杂史”混杂。比较而言，从“小说” 起源来说，它更易与“传记”而非“杂史”混杂。“小说”与“杂史”的混杂主要表现为历代公私书目中“小说”与 “杂史”的混杂著录和“小说”与“杂史”类作品部分内容的羼杂。“小说”与“杂史”的文类混杂主要源于两者同属有别于正史的野史稗史，均为载录闻见或传闻而成，在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之琐细轶事方面存在交集。 “小说”与“杂史”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过于琐细，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 “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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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特点判断的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研究
——以“信”字为例

刘志基

2015 (5): 208-215. doi: 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１

摘要 (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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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某些文字上古存否无解的问题，本文立足语料特点判断理论，以甲骨文、西周金文“信”字探究为例，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在能够全面反映断代用字存在实际，并要求相关字必须露脸的语境内，通过地毯式搜索来给出答案。具体判断逻辑是：其一，虽某字依据语境要求当见而未见，但却有同义它字填补缺位，则表明某字因其前身尚在而没有存在的理由；其二，依据后世观念某字在相关文献语境中当见而未见，又没有与之同义之字替代其履行记语之职，则意味着某字的缺位源自相关文化观念的缺失或被关注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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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青年学者互动、主编青年互动的新平台
——２０１５全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学者研究思路论坛述评

周萍

2015 (5): 216-218.

摘要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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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大数据、新常态下的国家治理：全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学者研究思路论坛”于６月２７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是全国范围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青年学者第一次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彼此进行切磋的论坛，也是全国学术名刊主编与青年学者第一次直接集体对话的论坛。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管理世界》《财经研究》《法学》《社会》《复旦学报》（社科版）《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刊物共同协办。全国知名社科刊物、理论媒体和重要学术文摘二十多位主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柯锦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主任武宝瑞、《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总编姚申、《社会科学报》总编段钢、《解放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王多、《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杨逸淇、《管理世界》副主编尚增健、《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学术月刊》总编金福林、《财经研究》副主编陆蓉、《社会科学》总编胡键、《法学》常务副主编马长山、《社会》主编肖瑛、《探索与争鸣》副主编叶祝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贾乐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李秀清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胡范铸、副主编付长珍、学报编辑部主任刘晓虹和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青年学者们出席了本次论坛。华东师大副校长汪荣明、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社科司代表田敬诚到会致辞，华东师大社科处处长顾红亮主持了开幕式。本次论坛采取主编与青年学者直接对话的形式，围绕着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与方法设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青年学者阐述研究思路与观点结论，针对青年学者提出的论题，主编们则从各自的专业角度与选文方式对青年学者的研究进行点评。有褒扬有批判，有解疑有交流，整整三场持续一整天的学术对话始终在平等积极的气氛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不断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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