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著作并没有提供"天心"与"道心"两个概念的明确关联, 但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内在的逻辑"将它们联系起来, 就可以看到"天"的意识, 在他的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天的稳定性、规律性和善的本性明显提升了朱熹对理的道德倾向的信心, 也增强了他关于人类向善的能力或灵感的信念。
中国古代的"天命"范畴应当包括"天象"、"天数"和"天意"三重要素，其中前二者具有较多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体现出更强的解释性。正是在客观性与解释性所构成的紧张之中，给政治合法性之权力争夺，准备下了表演的舞台和施展的空间。因此，"天命"范畴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信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之一。
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自由、富强、民主等多种价值之上, 然而, 这些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下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西方近代启蒙以人的自然权利为中心目标, 但近代中国启蒙的核心问题却是双重的: 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的富强。于是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 民生利益与国家富强、普世文明与国家独立、民权与国权、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内在紧张, 其最终的历史结果是富强压倒了自由、国权压倒了民权、民主压倒了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同时遭遇心灵秩序、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的危机，民国知识分子上接晚清余绪，经受着以上三种危机意识。张君劢既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同时又是新儒家代表。在那样的时代情境中，他试图上接阳明心学之传统，同时移用西方康德哲学的资源，以求在新时代中开辟出知识分子心灵安顿的局面；而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同时受到了英美宪法理论与黑格尔伦理国家思想之影响，试图在中国嫁接出一套新的宪法与国家理论，期望以此消弭当时的政治争议。通过考察思想史脉络中的张君劢，可以体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中西与古今之争背景下的深刻的思想困境。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领先全国，而且直逼甚至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乃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与生育观念以及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将有可能带来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制约科技创新、改变家庭结构及其社会生活关系、弱化社会发展活力等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关方面可考虑采取适时调整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体系、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等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上海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老年保障问题; 而制定老年保障政策措施又必须充分注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效性。尽管近年来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老年保障措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为此，有关方面应尽快构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长效机制，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时推迟城镇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积极开展"完善农保"的试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从而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老年保障的基本思路。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居民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别特征，这些差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红利”和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转移。城市外来人口的突出问题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融入城市过慢。外来人口的增长变动，主要受制于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城市收获的“人口红利”，要反哺农村和农民工；要以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积极探索城市人口和谐调控的新路子。
从有机结构论到系统结构论，从单一整合功能论到多维功能分析，从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建构论，"结构—功能"方法在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这种宗教研究范式一方面是由社会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社会和研究对象宗教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仍需要"结构—功能"范式，并力求在对本土宗教的"结构—功能"研究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和方法。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有效率”，但苏南地区股份经济合作制改制却有着其自身内在的动因和逻辑，那就是村庄生活中“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的生存理性。可见，村社共同体内的产权改革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对这场产权改革具有更实际的影响。可以说，不仅改制的真实动因是由非经济的因素决定的，甚至股份经济合作社中的产权界定亦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中华文明有待复兴而西方文明势如洪流冲击全球的大势之下，我们必须了解在西方文明体系里面哪些东西是根本性的、积极的、历史悠久的，哪些则是次要的、短暂的、消极的或者已经为人抛弃的。我们也必须明白，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之中根本性的、积极的乃至历史悠久的东西，乃是西方文明传人不断创造、不断更新、不断发扬光大的成果，而决非抱残守缺的结果。反思中华文明的核心因素而予以发扬光大同样也是一件相当迫切的事情。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国际范围内的“休谟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型，由以前的“条块化”研究走向“整体性”研究，休谟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随笔等著作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且与休谟的哲学著作形成一种“相互印证和烛照的语境”，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三种迥然不同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
“republic”(共和国)一词源于古代拉丁语词“respublica”，但二者的涵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作品为核心文本，可以深入剖析“respublica”在拉丁政治传统中的内在意义。虽然古典思想家西塞罗和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分别认同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同样强调了“正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意义，同样体现了一种真正“罗马”的政治态度。
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要赶上时代和民族发展的步伐，必须要从正视现实开始，看清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前进的方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中国语言学缺少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缺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反思：1.对《马氏文通》引起的方向性转变的反思；2.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3.对语文教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语言理论作用的反思。二、分析了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动力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对“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理论，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并超过外国先进水平”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三、从宏观上提出了几个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乃至论争。
本文用事件整合类型学理论研究上古汉语，对72个移动动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上古汉语移动动词的义项中，携带离开、到达、路径等各类途径信息的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具有构架功能的移动动词系统，是动词构架语言。同时，我们还发现，上古汉语的使用者，在认知一个运动事件时，更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其来源或路径。
任务型课堂教学是如今第二语言教学中备受关注的教学法，但这一教学法中如何解决处理语言输入依然是需要讨论的。应该说在二语习得中，输入与输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任务教学法可以考虑把传统的3P模式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起来。
"三教合一"是明人阐释《西游记》的共同视角，"三教"在清人对《西游记》的文本阐释中则有着从"合"到"分"趋势。其中，以内丹道派的观念阐释《西游记》有着从粗疏到精致，从支离到系统的历史进程，是清代《西游记》文本阐释中的主流，影响相当深远。本文以《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为个案，参照《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通易西游正旨分章注释》，切入内丹道派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内丹道派与《西游记》阐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元祐时期，词学、佛禅同得繁盛发展，佛禅对词产生多方面影响。语言层面表现为：以佛语禅句入词；大量使用口语俗语甚至恶俗秽滥语；运用禅宗句式和语言方式；翻案创新。意义层面，表现为化用佛禅思想、意象、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抒发作者的情感，如牧牛、散花意象，人生如梦思想，返本归心、明心见性的参悟体验和精神境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还有一些词通首阐述佛理禅趣，以词说佛说禅。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词坛，此期词人为改善词的生存环境，还主动与禅交锋，留下了一些表现机锋的词作，显现出佛禅与词关系的生动性、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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