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国际政策圈和理论界对国际金融架构的讨论中, 汇率制度成为中心论题之一。其中,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中间制度消失论”的兴起, 由此激起了各方热烈的讨论和交锋。全面分析和透视这场国际争论可以发现, 各方就未来汇率制度提出的许多建议, 既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未来国际汇率制度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场讨论的影响。
对不同货币本位制度下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的比较分析可知, 由构成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的商品在不同货币本位制度下的同质性与非同质性, 决定了国际汇率制度的安排。在现代信用本位制下, 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具有易变性、不稳定性等特征, 而影响其价值基础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 所以可以把现代信用货币视为一个全息系统, 并且不同的信用货币从本质上讲是不同质的, 这种不同质性是国际浮动汇率制的根本决定因素。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东亚国家(地区)所实行的实际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是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 但近两年东亚部分国家(地区)又重新恢复了这种汇率制度安排; 同时由于欧洲货币合作的成功示范, 也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地区)对于实现区域货币合作的广泛兴趣。重归实际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只是各国(地区)在危机后过渡时期内的次优选择, 东亚国家(地区)短期内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选择实际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 而从长远趋势来看, 通过对欧洲货币合作动力机制的经验考察, 东亚国家(地区)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积极为推动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建构对象理论体系的逻辑分析起点是对象复杂整体中的“细胞”或“细胞形态”, 这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提法。冯契在其写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中曾用“弄清一个领域里原始的基本关系”的提法来代替这一传统提法, 这不仅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 也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对方法论的需要的, 是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所作出的一个新概括和新贡献。
辩证思维方法的实质、运用及其有效性的认可均内在地关联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致而百虑是思维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 无论作为规律和范畴的运用, 还是作为规则的体系, 辩证思维方法都内在地包含着主体间性向度; 后者在辩证思维方法的诸基本环节上均有所体现; 在把辩证思维方法运用于辩证逻辑自身时, 主体间性向度要求通过百家争鸣来推动辩证逻辑的发展。
性善说是孟子心性理论的基础或理论前提, 从这一前提出发, 孟子不仅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具体范式, 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实现这一理想人格的现实途径。孟子的心性理论特别是人格范式思想虽有极大的理论偏颇和消极作用, 但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孟子心性理论对于道德之于人的尊严之意义的强调, 对于当代人走出文化困境并重新确立心性与德性方面的理想, 有重要而深远的启迪意义。
作为南宋永嘉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 叶适是在批判传统儒学义利观及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其事功之学及经济思想的, 而“富民论”则是叶适经济思想的中心。叶适为财利(富)正名、肯定富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以及“保富”的思想和主张, 既有其思想渊源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文学的开放性与现代性具有相当大程度的同步性与互涉性, 一个国家的文学开放态势可以是衡量文学现代化程度的一杆标尺。文学的开放性主要指对外部世界的开放, 包括实际开放程度与主观开放意识。文学的现代性可概括为开放性、多元性和创新性三要素, 而开放性具有首要意义。从开放性的角度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进程, 可划分出全面开放、半开放半封闭、基本封闭与走向开放四个时期。文学的开放性是百年中国文学进程的连续性本质, 它从未完全失落过, 但不同的开放程度与开放意识标志着文学现代性的强弱变动。
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理论的探索, 是左翼文学建设的一项重要而艰难的工作。率先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只是旧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机械结合, 而依附其上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实质上是“浪漫的极左主义”。随后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初步纠正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开始拨正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最后的独尊文坛, 既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 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莎士比亚处理的是从本质上完全区别于荷马的母题: 英雄时代走向未落, 人类文明有了完全不同的课题; “英雄”从童年、少年走向青年、成年时期。在成熟以前, 他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成人仪式。“战神”奥瑟罗是“荷马式英雄”的精神后代, 在剧中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成人仪式。这是人类必须经历的成人仪式, 人类在这种残酷的成人仪式中生存了下来, 但并非完全“无恙”。
《我的光辉生涯》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代表作, 其女主人公西比拉的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以性格剖析为切入点, 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探讨这个人物的心理历程, 揭示了这个追求艺术的年轻女性的鲜明个性。
二战后, 西方盟国对德国实行了一场强制性的“再教育”, 这是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试图对一个民族的所谓“民族特性”进行全面改造的政治尝试。该政策是由英国首先提出的, 它主张用西方的民主传统去影响、改变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占领之初到占领体制结束, 西方盟国对德国的“再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涵盖了整个文教体制。“再教育”, 促使德国人民对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培植了民主观念, 从而使德国人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为德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蜕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文考察了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大萧条持续原因的客观分析研讨了胡佛总统在此期间的主要反萧条措施, 重新评价胡佛作为承接1920年代开启1930年代的总统, 在大萧条中他受制于他的经济哲学, 表现出既非很多美国民众看到的无能, 也不是传统学术界认为的无为, 而是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徘徊, 更多的是无奈。但是他的某些应对举措也曾经成为后任的借鉴。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疑古”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顾先生的治学方法论有“中”、“西”嫁接的特点, 他所选择的中、西两端的代表, 一为胡适, 一为崔述。顾先生“层累说”受到了崔述较深的影响, 其治学方法也和崔述一样, 一方面能够将史事的“原始状”与“传衍状”相分离; 另一方面, 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的“当下性”而忽视了史料的“滞后性”, 致使顾先生在疑古的具体操作中不免出现了某些误区。
传统观念把舆地之学仅视为史学的附庸, 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脱胎于舆地之学的历史地理学茁壮成长, 五六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成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 学科理论逐渐得到完善, 学科基本建设初步完成,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方兴未艾, 高质量的论著层出不穷, 在历史政区、疆域、产业、人口、城市、军事、交通、社会文化、古代地理学家与地理文献等领域均有所突破; 同时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也是成就喜人, 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研究日益兴旺。这一切均昭示着该学科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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