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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是"居家养老"中最困难的老年群体，70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又是独居老人中更困难的群体。基于对成都市、呼和浩特市、大连市、广州市、上海市的城区3363名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收人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参与保障、环境保障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发现，70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在关爱类别的迫切需求上可细分为不同的特点，其"重中之重"的关爱对象也较为明确。有鉴于此，政府和社会应从供给侧完善对我国城区独居老人精准关爱的政策措施：强化"精准关爱"的理念；精准筛选独居老人中的重点关爱人群；精准确定不同需求独居老人的关爱措施；精准构建高龄体弱独居老人的全天候多重应急呼叫网络；精准推进符合大多数独居老人有效需求的机构养老；在社区层面尽快建立"独居老人信息库"。
亲属照顾者既是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支持服务的需求者。由于长期从事高负荷、繁琐复杂的照顾工作，长者亲属照顾者往往面临身心灵社等方面的压力，其多重的社会支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较为丰富的长者亲属照顾者服务支持政策，具体分为实际性、信息性、社交性、心理和情感性支持政策，这些政策不仅能有效保障长者亲属照顾者的权益，还能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而我国目前的长者亲属照顾者支持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长者亲属照顾者支持政策缺乏法律基础，长者亲属照顾者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补缺型福利特点明显。基于此，我国应完善政策体系和服务内容，为长者亲属照顾者提供经济援助和支援服务，并针对相关政策提供保障性措施。
随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我国城市高龄老人独居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其孤独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40%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约45%有时感到孤独，约15%经常感到孤独；女性、经济状况差和健康状况差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风险高；居住在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居住在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高；独居老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越低、关系越差，产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由于各种原因失去提供帮助的人会使独居老人产生较高的孤独感。未来进一步加速的少子老龄化对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变量。采用2001-2013年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土地市场化在全国层面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宜从以静态货币补偿为主转向以动态补偿为主，并体现区域差异性，特别是要提升中西部地区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水平。与此同时，应破除农地和城市土地权益不平等的土地二元结构，打通城乡不动产市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和住房市场，促使同地同权、同地同价；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平衡土地在区域间的供给，促使东中西部的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困难的代际差异，其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婚姻状况、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居住地区类型对两代农民工住房困难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上一年度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影响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租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比租住廉租房、私人出租房的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代际差异既直接影响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住房困难。为缓解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应当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与他们的可支付能力相适应的租赁住房供给，适时为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供应共有产权保障房，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改造宿舍或建造高品质的蓝领公寓。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深入推行，城镇女性的生育习惯与生育行为逐渐发生改变，面临因生育及二次生育而职业中断的窘境，聚焦生育与职业中断成为当前女性就业工作的重要环节。基于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因素，借助Probit模型剖析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生育和抚养意愿越强的女性越容易发生职业中断，生育年龄越大、生育间隔越长越有利于女性就业；家庭照料、就业支持和育儿假正向影响女性再就业；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和托幼服务对避免女性职业中断具有积极效果，劳动合同、就业培训和就业补助是女性就业的重要保障，性别歧视会加重女性职业中断。因此，应健全"二孩"配套政策，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在家庭内部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完善家庭照料体系；重塑组织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纳女性就业；努力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从而营造高涵养力的就业环境，建立健全生育与就业保障体系。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规模扩张为主，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是反向的；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质量提高为主，环境质量需求提升，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会呈现一致。目前，我国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之间总体上呈现负向的关系，并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建立绿色城市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加强土地供给侧改革，支撑绿色城镇化建设。
实现住房消费意愿与住房消费能力的均衡匹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目前，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意愿十分强烈，但其住房消费能力不足，且依靠住房公积金购买住房的农民工较少。通过计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可以发现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呈现城市之间的区域差异性，即在一二线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实现在务工地购房的可能性较小，而在三四线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则基本具备了这一能力。同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对购房的影响具有分层特征，即在各类城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性，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也同样如此。住房公积金作为一项重要的住房保障政策，应有效惠及农民工群体，以提高其住房消费能力，帮助其实现"住有所居"的"城市梦"。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应"因城施策"，以精准化支持农民工群体的住房消费，从而逐步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专题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的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主要有回乡建房、回乡购房和务工地购房三类；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建房和务工地购房，但是两者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老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高，购房的能力更强。两代农民工较大比例的回乡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表明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长期留在务工地，但是由于购房能力不足，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选择回乡购房或者回乡建房。
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构建全国15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供给侧角度考察住房市场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对房价存在着显著的抑制影响，平均而言，一个城市的住房租赁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城市住房价格降低约0.2%-0.3%。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城市，而在中西部城市并不显著。另外，在房价收入比更高的城市，住房租赁市场比例提高对房价的抑制效应更大，更有利于挤出泡沫。研究结论显示，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既可以增加居民住房选择、推进"租购并举"，也有助于抑制投机泡沫，是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长效机制的基石所在。
住房政策目标从促进住房安全、公平的社会属性开始，转化为兼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属性，并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过于强化其经济属性。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政策措施同时满足了两种目标属性的需要，使住房建设、住房消费与住房市场调控也越来越服务于经济目标。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过度依赖住房市场，家庭资产配置过多依赖住房，住房政策目标侧重点在两种属性间的摆动，将会造成住房市场不稳定、不平衡的发展，使住房市场的阶段性波动加大。不稳定的住房市场既损害住房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带来了社会经济问题。通过使住房更多回归居住功能，形成侧重社会属性的市场干预政策，建立多渠道的住房支持体系，使非居住房地产服务于宏观调控，促使住房市场稳定，可使住房政策目标能更好地兼顾其社会、经济的双重属性，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供需不匹配引发的社会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从生命历程视角对2008年和2011年广州住房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工作不稳定，重症残疾和离异丧偶比例高。居民的产权型保障需求在生命周期内呈倒U形趋势，30岁后产权型保障意愿显著下降。年龄越大、教育和收入水平越低、工作越不稳定和有学龄期子女的家庭选择租赁型保障比重越高、接受的通勤时间越短。急遽的社会和政策变迁影响特定家庭或世代的住房保障需求，特殊家庭受不利因素影响的程度更深，也更需要住房保障。住房保障目标应为低收入家庭生命历程的延续提供支持，保障房的规划布局和社区服务应考虑低收入家庭的生命历程，实现住房保障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
基于空间失配理论，保障性住房失配度可界定为保障性住房特定范围内公共服务配置未覆盖的程度。运用ArcGIS软件分析西安市保障性住房与公共服务配置的空间关系，发现时间序列上西安市保障性住房失配度在2007-2015年呈现出先下降后趋于平缓的趋势，失配度总体由失配向适配转变；在空间格局演化上，随时间推移保障性住房失配现象整体好转，但呈现出边缘化程度加重的状况，未央区、长安区、灞桥区失配现象较内城区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可将保障性住房失配现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中政策调控是主导因素，市场演变是基础因素，个体选择是内在因素。因此，应当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融合市场机制提高政策运行效率，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以推进住房保障事业的发展，实现不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过构建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因素评价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实证检验，在解析影响路径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与Dprobit模型对各因素影响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效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个人月平均收入、提供家庭补助与税收减免、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个人月平均收入影响最为显著；6岁及以下孩子数量、家庭月平均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消极。通过逐步实现政府主导的"婴儿所、托儿所、幼儿园"一体化学龄前儿童社区看护，对育后女性提供家庭补助或税收减免，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并进行分类帮扶，鼓励用人单位实施"柔性工作模式"等，可帮助城镇女性兼顾生育与就业，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推行保驾护航。
伴随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展开，中国城市相继出台人口和产业调整政策，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探讨城市采取上述调整策略时对它们的影响。基于Glaeser等（2006）提出的住房供给和城市发展理论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3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供给弹性是联系住房市场与城市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以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为代表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对城市人口、工资和房价带来影响时，住房供给富有弹性的城市表现出较快的人口增速和较小的工资和房价涨幅。该机制从供给角度揭示了住房市场在人口及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近年来，上海制造业地位不断下降，工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减弱。因此，引入新的要素以促进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创意设计与制造业融合的路径和模式的相关理论，结合上海的相关政策与典型案例，并应用历年投入产出表对上海创意设计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意设计与制造业的融合目前仍处于以硬投入为主的技术融合阶段，其中，制造业与创意设计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大规模"与"个性化"矛盾、所有权结构不完善制约制造业与创意设计的融合水平等则是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针对上述现存问题，政府、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应该集合力量采取培育本土元素、激发企业需求、引导跨界创新等手段予以重点解决。
通过计算2003—2013年97个行业的地区行业基尼系数和行业泰尔指数，发现中国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除安徽和湖南外各省份行业收入差距呈倒U形走势，泰尔指数在2003—2008年增长了17.9%，之后至2013年又下降了10.3%。线性空间回归模型表明教育年限与行业收入差距正相关，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结构效应，大专学历就业人数占比上升产生了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缩小效应难以扭转其他学历就业人数占比变化带来的扩大效应，总体而言教育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文中的其他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另外，行业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存在着类似"库兹涅兹曲线"的倒U形关系；行业垄断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服务业集聚水平、市场潜能、人力资本和市场开放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正相关。
1998年房改之后，我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同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稳步上升，两者间是一种偶然，还是存在内在关联?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均衡模型，在理论上推导出老龄化本应对房价存在抑制作用；利用我国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则发现老龄化在样本期内对房价总体上存在抑制作用，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差异性。这一发现可能与1998年城镇房改给这代老年人带来的一次性住房财富通过家庭代际转移逐步释放到住房市场有关。在特定阶段，老龄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房改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的加剧仍会不可避免地抑制房价上涨。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初步证实了上述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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