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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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

陈少明

2022 (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1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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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73KB) ( 135 )

对人类生活而言，物不只是物质利用的对象。从“特修斯之船”这个哲学公案的讨论，可以导向我们对物的形象多面性的理解。其中，作为纪念品的物的形象，所涉及的历史意识与人类对自身人格独特性及生命时间性的理解相关。作者构想的物的功能谱系，对观察中国哲学中的“格物”之争，可提供一个有启发性的参考框架。此外，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还要面对关于精神之“物”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这是一场思想的拼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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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醉狂到醉卧——中国酒精神的演变脉络

贡华南

2022 (4): 11-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2

摘要 (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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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92KB) ( 555 )

醉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文明中，并为不同文明所理解、规定与塑造。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赋予了醉以多样的精神内涵。随着时代思潮不断演进，醉的观念在断续中隐然成型：商周至汉，醉狂是常态，酒醉从神圣性剥落为单纯的欲望嗜好；汉以后，醉卧成主流。随着味觉思想在中国思想中确立，饮酒成为饮者的思想方法，“醉卧”成为酒民们自觉向内的精神探索活动，其神圣性得以一定程度的复归。醉狂向外攻击，与世界对立；醉卧不干物，内外和顺。醉卧者拒绝在世俗社会中确立自身，向安静恬淡醉乡的自觉趋近显示其超越尘想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被规训，软弱无力，以至于不再站立与施为；心无思虑，却陶然、秩然而不死寂。向醉卧的演进彰显出中国人内敛、内转的文化心理，抑制住酒的冲击力却也使醉者血性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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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之网”：思想的“全球性”流动

李宏图

2022 (4): 22-23.

摘要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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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内涵与变形：一项全球思想史的考察

张旭鹏

2022 (4): 24-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3

摘要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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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语境中的革命观念，最初只具有周期性地向过去的政治制度回归的特点。17世纪中期时，“革命”开始具有线性的、剧烈的政治变动的含义，逐渐接近“革命”的现代意涵。英国内战之后，革命观念日益世俗化，主宰革命的力量不再是上帝，而是理性和科学。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催生出体现了剧烈变动、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现代革命观念。海地革命的成功，赋予了革命观念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内涵。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考察革命观念的产生与变形，可以明确现代革命观念不只是欧洲的产物，也不只是产生于欧洲的革命观念全球传播的结果，它是源自欧洲的革命观念与不同地方因素彼此影响、相互成就的混合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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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终结”的观念

[英]理查德·沃特莫尔

2022 (4): 36-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4

摘要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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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发展商业成为各国的首要战略，为扩大市场、增加利润，重商主义盛行，国家间相互交战，强国侵压弱国，新的帝国正在成型。据此，启蒙思想家们将18世纪视作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期，宗教神学的狂热主义已经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特征，应对转变的失败导致了“启蒙终结”。这种悲观理念在弗朗索瓦·费奈隆对时代弊病的批判、威廉·荷加斯的画作以及时人对法国大革命曲折进程的感知中有迹可循。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人们不断尝试规划未来，主要表现形式为意图改变世界的系统论著和承诺迅速实现社会或政治转型的笼统计划。丹尼尔·笛福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率先提出关于战争的思考，版画《时代》生动讽喻动荡的社会现实。“启蒙终结”再现了18世纪末深刻的政治困境以及时人的普遍忧虑，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推进当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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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不同的生活试验”：约翰·密尔对“个体性”的理解与思考

李宏图

2022 (4): 44-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5

摘要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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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这一文本中，密尔在社会与个人这一框架中来思考个人的权利问题，提出了“个体性”这一核心命题，日后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在密尔那里，“个体性”既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又具有诸如“趣味”等多重的内涵，其宗旨是每个人在自我选择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个体性”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有着充沛内容和具体的指向，它不再是被外部所赋予，而是成长于自身的内在自然特性之中。一旦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每个个体的“趣味”与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保障，那么也就会极大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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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纪念的时间：全球思想史视野下的帝国日

朱联璧

2022 (4): 59-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6

摘要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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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针对纪念日的研究，大多采取民族国家的视角，而非全球史的视角。对纪念日的研究可以也应该被纳入到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内，这是因为纪念日从创设到实践，都会呈现不同群体对特定观念（如民族和帝国）的理解，呈现不同观念之间的影响。本讨论采用以“时间”为核心的分析工具，扩充现有全球史对时间问题的分析视角，以前人研究相对匮乏的帝国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和分析帝国日的不同变体及其在时间上的选择，可以厘清这一组纪念日所试图传递的理念是否产生效果以及如何发挥影响，并将此作为全球思想史研究视域下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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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迁移研究的人类学维度^*

[法]米歇尔·埃斯巴涅

2022 (4): 69-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7

摘要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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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549KB) ( 232 )

人类学多考察欧洲以外的文化迁移现象，但其路径和方法亦对欧洲内部文化史的研究有所启发。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和丁卡人的考察，贝特森对“纳文”和社会分化现象的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欧洲文化的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早期人类学的发展正源于欧洲内部现象的“投射”，马林诺夫斯基、弗朗茨·博厄斯和弗罗贝纽斯等人类学家，都对欧洲内部的文化迁移有所体会。此外，语文学和艺术史也发源于文化迁移，并对其方法论有所贡献。最后，人类学也丰富了对三边互动、记忆研究和语义概念史等既有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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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同冲突的化解：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方法

熊浩

2022 (4): 77-8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8

摘要 (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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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冲突的频繁发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意义。然而，对认同冲突的政论阐述，无法为冲突之有效化解提供具有操作意义的具体方法。通过对认同冲突发生机制的细致辨析可以发现，认同冲突的化解机制与传统的建制化纠纷解决方法存在着明显区别，对认同冲突的处置需要在不同人、不同人群之间进行深度的对话而达致理解。在认同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对话和理解不是抽象的理念或号召，而是一个从概念语词进入经验现场，从经验现场拓展结构意识，从结构意识实现人际同理的具体过程。该理论可以为认同冲突之化解提供步骤指引与方法依据，最终将认同冲突管理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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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

王宁

2022 (4): 88-9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09

摘要 ( 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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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看来，科技与人文天然就是对立的，因而他们便对数字人文抱有偏见。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研究诸多便利，使我们摆脱了繁琐的资料追踪和检索，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用于世界文学研究，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我们得出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这已被美国学者莫瑞提提出的远读方法所证明。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远读方法的运用虽然有自己的长项，但在具体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时，还必须辅之以细读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总之，数字人文并没有截然排斥人文，特别是那些文化和美学含量很高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它们都是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倾心创作出来的，任何才华稍逊于他们的人都无法替代他们。翻译也是如此，即使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也不能取代高级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翻译。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将远读与细读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科技与人文本身就有着某种互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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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发展阶段及文化特征

曾军

2022 (4): 98-10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0

摘要 (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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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宇宙”的讨论需要将“元宇宙”的艺术想象和技术实现这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它们带来的文化后果。当前热议的“元宇宙”呈现出艺术想象很丰满与技术实现很骨感的强烈反差。“元宇宙”的初级阶段只是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而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未来的高级阶段则是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包括将现实世界数字化的“镜像世界”和以虚拟现实技术创造出来不以现实世界为摹本的“拟像世界”）结合起来。“元宇宙”的初级形态强调认知脱离人的身体的相对独立性，试图建立一个“无人”的“不需要身体参与”的虚拟世界；而“元宇宙”的高级形态提出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缝对接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的身体因素，即“具身认知”问题。“元宇宙”的认知方式是“离身认知”和“具身认知”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数字孪生的“分身认知”的综合体。“元宇宙”初级阶段正在形成“隔离美学”的审美形态，但它与信息技术“万物互联”的理念相抵牾。随着“元宇宙”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其审美形态也会向着开放兼容、生成涌现的“联结美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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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周兴陆

2022 (4): 106-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1

摘要 (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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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在汉安帝朝约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但政坛多骨鲠之士，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王逸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同样是依经论骚，他迥然不同于此前扬雄和班固的明哲保身，而对屈原的讽谏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春秋繁露》“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影响了王逸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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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

朱刚

2022 (4): 115-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2

摘要 ( 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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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但苏轼、苏辙的诗歌则有意识地把“江湖”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在宋代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把“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有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有高人隐士、民情风俗、人文传承，充满诗意；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宋代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应。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江湖”跟“桃源”相联结的诗意构思，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正好与权力延伸的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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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徐赣丽

2022 (4): 125-1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3

摘要 (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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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大多是作为制造日用器物所需的技艺而存在，在科技发达和大机器生产的今天，城市中却涌现一股手工艺热潮，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以往的手工艺研究多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关注手工技艺的传承，虽然偶有论及当下手工艺发展的新趋向，但对城市新中产人群对手工艺品的消费和整个社会兴起的手工体验热潮缺乏深度的解析。手工艺在今天的新变不仅揭示了我国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转型对传统手工艺的巨大影响，也昭示了手工艺对当下国人建构有品位和自主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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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谱系的生成演进逻辑——以黄河流域山陕豫河神、雨神信仰为考察中心

段友文, 贾安民

2022 (4): 137-1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4

摘要 (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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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发生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并具有潜隐性、多元性、弥散性等特征。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信仰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其根脉孕育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围绕着物的生产与种的繁衍这两大需求，形成了以自然农业神信仰、社会保护神信仰、世俗化的儒释道信仰为主干系统的民间信仰谱系。九曲黄河、险象环生的地理形势和十年九旱、雨不逢时的气候条件衍生了独特的河神信仰与雨神信仰，经由灵验传说、人格化、世俗化等环节的演进机制，走向人们心灵深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发展要加强信仰内部各要素的互动，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各个环节的交融，发挥民间信仰对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和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功能，彰显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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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桂世勋

2022 (4): 145-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5

摘要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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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出生人口数高峰期的影响，在2021—2039年我国将逐渐出现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数高峰期，其峰值之高和延续时间之长空前绝后，并将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从而给我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带来严峻挑战。而对这一重要特点，各级政府和社会尚未给予高度关注。有鉴于此，应倡导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积极老龄化”理念，以及被列入我国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指导思想的老年人“社会参与”。进一步而言，促进老年人以各种方式“参与”不仅是“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内容，而且老年人适度“参与”有利于增进健康。尤其是低龄老年人的适度“参与”不仅有利于他们以各种方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作贡献，而且极大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功能发挥”，有效促进本世纪中叶我国的健康老龄化。基于上述认识，在我国制定2021—2040年期间的健康老龄化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以及其他相关中长期规划中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时，应明确写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影响，强调老年人适度“参与”不够或过度“参与”的风险隐患，坚持老年人因人而异适度“参与”的原则，扩展未来健康老龄化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在联合各部委制定规划时有关方面应在保留参与制定《“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的同时，增加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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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补贴制度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上海市的案例分析

杨翠迎, 刘玉萍, 李豪豪

2022 (4): 153-1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6

摘要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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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是保障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获取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性制度，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在全国建立最早，而且具有独特性，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整与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渐凸显出制度完整性减弱、标准缺乏调整机制、申请周期过长、补贴范围局限等诸多问题。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核心主题，是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升级和转型的重要契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对上海案例的系统剖析来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应遵循高质量发展观念，明确制度定位，在养老服务支付保障体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顶层设计，逐步扩大养老服务补贴范围，理顺养老服务补贴申请机制，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与长护险的衔接关系，以此推动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向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结合模式的转型与升级，提升制度的生命力和再分配的作用效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基本民生保障普惠均等的目标。以上研究成果，对全国其他省市区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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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及分类保障研究

王建云, 钟仁耀

2022 (4): 164-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4.017

摘要 (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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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庭结构变化和独生子女父母老化，人口迁移频率和空间距离增加，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独居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且日益复杂，其内部异质性凸显。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研究城市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发现：不同家庭类型独居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等生命健康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身体健康质量最差；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差。有鉴于此，建议建立健全社区独居老年人信息库，分类提供社区精准关爱服务和分类保障；为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提供家庭支持计划、邻里探视和紧急救助以保障其躯体健康；为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结对子”关怀和心理辅导以保障其精神健康；为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构建和谐邻里、鼓励他们社会参与及提高生活满意度以提高其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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