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 但是他却理性地认为贵族制必然衰落, 民主社会必然到来,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于是, 托克维尔分析了贵族式自由的特征、价值、弊端以及民主的本质。他相信在一个民主的时代, 自由不可能建立在贵族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避免民主专制主义, 以及如何避免以民主的名义破坏自由。因此, 托克维尔期望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而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民主和自由的结合会得以实现。
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居民之一, 色雷斯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印记。我们借助古代作家的记载, 得悉色雷斯人不仅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传统, 而且也保持着极富特色的风俗习惯, 从中映现了他们的民族个性与伦理价值观,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考察和研究这个古代族群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讨论令人关注, 单极化或多极化并非纯粹是一种学者间国际关系理论之争, 它既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理论表述与主观回应, 又体现着国家利益的诉求。21世纪的多极化可能会呈现许多新特点, 国际政治多极化已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 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 抓住“入世”与国际反恐怖主义大联合的机遇, 审慎驾驭中美、中俄、中日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不为其他事件左右, 集中力量为实现“三大任务”而努力。
20世纪90年代, 东欧国家在政治剧变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环绕此问题, 来自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士都注意到一点: 东欧转轨国家是否可以借鉴东亚模式的“强政府”?各方面对此众说不一。事实上, 东亚模式与东欧转轨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虽有一些共同之点, 但差异是明显的。东欧国家可以学习东亚经济起飞的成功案例, 但不能简单地借鉴东亚模式的“强政府”。
古代中国宗教的最基本的精神或倾向是巫术的。中国社会有着巫术存在的广泛空间。正是以此作为前提与背景, 巫术建立和发展起了其阔大的市场并由此而串起了它那漫长的历史之河。这既表现在国家生活中, 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其他宗教的比较, 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孔子到孟子的德性理论的发展, 其间经历了何种变化, 一直是困扰着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 这一状况得到了改观。郭店楚简中儒家类文献展示了原始儒家德性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 孔子的心性理论得到了深化, 孟子的身心一体论也有了理论前提, 儒家的德性修养论初步得以系统化, 德治主义的理想初现理论的光芒, 为孟子深入阐发儒家德性理论准备了基础。
流民是中国历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群体。19世纪60年代, 上海曾接纳过100多万流民, 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离开了上海。促成这一时期大批流民离沪的原因有三: 一为流民赴沪时的生存性动机; 二为上海恶劣的生存条件; 三为清政府垦荒、减赋的措施。透视上述原因可知, 人们的观念有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 城市的近代化也有一个渐次演进的历程, 此乃上海在其近代化初期, 未能成为流民离乡后最终归宿的症结所在。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 从引《老》、用《老》的角度, 论证古本《文子》当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 可以用“两次抄袭”的模型来解释。一方面是《文子》在引《老》、用《老》, 另一方面《老子》本文在流传的过程中, 也因为《文子》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者, 或兼具学者的品格; 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 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 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 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文旨趣, 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浓郁的感伤气息是蒋鹿潭词的基本特征。通过对鹿潭词中常用意象和词语的量化分析, 可以看到时代气息的感染、作者自身经历的凄凉和个人性格的孤介寡合是构成这种感伤特质的根本要素。
通过对体词和体词性短语充当各种句法成分能力的系统考察, 可以发现这两个功能相似的语言单位的差异, 亦即在具体的句法环境中, 体词和体词性短语充当句法成分的自由度是不同的, 而这种不同又是由于语义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给予动词语义上要求携带三含强制性语义成分, 不同语域的动词对强制性语义成分在生命度、空间度、动词主体成分与与体成分之间的定向控制关系上有不同要求。不同动词的强制性语义成分映现为句法成分时有完全映现和不完全映现两种映现方式, 句式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功能要求。不同给予动词的强制性语义成分在省略、移位、变换等语用变化上也有不同特点。
本文讨论殷周铭语文里的“()”字, 过去释为“()”或“()”, 没有定论。本文从字形分析切入, 通过该字所在语境的探讨, 结合相关字词的考释, 在否定旧说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见解, 认为该字就是后来的“()”字, 在铭文里主要有三种用法: 第一, 用作人名; 第二, 用作动词“行往” “前去”; 第三, 借为“護”, 表“辅佐”“辅助”。
“裹足”一词有不同的来源, 一来自《谏逐客书》“裹足不入秦”、《战国策》“杜口裹足”, 一来自墨子“裂裳裹足”; 来源不同则演变后的词义及用法有异。形容有所顾虑而止步, 是前一个来源; 形容行路的急切与艰苦或出行的情态, 指称行李盘缠, 是后一个来源。本文从区分不同来源入手, 对“裹足”的用例及误解作出梳理与辨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对企业集团的理论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 但是他们大都没有跳出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交易成本分析实际上只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 仅能在既定条件下分析各商业交易主体的哪些商业交易应当选用企业集团内部市场来组织、哪些商业交易又应当选用企业外部市场来组织或企业内部市场来组织, 但无法揭示在动态条件下企业集团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因而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所得出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将垄断和竞争因素以及专业化因素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 就能较好地理解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激励与约束是现代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但在现有的企业组织理论研究中, 一般只注重激励, 而忽视约束的作用。替代性约束作为所有约束的根本与归宿, 不仅是市场经济设计的基础, 而且能使激励政策更加完备。可信的替代约束也能成为一种激励。产权的人格化则能使替代机制变得更为可信, 既能激励具有经营决策权的人在职学习以获取企业家素质, 又能使真正的企业家替代能力缺欠但掌握经营决策权的人, 从而使公司激励政策实施具有高效的环境基础。
中日两国地处东亚, 两国的人口发展不仅在人口转变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人口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方面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而且在人口和国土的相对关系上也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考察中日两国深受人口与国土基本关系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人口分布、迁移与城市化等人口现象可以发现, 两国人口分布、迁移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 虽然不像人口转变、人口增长及人口高龄化那样形成比较明显的“东亚模式”, 而是存在较大的本质性差异, 但在发展过程及表现形态等方面也显示出不少共同特征。总结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相关经验, 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人口郊区化是我国大城市人口发展的新动向。1990年以来, 上海进入了城市人口郊区化阶段; 郊迁人口的主体是工薪阶层的一般市民; 上海人口郊区化将进一步加强, 在未来20年, 其中心市区人口将减少一半, 人口主要迁往近郊区。
)”字, 过去释为“(
)”或“(
)”, 没有定论。本文从字形分析切入, 通过该字所在语境的探讨, 结合相关字词的考释, 在否定旧说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见解, 认为该字就是后来的“(
)”字, 在铭文里主要有三种用法: 第一, 用作人名; 第二, 用作动词“行往” “前去”; 第三, 借为“護”, 表“辅佐”“辅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入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