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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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付长珍

2019 (5): 1-1.

摘要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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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9KB) ( 138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繁荣与便利，也感受到城市社会的紧张与脆弱。为更好地推进城市现代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探讨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本刊特别推出“记忆·空间·治理：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专辑，以学术的方式向伟大祖国70华诞献礼。
本期城市研究专刊以“记忆·空间·治理”为关键词，以城市人文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视野为载体，突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优势，以期共同推进城市研究的前沿对话。专刊意在呈现以下特色：其一，作为超学科问题意识的城市研究。城市既是生活的空间，也是流淌的记忆；城市不仅连接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乡，还承载着乡愁、诗意和远方。现代城市研究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学科性研究，而是一个融合人文情怀、理论高度、实践向度等多重意蕴的复杂问题域。面对现代化扩张对城市人文精神的挤压，城市研究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城市快速变迁带来了景观的巨变与历史记忆的缺失，如何维护城市文脉与集体记忆？这些问题都对城市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待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国界的深度协同合作。本期“城市人文学”研究版块的12篇论文，从城市哲学反思、都市文学探索与城市历史记忆三重维度，凸显了城市研究的温度与厚度，丰富了城市研究的多元面向。其二，作为多学科进路的城市研究。当下城市研究已成显学，但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城市研究不仅需要直面共性现实问题，还需应对超大城市以及“网络城市”的治理难题。本期头条“城市治理与发展”专栏的9篇论文，围绕城市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城市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网络层级、大数据技术条件下的城市治理等问题，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性，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相互证成，体现了本刊常设栏目的特色优势。本刊的“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专栏，已连续两年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市，而应有“群”与“带”的统筹发展理念。本期“城市群协同创新”专栏的5篇论文，聚焦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整合、经济增长与绿色创新，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交通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深入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
当前，城市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回应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和提供多维研究视角不可或缺的方法。2019年6月29—30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城市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了“记忆·空间·治理：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高端论坛，本期城市研究专刊即是在此次论坛和前期征文的基础上，择优遴选部分论文结集而成。本刊将依托上海全球卓越城市建设和华东师大城市研究传统优势，持续推进城市政府治理创新、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城市文化传承以及城市人文关怀等专题研究。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条件下的智慧城市治理，进一步拓宽城市研究的国际视野，本刊将一如既往，为学术共同体搭建跨学科研究的对话平台，共同开拓新时代城市研究的新路向、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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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与农民工健康研究

徐延辉, 李志滨

2019 (5): 2-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1

摘要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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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40KB) ( 260 )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通过对东南沿海四个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可以探讨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健康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具体而言，较高的工资水平、加入工会、参加职业培训、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等因素会改善农民工健康，而超时劳动、居住在单位等因素则会恶化其健康。同时，对城市社会包容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健康，在就业质量与健康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因此，要真正提升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仅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更要推动城市建设向包容性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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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程度研究

陈杰, 郭晓欣

2019 (5): 1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2

摘要 (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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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117KB) ( 199 )

现有关于农业户籍歧视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本地户籍劳动力与外来户籍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差别性工资待遇，而较少关注到城市户籍外来劳动力与农业户籍外来劳动力这两类群体间的工资差别与可能存在的歧视。但事实上，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可比性较差，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可比性较强；并且，农业户籍外来流动人口对同处外来人口中的不平等歧视待遇会更敏感。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那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究竟如何？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多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运用Oaxaca-Blinder模型的测算结果表明，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平均而言农业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农业户籍流动劳动力和城市户籍流动劳动力工资差别的30%—40%。另外，不同性别、年龄以及行业的农业户籍外来流动人口所受到的歧视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探索城市层面农业户籍歧视度的分布规律，还可以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层面农业户籍歧视度会出现先下降而后上升的"U"形特征。为了消除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有关方面要注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加强对农业户籍人员应得利益的保护，要在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上消除落差，同时，各个城市要根据自身不同状况和特点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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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刘建军, 张兰

2019 (5): 24-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3

摘要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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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62KB) ( 222 )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细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有其特有的运行逻辑和实现路径。社区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凝结，情感政治、生活政治成为它的基本面向。基于此，提出"社区乃是女性化治理空间"这一命题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创造性的。女性化有两重含义：一是从社会属性视之，社区是一个扁平化、抗拒等级制和科层制的治理场域，社区治理对过程导向、情感导向、参与导向的依赖，直接导致了它的温暖面向；二是从自然属性视之，女性的性格优势与交往优势使得社区的治理主体以女性为主导。社区治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直接促成了社会资本在社区中沿着性别化的轨道进行持续性积累。围绕"社区治理为何以女性为主导"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社区是典型的女性化空间。在此空间中，社会资本沿着体制化、公益化和社会化的路线获得了持续性的积累。然而房权社会中利益政治的出现，使这一积累机制面临着弱化甚至中断的挑战。如何将社区治理中的情感政治与利益政治结合起来，探索可持续性的社区发展动力，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承载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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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一个本土的阶梯模型

何雪松, 侯秋宇

2019 (5): 33-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4

摘要 (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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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01KB) ( 381 )

在对城市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之关系探索的基础上，可以由此构建出八个层次的"本土居民参与阶梯"——即旁观、被需求、尝试入场、被接纳、走进"圈内"、自立、主导、平衡，这一本土居民参与阶梯分析可以揭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一个从被动式参与、从配合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中国本土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阶梯有别于国外以权力为中心的参与模型，而体现为以主体间的关系为依据的参与模式，中国城市居民参与阶梯发展缓慢的背后动因主要是受制于基层治理与社区自治的逻辑悖论。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居民参与最终可能要走向"平衡式"参与阶段，这为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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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分析

王向民, 鲁兵

2019 (5): 43-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5

摘要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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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29KB) ( 210 )

社会组织是行政力量之外重要的城市结构力量，社会组织的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本分析是旧制度主义的主体，它以法律文本、政策文件为研究材料，形成制度运作的法律或正式结构框架。社会组织治理呈现出"从控制到发展"之间的谱系渐变性的特征，是一种"选择性发展"、"趋势性发展"、"重点式发展"。它体现在：第一，在社会组织生存竞争中，提供服务的功能型社会组织逐步崛起；第二，政府部门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资源供给与政策激励；第三，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综合监管，限制着其民主协商能力。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框架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等，法治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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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条件下的城市治理:数据规训及其反思

胡键

2019 (5): 53-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6

摘要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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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90KB) ( 199 )

城市治理在于构建一种良好的秩序，而构建城市秩序即秩序规训的方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最初的秩序规训是道德规训，其次是行为规训，再次是法制规训。即便是法制规训也由于受法制制定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难以达到有效规训的目的，但技术的进步则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大数据技术用于城市治理的实践中就是采取数据规训的方式来成功实现城市的秩序规训。技术自古以来对人类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会因人类不同成员的私利而对人类产生危害。这就是技术的异化现象。大数据为构建一个有序的城市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是大数据的数据规训功能使城市环境处于一种"绝对安全"之中，但数据规训是以牺牲个人隐私为前提的，从而导致环境的绝对安全与内心的恐惧并存。大数据条件下的城市治理短期内可能无法使人类摆脱这种恐惧，但城市治理终究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本质，使技术在伦理的规训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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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拥有率与创新:来自中国69个城市的证据

况伟大, 余家玮

2019 (5): 60-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7

摘要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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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44KB) ( 206 )

现有文献尚未考察住房拥有率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有鉴于此，使用2005—2015年中国69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住房拥有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发现：（1）住房拥有率对创新投入和产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2）住房拥有率经房价而非人口流动影响创新，因此，应防止房价涨跌对创新的影响；（3）人力资本较低城市的住房拥有率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比人力资本较高城市更大，因此，应重视人力资本较低城市的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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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城市网络层级与全球城市演进

李正图, 姚清铁

2019 (5): 67-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8

摘要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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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42KB) ( 244 )

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交通和通讯构建起来的网络；在交通和通讯网络基础上，贸易把世界范围内各层级城市链接起来，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城市网络，一开始是区域的城市网络，接着是国家的城市网络，然后是全球的城市网络，最终形成了城市网络层级；高层级的城市网络是本层级与低层级的城市网络的累积和叠加，譬如，全球的城市网络就是全球的城市网络、国家的城市网络和区域的城市网络的累积和叠加，构成了"金字塔"城市网络结构。与城市网络的层级性相对应，在各层级的城市网络中，区域城市、国家城市和全球城市逐步培育和形成；在高层级的城市网络中，本层级与低层级的城市构成这一网络中的城市格局，譬如，在全球的城市格局中，区域城市、国家城市和全球城市构成了"金字塔"城市等级结构，全球城市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遵循上述全球的城市网络和全球城市的变迁轨迹，可以总结提炼出全球城市演进规律，全球城市的创建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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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CNKI和CSSCI收录的论文为例

文军, 刘雨婷

2019 (5): 79-8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09

摘要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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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02KB) ( 234 )

城市不仅仅是各种现代化要素流动的场域，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体。通过回顾40年来中国知网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研究的相关论文，我们发现现有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研究重点关注六个方面：即城乡结构、城市消费结构、城市阶层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就业结构和城市人口结构，其中城乡结构研究是研究领域的主旋律。40年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研究大体经历了低速增长期、快速发展期和波动发展期三个阶段，这些研究先后经历了以"农村"为主要背景，到高度关注城乡结构，再到回归城市本身的过程。可以认为，今后的城市社会结构研究只有具备更开阔的全球视野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加聚焦城市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增强对城市社会结构的解释力，为城市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多方面理论和经验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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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驱动产业整合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陈建军, 杨书林, 黄洁

2019 (5): 90-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0

摘要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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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29KB) ( 201 )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城市群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特定地区通过提升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建设超级产业集群的过程。长三角经过近三十年的一体化发展，已逐渐形成了全球性城市群的雏形，但对比发达国家发展成熟的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在产业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高度的提升上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这也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与区域发展的焦点之一。目前，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囿于产业发展的地区性差异，长三角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存在一定的级差，未能完全发挥出城市群应有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这种级差与较高的产业相似性也为长三角次级城市群之间的产业整合与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了源动力。因此，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应充分利用都市圈建设的机遇，通过产业内部的区域间分工，以局地一体化带动全局一体化，进一步巩固与深化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优势与区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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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国家战略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胡艳, 潘婷, 张桅

2019 (5): 99-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1

摘要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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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87KB) ( 235 )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2007—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协同创新空间联系引力模型和协同创新空间关联模型，分析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而利用空间滞后模型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的协同创新空间联系不断增强，但协同创新的空间联系强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空间集聚现象凸显，基本形成以上海、苏州、南京和杭州高协同创新能力为端点的创新集聚区；（3）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有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反过来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应注重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空间联系，打造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它们的协同创新溢出效应；健全长三角协同创新体系以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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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格局分异及空间关联特征

滕堂伟, 瞿丛艺, 胡森林, 曾刚

2019 (5): 107-1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2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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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38KB) ( 273 )

绿色创新是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分析比较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对于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鉴于传统DEA模型没有考虑要素"松弛"和无法合理解决非期望产出存在条件下的效率评价问题，因而可运用Super-SBM和GML指数构建城市尺度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来刻画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异及空间关联效应。据此分析的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驱动力主要来自技术效率，而技术进步滞后于技术效率。（2）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趋于缩小，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正在趋向协同化。（3）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组合，呈现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4种类型，各自的发展重点在于提升绿色创新技术、提高各类资本利用效率、节约能耗及提高转换效率、提高科技研发效率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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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交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周京奎, 王文波, 张彦彦

2019 (5): 118-13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3

摘要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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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3009KB) ( 309 )

耦合协调度是测度产业、交通、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产业、交通、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和空间差异特征，结果显示：京津冀产业、交通和环境综合评价值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三者关系极为密切；京津冀"产业—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虽在个别年份略有下降，但总体表现为稳定增长的状态；在空间特征上，京津冀"产业—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比较好的城市多分布在北京的"东南"一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此外，对比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产业、交通、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可以发现：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当前三大城市群"产业—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均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由此，可以明确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交通、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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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时序与要素协同的区域平衡发展研究——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

朱建江

2019 (5): 135-1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4

摘要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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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98KB) ( 240 )

区域发展尤其是区域平衡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协同发展。依据1994年上海市长宁区总体规划编制及其二十多年来的实施情况，分析该区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系统演变，可归纳为区域发展空间协同、区域发展时序协同、区域发展要素协同等三大方面具体的实践经验。长宁区的经验表明，区域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是能够实现的；区域平衡发展是时序上的平衡发展、空间上的平衡发展、要素上的平衡发展的综合；区域平衡发展是梯度推进的；区域平衡发展是可以测度的。因此，今后我国区域发展在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各个区域的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基础和条件，进行错位发展、同时发展和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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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刘怀玉

2019 (5): 144-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5

摘要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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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13KB) ( 211 )

全球化时代不仅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城市问题，而且需要建立一种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该范式不仅要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历史视野，而且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底蕴与丰富的辩证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表现为一种空间辩证法。詹姆逊与列斐伏尔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典范，并由此推动了一种都市的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正处于全球资本支配的空间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多种主题共时交错的空间矛盾格局中，"城市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当代地方性实践经验知识，让居民诗意地栖居于现代都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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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的涂层化及其伦理约束

陈忠

2019 (5): 154-1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6

摘要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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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30KB) ( 143 )

空间生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动力，是衡量一个区域发展程度、发展活力的重要尺度。涂层是人们对异质性对象进行的一种人工叠合，涂层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通过涂层，可以提高对象的耐用性、降低生产生活的成本、炫化与提升形象，但涂层也有走向异化的可能。空间生产的涂层化是涂层技术、涂层策略在空间生产领域中的过度、泛化、异化性运用，是一种显性或隐性的恶涂层。空间生产涂层化的生成，同时代精神的世俗化、城市社会的聚集效应、现代技术的倍增式增长密切相关。现代空间生产需要涂层策略，但空间生产的涂层化却具有多重危害：营建不可持续的问题空间、确认并再生产人性中的矛盾、加深社会关系的固有矛盾、幻化和扭曲人们的精神与意义世界。减少、防范空间生产的涂层化，需要对空间生产、涂层技术、空间涂层的目的和过程进行伦理约束，不断提高空间生产多元主体的伦理素养与伦理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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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城市之“否思”及其启示

胡大平

2019 (5): 160-1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7

摘要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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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17KB) ( 197 )

20世纪城市思想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沃勒斯坦所称的"否思"特征，即不断地对既有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并通过辩论打开新的视角。这种"否思"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初霍华德、格迪斯等人对工业城市的批评并推动了城市规划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雅各布斯和列斐伏尔等人对既有规划科学或正统理论质疑推动了颠覆性城市政治学视角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1968年的5月革命影响的激进主义思潮对现代城市、地理和空间观念解构，促成了反本质主义的、异质的和多元的城市话语的蔓延。以别样生活方式为目标的城市否思，既阐明了规划是创造人性化城市之道，又强调这一目标乃是不能仅凭规划就能实现的复杂有序性，揭示了城市世界乃是一道吸引着创造性实践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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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学中人性探索的两个维度

陈思和

2019 (5): 168-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8

摘要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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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07KB) ( 297 )

都市文学不是传统的"农村—城市"文学二元化中的城市文学，而是在今天国际化大都市对于人的精神的压抑下所产生的一种文艺美学，是文学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表现。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探讨都市文学的可能性：一个维度是，以往小说中塑造的人物都是完整的、清晰的，而大都市文化背景下人呈现的不完整形态导致了精神的破碎，作家如何塑造不完整的都市人，人们如何理解破碎的精神内在；另一个维度是，人的精神压缩、破碎之后带来人性、家庭等伦理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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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的原始野性与救赎

王宏图

2019 (5): 172-1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19

摘要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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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39KB) ( 253 )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都市书写没有充分展现出现代都市的诸多特性。法国批评家巴什拉对洛特雷阿蒙的作品的读解，凸显了其富于攻击性的原始野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系列作品中深入探索了盘踞在人物内心深处的原始野性，它们以超人哲学、虚无主义等形式表现；同时，他还探索了精神救赎的可能性。如何寻找精神救赎之路，成了当代都市人面临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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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文学“朝圣”——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及国家形象的建构

陈晓兰

2019 (5): 178-1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0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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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受其赖以存在的地方的影响，同时也赋予与其相关的地方以丰富的象征意义。神话与传说、史诗与圣著直至现代文学一直影响着旅行实践。在意识形态、历史观以及现代大众旅游业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围绕文学遗产建构的文学风景，作为城镇物理空间规划和旅游结构中的有机组成，是沟通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本土与世界的媒介与桥梁。在当代的国际旅游中，文学风景影响了游客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国家的印象与评价，甚至成为游记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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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境再造:科幻影像叙事中的城市视景

杨俊蕾

2019 (5): 187-19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1

摘要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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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36KB) ( 245 )

城市空间在科幻电影的影像叙事中具有重要功能，并通过影像化视景呈现出时间维度，主要表征为末日化和未来化。尽管末日化时间与未来化时间并不直接显影，却隐在地产生相互间的引力纠缠，推动科幻影像中的城市空间实现幻境再造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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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陈恒

2019 (5): 194-2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2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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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不同于城市史，前者是研究的客观对象，后者是当代历史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快速城市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更是史学研究快速发展的结果，同时还受到其他研究学科的影响。当今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发端于"二战"后，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城市史研究已为学术界所接受，启发人们从这一角度审视人类文明的变迁。如果把城市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放宽到整个20世纪，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史研究发生了几次重要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因此，反思城市史研究，借鉴他者经验，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史研究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在理论、实践层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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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

张济顺

2019 (5): 201-20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3

摘要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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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上海社会的革命改造天翻地覆。隐藏在革命背后的都市文化取向与日常生活趣味，未必都荡涤殆尽。从史学的视角考察王承志的《同和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金宇澄的《繁花》三部小说呈现的若干场景，就会发现新旧上海之间不仅有断裂，而且也有延续，即使在大动荡年代，上海摩登也以隐匿的方式顽强地生存。历史的记忆与文化惯性，与上海人急速的代际更替相伴前行，构成上海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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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图在城市街区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初探——基于“记忆江宁”活动的调研

孔翔, 陈品宇, 文英姿

2019 (5): 205-2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4

摘要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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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江宁”是在城市空间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由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为留住城市街区集体记忆而组织的一次活动。通过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探讨“记忆江宁”活动中编制的文化地图是否可以成为承载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并结合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分析主体参与机制及其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记忆江宁”活动中完成的文化地图可以成为建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地图编制过程中的居民参与对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具有积极影响；在文化地图的要素选取和编制过程中也存在主体间的权力不平等现象，表明文化地图所承载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仍然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可见，“记忆江宁”活动对城市空间地方营造和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极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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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构建中的城市

朱明

2019 (5): 214-2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5

摘要 (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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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洲城市史研究出现了国家维度的考察。与以往强调自治城市的传统不同，新的研究视角注重国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从城市考察国家的发展。法国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漫长的时空演进过程，并非完全是近代建构的产物，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发展为其奠定了空间基础。瓦卢瓦王朝对封建领地的控制和在边疆地带的拓展，有效推动了君主的领土国家的形成。王权为了有效控制国家和扩展领土，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召集等级议会、设立法院，整合全国交通，强化经济布局，在一些主要城市发展起全国性市场，改造边疆城市，这些措施体现了围绕着城市展开的以强化王权为中心的法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过程。从城市看国家的形成为我们考察城市史和现代国家形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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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英国煤烟减排立法初探

陆伟芳

2019 (5): 224-2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5.026

摘要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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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蒸汽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煤烟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为此，英国社会各界不断寻求解决的途径，其中控制煤烟污染的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9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尝试着进行煤烟减排立法，1926年通过的《公共卫生（减烟）法》，就是这种立法尝试努力的结果。它对英国范围内的商用排烟，有了相对清晰的界定以及处罚措施，在应对工业社会的煤烟污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用全国性立法来治理空气污染，使煤烟污染治理有了法律的依据，给未来的类似立法创造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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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包容、生态的中国城市建设何以可能？——“记忆·空间·治理: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高端论坛综述

周萍

2019 (5): 232-234.

摘要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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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19 (5): 235-244.

摘要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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