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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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冯契与超越

[美]迈克尔·斯洛特

2022 (5):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1

摘要 ( 415 )

HTML ( 282 )

PDF(612KB) ( 169 )

遵循冯契倡导的“世界哲学”理念，以兼顾系统性和基础性的方式融汇中西方哲学，无疑能焕发哲学研究的新生机。为此，有必要激活“阴阳”这对古老的中国哲学范畴，把“阴”界定成接应性，“阳”则为有指向的主动目的，阴阳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且互补共生。一旦纳入更新后的阴阳理念，那么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心智哲学、伦理学乃至形而上学领域里的诸多困境便能迎刃而解，相应地，西方哲学中的心灵、移情、实践理性、物理过程以及抽象实体等核心概念亦能得到更加有效的说明。尽管从事世界哲学工作需要研究者们着力进行概念辨析、文本互证和理论构建，但出入于各种传统的交互合作将会把哲学探索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即为世界哲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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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共同体意识及其困境

朱承

2022 (5): 10-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2

摘要 (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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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69KB) ( 274 )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说，墨子思想颇有值得发掘之处。墨子崇尚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天下一体”共同体理想，个体之间能够互爱互利，个体热心公共事务并能为共同体“兴利除害”，不同共同体之间也能实现意志一致和大规模协作，从而消除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害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天下之乱。当然，墨子思想里也存在着忽视个性化的自由意志从而导致极权专制的倾向，也缺乏对推动意志协调一致的有效路径之思考，有必要予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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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唯物史观中现代法律秩序的知识基础

潘伟杰

2022 (5): 2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3

摘要 ( 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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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29KB) ( 365 )

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法律现象的革命和批判的精神，告诉我们如何理解法源的现实基础，如何对法权关系的本质进行解蔽，并最终通过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崭新理解，去寻找当代中国法治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选择的正当性。在这些问题上，充满了现实的批判和理想的叙述，这些决定论及辩证法的思维，避免了理论陷入理想化的玄想或独断性的教条。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理论面相，它指出了人们对探求现代法律秩序的知识基础的基本共识，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观所担负的责任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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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亡实存的科举：清末的孝廉方正举荐及其朝考

张仲民

2022 (5): 33-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4

摘要 (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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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69KB) ( 333 )

废科举后，清廷还继续举办有包括举荐孝廉方正在内的多种考试，在举荐孝廉方正特科实行过程中，其原本具有的科举属性和弊端仍被延续，遂引发时人和舆论的极大关注。这也提醒我们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余留下来的包括举荐孝廉方正这样的举荐或考试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曾大大激发了时人的科举崇拜情结，因此非常有必要考察和重构清廷废科举之后残余的科举考试制度的运作及其产生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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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端”之外：吴虞思想的诸多面相

赵妍杰

2022 (5): 44-5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5

摘要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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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研究较多关注吴虞非儒、反孔、非孝等为五四新文化人所看重的主张，而忽略其思想中的其它面相，有意无意中割裂了其思想的整体性。吴虞深受章太炎和廖平的影响，重史而轻经、重小说而轻正史、重文言而轻白话、重视独立见解而轻视流俗之见，进而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作为政论家，吴虞渴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国家，强调国民的政治参与是以良好的教育与学术为基础，进而支持省长民选和联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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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的中国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对华认知的重塑（1966—1972）

张焮

2022 (5): 52-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6

摘要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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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02KB) ( 540 )

美国中国学自诞生以来，在书斋和现实之间就有一条清晰的连接线。但关于美国中国学如何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认知及对华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基于相关档案和原始文献，爬梳半个多世纪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群体走出象牙塔的中国学，可以再现学术上的“现代化范式”如何推动美国各界走出“麦卡锡时代”阴影、理性认识中国，并助力美国对华政策从孤立转向接触的具体历程，进而揭示美国中国学上“知识生产—公共舆论—对华政策”的互动结构，探索美国中国学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扭转当前美国对华认知误区、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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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人画：从苏轼到郑板桥——“墨石诗意”七百年

夏中义

2022 (5): 63-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7

摘要 (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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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02KB) ( 1881 )

将传统花鸟画中的那块“石头”（造型元素），从美学上分出“墨石诗意－拜石怡性”两类，作为标识“士人画－文人画”分野的器识性符号，意义有三。其一，从北宋苏轼到明代董其昌，对文士抒写心志情趣之笔墨本有“士人画”“文人画”之别称，但董其昌后的画苑却让“文人画”称呼含混地“涵盖”了“士人画”，本文提炼的“墨石诗意”，旨在佐证“士人画”所以异质于“文人画”，因为前者对画家道德情怀之倾注，远胜对笔墨技巧之逸趣。其二，以“墨石诗意”为视角，从北宋到清代的中华画史，可分出“士人画”“文人画”两条流脉：前者从苏轼到郑板桥，后者从米芾到陈洪绶。这是古贤以绘石来表征的彼此生命角色自期。其三，“墨石诗意”所纵贯且通融的“东坡怪石”与“板桥竹兰石”，不仅可鉴君子诗哲谱系之千古传承，更可鉴哲贤眼中的“石头”自古不是自然界的冰冷物体，而是哲贤应对浊世陋习时，尚能持志安魂的精神根基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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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男性气、女性气——英美“旅行写作研究”的性别视角

陈晓兰, 周灵逸

2022 (5): 80-8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8

摘要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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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12KB) ( 654 )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也是培养男性气的仪式性的旅程。古代史诗、传奇及殖民地书写通过描绘男主人公在异域未知世界的冒险、探索、生存斗争，彰显其身体、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如果说，旅行使男人成为男人，那么，旅行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19世纪英国那些离开家庭、走出国门、在陌生的异域旅行并写作的女性旅行家，颠覆女性气的传统惯例、重塑女性的自我形象，参与帝国的知识生产以及对于他者文化的建构。在殖民主义语境下，从性别视角检视19世纪英国的女性旅行写作，为理解性别解放与帝国事业、女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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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时代的图文诗学——九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胡晓明

2022 (5): 90-1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09

摘要 ( 207 )

HTML ( 16 )

PDF(1118KB) ( 330 )

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要回应时代，发展出一套新论述。现今恰逢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缘，正是有了现代新技术、新媒体这样的手段，使得今天这个时代成为文化传统在普通中国人当代生活中重新复苏、回转其生命的时代。在信息获取方便、快捷、灵活等值得珍惜的技术赋予的优点之外，要尽量避免浅、碎、滑、外重内轻等的弊端，要用文学给它一个深度，以古典给它一个细腻、风雅、温柔与敦厚。从古典诗创作来说，直到现在仍看不到机器人写出的好诗，因为诗人是集想象力、判断力、同情心、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格局、见识于一体的，永远是中文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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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伦理的治理创新

计海庆

2022 (5): 101-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0

摘要 (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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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14KB) ( 112 )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从治理层级的提升，治理工作本身的完善发展，应对新兴研发模式的挑战和推动中国特色治理经验国际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的要求。从治理模式上看，它包含了从单纯注重负面后果的被动治理，向覆盖了从源头到应用全过程的主动治理的创新转变，这是由科技伦理的本质和要达到的治理效果决定的。从治理领域上看，它包含了从科研伦理向技术伦理的创新拓展，即从单纯注重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拓展为对新兴技术产品应用的伦理问题的关注，这是由后者伦理问题高发的现状决定的。从治理抓手上看，管控伦理倾销和关注人类增强技术是具体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应着力聚焦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要求，后者体现的是对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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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法]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

2022 (5): 112-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1

摘要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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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90KB) ( 226 )

在过去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即“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它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地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新的社会不平等在赛博无产阶级、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的生产中形成。在情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演自我的叙事。这种压缩的个体在国际数字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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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确定性：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

顾楚丹, 文军

2022 (5): 121-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2

摘要 (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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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34KB) ( 425 )

数字平台企业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内核和发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劳资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长。以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为分析对象，发现互联网“大厂”与实习生共同存在的减少不确定性动机是制造“同意”的前提。面对外生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平台企业以“大厂化”和“主体赋权”作为组织控制的有效策略，实习生则借助实习“经纪人”、网络社群参与及组织化动员、文化层面的自我价值化等主体性实践方式来应对身份与劳动的不确定性。劳资双方应对不确定性的实践行动中产生的交互价值对平台治理乃至社会治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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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协同障碍与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市“一网统管”为例

徐连明

2022 (5): 133-1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3

摘要 ( 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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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3KB) ( 484 )

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是推进数字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很多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实践正方兴未艾，而上海则是其中的一个标杆性城市。我国城市数字化治理中遭遇到一些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障碍，且障碍与其化解办法之间相因相生，往往导致其得不到实质性化解；因此，如何通过“技术-组织-职能”协同加以有效化解，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技术-组织-职能”是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三大要素，实践证明只有三者协同治理才能化解数字化治理中的诸多顽症。当前，许多协同障碍产生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数字化”阶段，而尽快迈向“数字化协同”阶段则是一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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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杨连星, 马一诺, 王秋硕

2022 (5): 145-1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4

摘要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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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26KB) ( 163 )

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构建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以及微观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指标，对二者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多种实证估计后发现，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呈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距离的显著异质性，即双边文化距离越小、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移民网络能够通过增强华商关系网、降低两国价值观差异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互联互通的华商网络，能够改善跨国并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跨国并购交易成本，进而促进跨国并购。由此，要增强海外移民网络建设，进而增进我国企业与海外华商之间的往来，尤其要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移民网络的作用，同时推动移民管理和跨国并购相关管理政策的贯通融合，从而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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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困境公司能够通过并购实现脱困吗？

李云鹤, 朱林染, 谭卓鸿, 钱张瑜

2022 (5): 161-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5

摘要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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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实现方式。深入揭示并购在财务困境企业脱困中的作用，有助于为企业走出困境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现有关于财务困境公司并购脱困的文献多将困境公司作为被收购方，而忽视了财务困境公司作为并购方实现脱困的问题。为弥补这一不足，选择2004—2015年面临财务困境的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另一角度考察财务困境公司并购的短期价值与长期绩效，其结果发现：财务困境公司主动并购既能够带来显著为正的短期市场价值，也能够带来公司长期绩效的改善；并购后，将通过降低公司冗余资源而提升困境公司的长期绩效，也将通过提高公司偿债能力而促进财务困境公司长期绩效改善。这为我国财务困境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脱困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陷入财务困境公司的后续发展及政府相关支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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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张云, 杨凌霄, 张紫婷, 尹筑嘉

2022 (5): 175-18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5.016

摘要 (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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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5KB) ( 510 )

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和风险高的特点导致其获得高质量融资较难。另一方面，目前股权质押融资已成为我国企业控股股东相对便捷的融资方式。因此，有必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生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以及明确融资约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此，通过构建模型开展实证检验后证实，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直接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而且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更加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即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国有性质的企业通过其他融资渠道削弱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完善监管，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促进各方面形成绿色发展共识，从而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鼓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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