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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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

汪行福

2018 (4):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1

摘要 ( 246 )

HTML ( 298 )

PDF(1512KB) ( 604 )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者，社会主义不仅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人的物质贫困和劳动强制，而且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与人之间自由联合的理想。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前者，未对后者予以充分的强调。德国古典哲学在继承资产阶级启蒙传统的同时，明确地把自我决定意义上的自由视为人类解放的核心，超越了英法启蒙传统的功利主义限制。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继承了个人自主性的原则，认为人类的自由不等于对自然的认识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它首先和主要地应该理解为人的自身发展和他们对生产过程的共同控制。马克思一方面把人类对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发展视为人类解放的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但同时又强调，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劳动和必然王国的彼岸——仅当人们出于自愿的兴趣并且把自身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才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这一对认知自由与实践自由的概念区分以及实践自由优先于认知自由的指认，必须再次被确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将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解放伟大事业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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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

孙乐强

2018 (4): 10-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2

摘要 (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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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47KB) ( 687 )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词源来看，它可能是受到了霍吉斯金和工艺学思想的影响。一般智力是社会主体智力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人才是一般智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社会条件不同，一般智力的作用方式也存在重要差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智力往往与劳动直接结合在一起；这种分离过程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发展于工场手工业，最终完成于机器大工业。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占有是两回事，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本身并不排斥工人，正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致使它们成为外在于工人的异己权力。因此，当维尔诺批判马克思仅仅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科学力量时，显然窄化了马克思一般智力的科学内涵，将一般智力与机器大生产时代一般智力的资本占有形式混淆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和价值关系的认识还存在严重缺陷，由此所引出的资本主义崩溃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后来的《资本论》中被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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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教化——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与审美话语辨析

鲍永玲

2018 (4): 19-2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3

摘要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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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59KB) ( 514 )

沙夫茨伯里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内在形式"（inward form）说，发展出以情感和教化之思辨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与审美话语，并以"神圣秩序"的展现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提供了辩护。沙夫茨伯里的"特征"哲学表达出对个人主义原则最早的承认，也带入了如何培养"绅士"及"文雅哲学"的问题，而审美活动和情感陶冶在其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学与神学在这种道德和审美教化观上的结合，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本主义自然神论。在人类伦理生活世界被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日渐分离的今天，沙夫茨伯里对道德感等情感能力的倚靠恰恰展现出近代道德哲学的本源之一，也为反思日益衰落的教化传统提供了一条古老而又有新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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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

范兆飞

2018 (4): 28-3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4

摘要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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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885KB) ( 895 )

士大夫群体历经数百年的成长壮大，至魏晋时期演变为士族阶层。魏晋之际政治云谲波诡的背后，则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西晋初年，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朝代更迭和阶层固化看似矛盾，却完美兼容于中古时期。作为代价最小的易代模式，禅让最符合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沉淀成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易代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士族群体的稳定发展，禅让思想的日渐成熟，以及禅让模式的轮番上演，三位一体，共同开启士族社会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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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徐冲

2018 (4): 40-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5

摘要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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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帝起居注》一书记事始于汉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很可能是从与汉献帝即位关系密切的八月洛阳之变开始写起的，其终结并非是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而是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为标志，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此书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尤其重视记录汉献帝朝廷在和合宇宙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此书的撰述可能始自献帝即位，为"近侍之臣所录"，也开创了中古起居注撰述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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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有归——三国时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与正统观

王安泰

2018 (4): 50-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6

摘要 ( 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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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256KB) ( 857 )

对天命与正统的争夺，是三国政局的重要特征，新政权对州郡的规划与安排，也是表彰政权正统的重要方式。东汉时期长期施行十三州制，至建安十八年，曹操一度以《禹贡》为蓝本将东汉州制改为九州，以扩大曹操作为冀州牧的影响力。汉魏交替之际，曹丕重新恢复了十三州制，曹魏又延续东汉的实封政策，将臣下封国安置于辖境之内，以宣示曹魏继承东汉正统。吴蜀二国在建国之初，同样"恢复"东汉的十三州，以宣示政权延续东汉的地方行政制度，然而吴蜀二国领有州数较少，只能广置位于辖境之外的各州，并将王侯封于辖境内外。三国时期对于地方行政制度与天下秩序连结的不同安排，开启了东晋十六国以降各政权选择天下秩序模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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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十年分封与杨骏的兴灭

顾江龙

2018 (4): 6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7

摘要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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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717KB) ( 842 )

自泰始分封到咸宁三年改制，再到太康三年逼遣齐王攸就国，晋武帝树建同姓以行周制五等之实的思索与决心历历可考。太康十年末，武帝在"大国"之上复增设"超级王国"用以分封诸子，并以成年皇子分督雍、荆、扬州，形成拱卫洛阳之势，则是其五等之制的进一步发展。皇子封国幅员辽阔、户口繁多，及皇子出镇要藩等现象，皆自汉初以来所未有。武帝的"必建五等"既受到儒家理想的强烈影响，又包含振作皇权、维系惠帝和太孙储位的实际需求，故越出了纯粹的制度史研究的范畴，乃是理解武帝一朝政治史的关键，是诸多政治纷争的深层次背景。而外戚杨骏崛起与覆灭的过程，与咸宁改制特别是太康分封密切相关，二者亦可相互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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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晚明,何来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

李奭学

2018 (4): 72-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8

摘要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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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词今义的形成乃晚明天主教和晚清基督教合力建构使然。1623年艾儒略刊刻《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提出"文艺之学"一称，主要内容包含各种诗文与议论文章等等。1635年，杨廷筠身后出版的《代疑续篇》中，引用尤属《职方外纪》的艾著，改"文艺之学"为"文学"二字，而这是"文学"摆脱《论语》以来以孔门经籍或教育修身为主的古义之始。杨廷筠的用法，清中叶以后的基督教传教士如艾约瑟赓续之，而且在《六合丛谈》中指陈内含史诗、悲喜剧与史传等西方古来的文学文类，甚至含括西人观念中的修辞学在内。"文学"的今义，自此灿然大备，而且随魏源《海国图志》与维新派人士与文人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的援用，逐渐演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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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上帝之赌”?——帕斯卡尔与中国

纪建勋

2018 (4): 81-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09

摘要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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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701KB) ( 645 )

帕斯卡尔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人文学界以往大多聚焦在平行研究方面探讨帕斯卡尔对中国文化的可能影响。实际上帕斯卡尔与东西文明交流的关系不仅限于此，其与中国文化之间还有着多重更为直接与特别的事实联系。影响深远的"上帝之赌"到底是谁率先提出来的?以相关原始文献为中心，可以考辨庞迪我在中文语境下提出的"上帝之赌"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帕斯卡尔"打赌说"两种学说各自的产生背景、思想蕴涵，厘清两者间是否存有一种影响的可能性；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从道德神学、圣经年代学以及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三个方面全面梳理帕斯卡尔与中国社会宗教的渊源，辨析莱布尼茨、帕斯卡尔与中国耶稣会之间的三角关系，以期在中国还原出真正的帕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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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可能

刘阳

2018 (4): 93-1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0

摘要 (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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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半个多世纪至今的"理论"，揭示出形而上学自明性在述事中掩藏述行的实质。说掩藏是因为虚构无法被排除在述行语理论之外，其作为述行/述事的佯装一体有待于祛魅。又由于虚构体现着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替代本性，述行/述事的分岔便是话语内在固有的，"理论"在揭露这种分岔的同时也便面临着自我解构：相信它所说的内容，便意味着不能轻易接受它。这个悖论使"理论"逐渐引发反思并进而引出"后理论"。"后理论"承认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又努力让这种分岔成为建构而非解构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顺应着文学作为符号陌生化操作的性质，是文学善于和乐于为之的。"后理论"由此必然走向文学，不再流于大写化的文化批评理论，而在"解构—建构"这一新型写作形态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新生，包括将述行视点同时展出给述事、以主动使之获得观看框架的因缘写作，与意识到述行视点相对性而主动更新视点的转义写作等。我国学界在这一走向上获得的本土化契机，是相应地考虑杂文等写作对"后理论"的智慧贡献，以及沿此以进的中国故事与"后理论"的联结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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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

文军, 李珊珊

2018 (4): 101-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1

摘要 (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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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50KB) ( 1528 )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文化资本在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比较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运作逻辑，可以探究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如何塑造了阶层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过程。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三重再生产"，体现在孩子身上就是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研究表明，父母和孩子都是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参与者，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导致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甚至阶层壁垒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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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媒介下的国家与消费者关系及其重构——基于上海新中产消费者的经验研究

吴金海

2018 (4): 114-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2

摘要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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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海新中产消费者的访谈，可以发现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媒介下分解并隐匿于国家、家庭和消费者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当前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张力从以下两个路径得到呈现：一方面，国家公民化消费制度的不足制造着新中产消费者在经济·时间上的相对贫困，这阻碍了消费者"去家庭化"消费的实践，使得国家难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发掘新中产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影响国家"扩大内需"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在国家强力推进的私民化消费制度的约束下，消费者不得不面临"去家庭化"意愿下的"家庭化"事实而身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纠葛，从而给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蒙上阴影。因此，对国家与消费者关系的重构需要关注家庭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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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住房市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逻辑——以上海城中村拆违为例

赵晔琴

2018 (4): 124-13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3

摘要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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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84KB) ( 508 )

城中村拆违是城中村改造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也是近些年中国城市力举推动的城市建设任务之一。我们试图以上海最大的城中村"M村"拆违事件为例来重新思考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居住问题及相应的城市治理逻辑。作为一种合法化或者说有法可依的城市治理和环境整治手段，一方面，城中村拆违被赋予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拆违也是对城中村内部原有社会生态结构的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对蜗居城中村的外来者而言，这种"合法性驱离"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外来者的制度性社会排斥，预示着城市居住生活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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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有住房的居住权、政府责任与行为逻辑——以上海S社区为例

卢俊秀

2018 (4): 131-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4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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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地带的公有住房逐渐老化，居住于此的城市低收入群体，户籍身份与住房福利享有的双重资格使得他们在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弱势，虽然只具有"不充分"居住权，但却基于公有住房社区的地段优势来谋求住房权利最大化，无论是在社会道德舆论层面还是在拆迁经济收益回报上都"绑架"了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公有住房社区没有进行土地开发可能，或者说收回使用权需要付出高额市场性代价，再加上对公有住房收回使用权的时间预期，地方政府对公有住房社区治理缺乏制度性动力，表现为对公有住房社区管理、修缮和维护时的投入"不积极"，而仅以为数不多的社区公共服务达到"托底"性的社会住房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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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考

唐海燕, 李秀珍

2018 (4): 139-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5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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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28KB) ( 405 )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新时代。因此，在评估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和新要求对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已有研究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取得成效的综合性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主要针对的是对外贸易领域。有鉴于此，构建包括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资源环境等因素的更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开展测度，不仅可以发现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上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而且也可以明确今后转变的取向。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必须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联动机制，必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必须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必须优先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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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米诺效应”的自由贸易协定扩张机制研究

徐世腾

2018 (4): 146-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6

摘要 ( 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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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38KB) ( 439 )

从基准情形、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构建理论模型对自由贸易协定扩张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并着重讨论已有外部自由贸易协定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市场规模、边际生产成本以及双方间的运输成本是影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因素。与基准情形相比，当存在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中仅有一方已经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时，该方与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增加，而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则下降；在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均已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形下，谈判双方达成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均增加，继而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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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竞争、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罗正英, 姜钧乐, 陈艳, 姜凯华

2018 (4): 153-1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7

摘要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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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0—2014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且拥有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机构评分的全部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并探讨行业竞争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机制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关系的影响，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提高，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较高的行业竞争强度对企业具有较强外部约束力，会替代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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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浦东新区企业调查的产业政策效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程进, 林兰, 尚勇敏

2018 (4): 163-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8.04.018

摘要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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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产业政策效用受政策供求关系的影响，取决于政策供给因素和政策受众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对上海浦东新区企业调查的数据分析，实证检验其产业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和效用表达，结果表明：企业对产业政策效用的实际感知高于预期，产业政策表现出有限效用，短期效用比长期效用更明显；产业政策的实际长期效用低于预期，两者的不平衡关系将激励产业主体推动政策创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受自身主观偏好的影响较大，产业政策与企业需求的契合度较低，削弱了产业政策效用；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推广渠道的多样性有助于提升产业政策效用；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产业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发展水平高的企业反馈较高的产业政策效用。因此，为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效用，相关方面应重视市场规律、制定细分政策、注重长效性与阶段性的结合、优化政策信息发布与管理、完善执行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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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18 (4): 172-177.

摘要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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